【按】

近年來的全球抗爭極具傳染效應的在世界各地爆發，它不同于傳統的有組織、有綱領的社會運動，以至于除了保守派對其極盡污名外，連激進左翼也對其保持了距離——認為它們無法企及左翼訂下的高標準：它們太自由化，太暴力，太被動，太不正規，太民族主義，太屈從于現狀，或是太耽于身份政治。

本文指出，我們自2008年所見證的，是“非運動”（non-movements），即“分散的、無組織的行動者的集體行動”的持續發展。這些“非運動”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革命化的，而是一種“被動抗爭”（passive revolts），即對于我們這個時代客觀失序的主觀表達。它們首先反映出的是在持續的停滯和緊縮之中，政治日益失去其合法性。

作者反對外部對于“非運動”所體現出的“身份政治”面向進行不加區分的指控，盡管階級依然是進行區分的主要參照，但今天決定階級歸屬的已經包括很多不同的變量，例如年齡、性別、地理、種族或宗教等，它們既是社會斗爭的渠道也為其設限，并且讓身份政治演變為階級斗爭的真實表達。事實上，正是裂解的階級結構使得身份認同成為停滯不前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政治范疇?！胺沁\動”揭示了人們如何在經濟必要性之外的范疇中構想現實，與此同時它們也在同通常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機制所造成的后果進行斗爭。作者強調，身份政治是新自由主義主體政治化的必要模式，對該主體來說身份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必要的，既會賦予其力量又會反過來削弱它。這種政治不能被簡單地對應到“真實的（real）與建構的（social）、“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革命”與“改良”的戰略劃分上，因為其在斗爭中的可操作性導致的是身份的合流，包括斗爭本身引發的合流。

“非運動”覆蓋了前所未有的人群，我們正在見證一場“沒有革命的革命者”的生成，因為上百萬計的人們走上街頭并且被他們集體宣泄的憤怒和厭惡所改變，但卻（尚）未能夠出現任何超越資本主義的一致的概念。它們的作用是讓這種政治秩序變得無法管治。

本文原文發表于《尾注》（Endnotes）， 是駐扎在德國、英國與美國的一個討論小組發表的刊物。

2020年五月初，反對饑餓的示威游行在智利首都圣地亞哥爆發。封城讓人們沒有了收入，使得他們陷入饑餓之中。一場大規模的自組織社區公共廚房運動開始在全國開展起來。當月晚些時候，墨西哥則爆發了另一場示威活動，起因是一位因為沒戴口罩而被捕的建筑工人吉奧瓦尼·洛佩茲（Giovanni López?）為警察所殺；同時在印度，成千上萬絕望的外來勞工也打破了宵禁規定。美國和德國一些亞馬遜倉庫的工人們已經開始罷工，以抗議糟糕的應對新冠疫情的衛生安全規定。【1】然而針對這家全球最大零售商的工人運動聲浪隨后很快被淹沒，取而代之的是在五月底，人們收看了警察殺害喬治·弗洛伊德的現場視頻后，因憤怒而點燃的一場席卷美國的空前規模的群眾運動。后者最初主要由明尼阿波利斯的黑人居民主導，但很快就有來自各地、各種族、各階層的美國民眾加入其中。在起初的亂局中，人們甚至可以在因應匿名者Q時代（QAnon，注：發源于美國遍及西方世界的一場基于陰謀論的右翼運動）而出現的所謂“傾斜陣線”（Querfront）民兵中找到這場運動的支持者。【2】

起初，新冠病毒的出現看起來意味著階級斗爭將暫時停滯，或者至少會賦予壓迫者及其機制以額外的資源手段。至少這是三個上了年紀的意大利異見人士的預想，他們在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最初幾周時間里發布了令人憤慨的攻訐。【3】而事實上，一如朱利安·顧巴（Julien Coupat）近來所主張的那樣，封城的確表現出“一種新的管治與生產模式，一種特定類型的人。”因為封鎖的緣故，加之健康在智利作為一種昂貴的商品而引發了人們對于瘟疫的普遍擔憂，自2019年10月份以來撼動智利的大規模運動也隨之被打散。在養老金改革捆綁著第一輪針對新冠疫情的緊急應對措施，最終繞開議會獲得通過之后，法國因這場改革而爆發的長期總罷工也隨之戛然而止。有那么一段時間，巴格達、貝魯特的抗議者們被迫離開街頭，那幾個意大利異見人士的觀點似乎也被證明是對的。但沒過多久，世界各地的群眾又打破了讓近一半人禁足，且讓世界經濟陷入巨大衰退的宵禁和封城令。

幾乎在美國因抗議弗洛伊德遇害而爆發大規模示威的同時，成千上萬要求獲得經濟援助的巴西人從圣保羅的貧民窟游行到州長官邸，而哥倫比亞和薩爾瓦多的群眾敲打著瓶瓶罐罐走上街頭，以抗議不斷惡化的生活水平并要求結束封鎖令。七月，成百上千塞爾維亞群眾因為政府重新開啟宵禁而沖擊了議會，而在埃塞俄比亞，流行歌手哈卡魯·洪德薩（Haacaaluu Hundeessaa）遇害，引爆了一輪暴力示威，以致超過150人喪生。接下來的一個月，埃塞俄比亞的鄰國肯尼亞也出現了相似的情況，首都內羅畢的貧民窟民眾奮起反抗在宵禁執法過程中殺害了至少20人的警方；而白俄羅斯則在一場一如既往地將權力交到盧卡申科手中的選舉過后，面臨著示威、動亂和罷工的沖擊。九月，哥倫比亞律師奧多內斯（Javier Ordó?ez）被警察電擊致死，又讓該國見證了新一輪的動亂；馬德里和那不勒斯的工人階級社區則起來反抗警方和封城令。本文寫作期間正值尼日利亞的另一輪大規模示威活動，目的在于抗議暴力執法和腐敗的警方，而同時印度則正在經歷著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罷工行動。

圖1: Economic growth rates, OECD countries, 1960-2020

我們當前所處的時代或許映射出了人類面對一系列機制的蛻變（metanoia）（一種變化或轉向），這套機制和陳規無法再將我們所屬的物種順利地改造為除了雇傭勞動力和資本之外無處棲息的動物。歷經數十年的增長率下降和失業率高企后，我們如今正處于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全球衰退之中（見圖1）。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布了“有記錄的72年來最嚴重的月度失業率”，而同時英格蘭銀行則警告稱“英國將面臨1706年以來最為嚴重的衰退。”印度法里達巴德（Faridabad）的同志們最近宣稱“資本正在狼狽地撤退。資本如今極度虛弱。它正搖搖欲墜?！边@種判斷或許過于樂觀了，但如今非常明顯的是，這種經濟模式所生產出的“特定類型的人”并非基于社交距離和自我監管上的孤立個體，而是一群心懷不滿、準備反抗的人們。他們已經在全球范圍內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走上街頭，是因日益惡化的生活條件、異化以及警方而感到憤怒所導致的、一波多種身份認同的合流（confusion）。

一、“非運動”的全球累加

預言新冠大流行的后果還為時尚早，但毫無疑問，自2008年經濟衰退以來引發的抗議大潮時代還未結束。給當年——借用奧巴馬的話——希望與改變的夢想帶來生機的大多數抗爭要么是為國家的鎮壓瓦解并演變為內戰，要么是變成政黨以求插手管理我們這個世界業已停滯不前的經濟。但如果說希冀改變是幼稚的，那也只是因為真正的改變，在ISIS的崛起中，在塞西在埃及的政變中，以及在新民粹主義的大肆擴散并讓特朗普、維克托·奧爾班、博索納羅甚至馬克龍和鮑里斯·約翰遜等政治強人掌權的過程中，展露了它們夢魘般的底色。

一些人試圖通過經典的“革命-反革命”辯證法來理解自占領華爾街到特朗普上臺以來的變化。然而，我們根本不清楚自己是否見證了某種“反革命”，因為這個世界上的特朗普們只會激化沖突和分裂，以至于秩序派也會暴露出自己其實是無政府主義派的事實。【4】這批新民粹主義分子無力打造任何真正的霸權，而只能夠造成人群的對立。【5】拜登的勝選表明，對于法西斯主義的恐懼被夸大了。但這個星球上的拜登們也只能加深分裂，最終剝掉民主進程的合法性。如果存在一種非自由化的發展進程，那勢必也會受制于各國當局對于抗議運動所采取的日益嚴苛的打壓手段，一如我們如今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那樣，這些抗議者要求獲得對自己生活的主導權，以及和平、秩序和安全，而這是特朗普們、拜登們，哪怕桑德斯們都無法給予的。【6】圖2右軸的指標（綠色線條）顯示，2008年到2019年間，全球范圍內的反政府斗爭以每年11%的幅度增加中。左軸（紅色線條）則借由衡量民眾對于民主制度的滿意度，展示了自2008年以來政體合法性的逐步下跌。本文其他各處出現的數字也說明了各個地區所呈現出的同樣的統計結果。這張圖片清楚地表明，自2020年5月份以來出現的新一輪抗爭運動意味著我們正在朝一個更具破壞性的十年走去?？範幉⒎莿傋咴趤淼穆飞希呀泚砹耍⑶以谌蚍秶鷥饶陱鸵荒暌愿蟮膹姸日归_中。【7】

圖2: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ll countries 2000-2020

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正穩步走向一個意味著革命將不可避免的“歐米伽點（omega point）”。這些運動可能只是單純意味著我們進入了一個無法管治的世界。但我們也可以在今天重復和堅持雅克·卡馬特（Jacques Camatte）1972年所說的：“在五月風暴過后，生產革命者的運動出現了?！比澜绲娜藗內绻皇窃趻仐壻Y本的話，起碼也是在表達他們對于現狀真切的不滿。2008年以來抗議運動的累加所折射出的是擁有大規模動員和真實表達異見的人員的增長，他們已經潛移默化地會開始“理解革命的現實需求?！币蚨幢阄覀儺斍暗臅r代在短期內還不是一個革命的時代，但從根本上講它也具有破壞性且有可能與資本主義生產模式決裂。斗爭，以及隨之產生的受反抗乃至革命需求所洗禮的人員的累加，是任何關于戰勝資本主義的嚴肅討論的先決條件。

沒錯，革命并非是一所學校，我們也不能指望像相信個體記憶（或誤讀）那樣相信集體記憶。但過去十年來社會不滿的累加似乎仍在持續，并且，日益形塑了斗爭的地景。這不僅僅是因為反政府運動已經重整了政治生態，一如意大利的五星運動和馬克龍的前進黨的例子一樣，后者組織集會并復刻2011年那套非左非右的說辭。這也不僅是因為廣場運動、青年抗爭和類似的運動為如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和西班牙的“我們能”（Podemos）的出現打下基礎，并且擴散了杰里米·科爾賓和伯尼·桑德斯的愿景（與之相伴的，是民族主義右翼增長實為民粹主義轉向這一事實）。不，我們堅持認為自2008年來，社會不滿的累加標志著階級斗爭的持續加劇，理由很簡單，因為自2011年來的運動大多遭到了殘酷的鎮壓而失敗，要么最多宣稱獲得了慘勝，但變革的幽靈并沒有被驅散。【8】

相反，我們這個時代的無政府狀態說明了大規模的抗議、動亂以及（值得強調的）罷工潮已經成為了新的常態。【9】比方說在智利，我們可以看到一條紅線，它串起了從2006年那場成千上萬高中生因要求免費交通和教育改革而癱瘓教育系統的和平革命（la revolución pingüina），到2011年更加暴力和普遍的抗爭。而在2019年我們看到了強度更大的跳躍式發展，當時群眾涌向街頭，表達對皮涅拉總統向民眾宣戰的憤怒，最終導致了憲法的全面修改。【10】類似的軌跡也可以在其他很多國家找到，例如在美國，緊隨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是黑命攸關（Black Lives Matter），后者則為今年該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掃清了進路。大規模的抗爭和激烈的社會沖突正在變成我們當前這個時代稀松平常的面向，哪怕是激進左翼都認為它們無法企及其訂下的高標準：它們太自由化，太暴力，太被動，太不正規，太民族主義，太屈從于現狀，或是太耽于身份政治。

在本文中我們認為，事實上我們自2008年所見證的，是美國伊朗裔社會學家貝亞特（Asef Bayat）所說的“非運動”（non-movements），即“分散的、無組織的行動者的集體行動”的持續發展。這些非運動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革命化的。它們更接近于卡馬特最近所說的“被動抗爭”（passive revolts）：對于我們這個時代客觀失序的主觀表達。【11】它們首先反映出的是在持續的停滯和緊縮之中，政治日益失去其合法性。這是一種在民主合法性的衰退中日益上升的非運動的集結，覆蓋了數量前所未有的人群，足以使我們把當前時代的趨勢稱之為不通過革命而進行的革命者生產。

有關非運動的例子，貝亞特列舉的是埃及無組織的貧困人群斗爭，土耳其青年為恢復及實現他們理想生活方式所作的斗爭，以及智利、印度和美國的女性在家庭和公共領域呼吁性別平等的斗爭等。在這些斗爭中，“訴求的實踐（claim-making practices）”使得他們能夠感受“直接的行動，而不是對當局施壓以使其讓步——后者是既有有組織社會運動的常用手段（例如勞工或環境運動）。”

這種實踐通常會披上身份認同的外衣。就像工人階級從屬于一個新興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后者經由沿著階級界線劃分出的政治場域造成的兩極分化而生成，如今的階級分裂也塑造了非運動的基準。在一個債務作主的時代，大量人口處于沒有儲蓄甚至是負債狀態下，階級分化瓦解的不僅是工人運動的基礎，還包括民主制度。因而今天對于無產階級，乃至越來越多落入其中的中產階級們來說，轉用別的分類標準來厘定自己在日益崩解的世界秩序中所處的位置是合理的。階級依然是我們進行區分的主要參照，但今天決定階級歸屬的已經包括很多不同的變量，例如年齡、性別、地理、種族或宗教等，它們既是社會斗爭的渠道也為其設限，并且讓身份政治演變為階級斗爭的真實表達。【12】

正如我們在下文闡明的那樣，我們并不想擯棄、譴責或謬贊身份政治，也不會將其與自由主義或改良主義混淆在一起。【13】然而需要承認的是，非運動有著自由化的一面，因為它們所直面的是當前時代的非自由趨勢。例如，法國的抗議者們當前所反對的是針對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新一輪嚴苛管控，包括一項不得拍攝警方影像的禁令。我們也可以說非運動的基礎是塞爾吉奧·博洛尼亞（Sergio Bologna）在描述意大利70年代的自治運動時所說的“地鼠部落”（the tribe of moles），但它們的形式也表現出了一度為拉什（Christopher Lasch）和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所哀嘆的社會的亞文化化和嬰兒化。與此同時，身份的合流也削弱了交叉性視角下將階級視作一種身份認同的理論，因為正是裂解的階級結構使得身份認同成為停滯不前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政治范疇。

此外，針對身份政治的外部批評并無必要，因為非運動本身就對其在日常實踐中顯示出的局限展開了內在的批判。它們揭示了人們如何在經濟必要性之外的范疇中構想現實，與此同時它們也在同通常被稱為新自由主義的機制所造成的后果進行斗爭。對我們而言，身份政治是新自由主義主體政治化的必要模式，對該主體來說身份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必要的，既會賦予其力量又會反過來削弱它。這種政治不能被簡單地對應到“真實的（real）與建構的（social）、“工人階級”與“中產階級”、“革命”與“改良”的戰略劃分上，因為其在斗爭中的可操作性導致的是身份的合流，包括斗爭本身引發的合流。

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爭，以及在美國被恰當地命名為“大覺醒” （Great Awokening, 注：wokeness特指在種族方面有進步意識，認同有色人種的抗爭）的種族態度轉變，正是這種模式的表現之一，且揭示的是非運動的人類學性質。很大程度上，我們正在目睹的，是針對不再適用于去工業化下的無產者們的種種道德觀念、代表方式和生產模式的叩問。但即使是抓住了非運動的不同點的人們也常常無法察覺到這種轉變。對貝亞特來說，非運動體現的是一場“沒有革命者的革命”，因為它們引發的爆炸式抗爭并不“基于戰略愿景或具體計劃”。對于像邁克爾·林德（Michael Lind）這樣的身份政治批評者來說，非運動意味著資本主義的深化，而不是對其的馴化或超越。但這兩者都誤解了非運動的內在動力。一方面，就像我們已經闡述過的，與貝亞特相反，我們正在見證一場“沒有革命的革命者”的生成，因為上百萬計的人們走上街頭并且被他們集體宣泄的憤怒和厭惡所改變，但卻（尚）未能夠出現任何超越資本主義的一致的概念。另一方面，我們反對林德的說法，而是認為非運動所指向的是我們時代的破壞性內核，是資本主義停滯所預示的政治危機這一事實，以及相應的傳統意義上的政治運動的終結。

按照卡爾·施密特的定義，傳統意義上的社會運動是在非組織的民眾和國家之間的調解。這種運動試圖組織或動員行政或政治范疇下的“人民”，后者被用以超越區分既定民族的身份認同，因而這種運動通常會通過暴力壓制特定群體的利益乃至群體本身。與之相反，非運動表達的是與身份政治相對的維度，它們并不生成人民，也很少表述清晰且政治的或積極的訴求。要不然它們就是生產無止境的局部訴求，或者時不時推出一些自相矛盾的訴求——也因此它們就像九頭蛇一般，其諸多訴求都無法自洽，但其存在是短促卻又暴力的。

當然，在我們所目睹的全球各地諸多囊括了大量無產者和向下流動的中產階級的非運動之中，有許多都企圖將它們自身構建為一個新主體。它們有時候會聯結政黨、工會，以及其他一度屬于社運和意識形態世界、如今又大多作為亞文化奇怪構成存在的組織。誠然，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又回歸了。但就像吉爾·多維（Gilles Dauvé）所指出的，像黃背心運動那樣，非運動往往只能夠動員烏合之眾（rabble）以破壞現狀。它們促成大規模的憲法修訂，扳倒政府，迫使總統或總理們辭職（就像最近在智利、秘魯和危地馬拉所發生的）。但因為它們代表的是停滯中的資本主義的危機，而它們的作用又是讓這種停滯變得無法管治，那非運動所指向的就是一種走出工人運動之廢墟的普世主義的需求。

在這個身份定義階級的世界，無產階級的憤怒是黃色的（如黃背心運動）或黑色的（如喬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而非紅色的。加斯帕·米洛什·塔馬什（Gáspár Miklós Tamás）所描述的從工人世界到無產者的世界的演變軌跡已經讓階級斗爭超越了傳統形式和政治話術。但我們所要闡述的要點并不僅是再一次說明全球的工人運動自1970年代以來已經日漸式微，階級構成本身消極地揭露出其自身的裂解，因此新的意識形態象征形塑了抗議和重組了社會運動。我們想強調的是非運動的邏輯所表達出的“身份政治”的相對維度以及社會基礎，無論它源自右翼或是左翼。與其念叨一連串身份認同這種無稽之談，關鍵還是在于一個日益具有破壞性的現狀是如何為身份問題所命中的，并指出任何關于解放的討論都需要立足于這一點。

我們如今所目睹的是一種普遍的身份認同混亂。這種混亂既可以在美國看到——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自由派推倒雕像，加入到黑人無產者和大量白人民兵的陣線中以對抗警察；這種混亂也可以在法國看到，那里的工人們一度在街頭合唱國際歌但如今更多高喊“Aou! Aou! Aou!”（來自扎克·施耐德的電影《斯巴達三百勇士》）這一口號，在揮舞法國國旗的同時又不忘褻瀆法國最具愛國主義氣息的紀念碑：凱旋門。在智利，2019年10月一群高中生——運動真正的先鋒隊——首先舉出“逃脫”（evade）的標語，反對交通費用上漲，但很快就擴大為一場反對經濟萎縮和警方暴力的普遍性抗爭，后者所使用的標志是土著馬普切人（Mapuche）的旗幟，而不是左翼常用的紅色或黑色旗幟。【14】隨著這些令人困惑的口號或標志的使用，非運動宣稱它們站在反對國家（或帝國）的“野蠻人”（barbarians）的一邊，并開始質疑一套無法再帶來福利或繁榮的生產模式。【15】他們表達了對于一種能夠再造日常狀態的新方式的訴求，使得全世界的人們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起來反抗。

誠然，這種訴求常常表現為匱乏，或饑餓。但就像2011年以來糧食危機引發的抗議回潮所體現出的，沒有什么比饑餓的人們更無法管治的了。從2011年到2020年這九年，是愈發絕望的九年。2011年的馬德里太陽門廣場（Puerta del Sol）、埃及解放廣場（Tahrir）、雅典憲法廣場（Syntagma）的斗爭很快消散。但是，它們背后的動力并未消失，而只是被轉換為了更加強大的憤怒和絕望，借由黃背心或者智利、厄瓜多爾、墨西哥以及如今的秘魯和危地馬拉的抗爭而傳達出來。再有，資本主義國家和經濟在滿足增長中的和日漸具有爆發性的非運動需求上已經變得無所作為。

圖3: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Latin America 2000-2020

二、合流與不可管治性（Ungovernability）

非運動的一個統一特征是它們在停滯的資本主義制度基礎上進行斗爭（見圖1）。就像資本主義的招牌滯漲導致了前蘇聯的解體那樣，如今的停滯和去工業化也讓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力量逐漸弱化，先是通過轉向右翼，再經由其自身的泛希化（pasokification，指中間派的瓦解——譯注）。與之相應的是非自由政黨的崛起以及自2008年以來出現的嚴苛的緊縮政策。作為回應，我們可以看到非運動中破壞性的一面，它既來自自由派的價值觀念，也來自在日益分化的碎片化中而倍感絕望的無產者們的基礎需求。但這種碎片化并不一定意味著分裂。相反，它常常會使得人們集結成為真實但又薄弱的聯盟，例如“99%聯盟”，或者是智利社會抗爭中的零星群體。在這種聯盟中，非運動們轉變為維克托·哈拉（Victor Jara）的歌曲——“和平生活的權利”——這并非因為他們認同這首歌里所詠唱的英雄（胡志明），而是因為和平乃至秩序在這個越發災難性的世界里，已經變成了一種激進的訴求。

非運動不僅是動亂或者占領廣場等運動的爆發，在這些運動中，被剝奪權利的中產階級以及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來自郊區和窮鄉僻壤的人們，伊斯蘭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民兵們和貧窮的黑人，都多多少少能夠挽起手臂對抗一個共同的敵人，并開始瓦解彼此區隔的狀態。非運動還指向一系列的習慣與經歷，一種使如此壯觀的撕裂和暴力得以可能的日常政治。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的主力軍為白人，且他的死亡催生了反對特朗普的大規模抗爭這一事實，揭示的是讓非運動得以合流，且超越抗爭本身的社會學和人口學意義上的變化。

即便是起碼在一段時間內成功反映了既定社會現實的正式組織，也應該拾起非運動的邏輯。這一點可以從法國工會的變化上觀察到，后者最初對黃背心運動充滿敵意，但后來又在2019年9月融入了這輪非運動之中，當時他們開始采取罷工等手段對抗馬克龍的養老金改革。【16】從這一點上講，非運動占據了斗爭的領導權，但也僅在其能反映更大規模的代表性危機時奏效。如此說來，非運動更應被描述為一種解制（destituent）的過程而非建構（constituent）的過程。【17】但與那些將貧困及絕望（destitution）過分抬高為一種積極的或革命的進路的觀點不同，我們想強調的是，在當下每一種力量都在解制，資本的流動也好，人們的欲望和需求也好，都在讓政治秩序變得難以管治。

??這種不可管治性（ungovernability）也體現在非運動的構成中，作為對于嚴苛的或日益非理性的管治，尤其是對警察暴力的回應。近幾十年來，任何國家的多數工人、學生、失業者等等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是腐敗政策的受害者，這些政策將日益衰減的國家資源分配給體制內精英們。盡管這種腐敗在任何時候都會是大規模憤怒的源頭，但隨著如今國家政治淪為對一成不變的或不斷縮小的利益蛋糕的爭奪，這種憤怒加劇了；而當緊縮開支的宣傳四處可見之時，這種分配中的任何不公平都變得更加無法容忍。就像我們在《待命航線》（The Holding Pattern）所提出的，針對腐敗而又無能的統治階級在管轄其危機政權時堂而皇之地采取不公平的政策，普遍的怒火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自2008年以來世界范圍內新一波階級斗爭和群眾動員的生成。這一點，一如我們會在下文提出的，也是為何今天的非運動會如此頻繁地針對警察，后者作為腐敗和不公的殘酷代表，而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何反種族主義會在美國成為如此核心的動員力量。【18】

????然而，每一輪群眾動員所要面臨的，是超越消極聯合（針對種族主義、警察、精英的聯合）以達成積極且富有創造力的社會或政治力量的能力局限。身份政治的永恒困擾正是這種局限的癥候：一輪由于其賦權對象的原子化和碎片化，而無法體現和維持自身存在的斗爭。某些時候，每一波斗爭都會碰撞和瓦解在這些碎片上。非運動傾向于既攻擊某個國家（state），又把自己從中這個國家之中抽離，而在非運動的構想中，這些國家又是抽離于非運動的。從這一點上講，美國人要求的“削減警費”（defund the police）反映出的是一種更為廣泛的趨勢（在很多層面上看都是一種進步），不再尋求接管國家權力，而只是與國家機器抗衡——以緊縮應對緊縮（austerity against austerity）。

傳統的運動圍繞相對穩定的意識形態結構和真正的共同體，如工會、大型政黨或社會主義國家而形成，而自2008年以來席卷全球的運動表達出的則是日益原子化的人們的集體欲求。但雖說傳統運動年代的終結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意識形態的終結，但就像我們所觀察到的那樣，這并不意味著身份認同的終結。相反，身份在日益多元化和亞文化化的經濟之中激增，一如泰勒·科文（Tyler Cowen）所提出的，平均（the average）已經不復存在。再也沒有什么穩定的中心，有的只是一個高度割裂的、重組了諸如法西斯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等傳統社運基底的階級結構。如果說1990年代克林頓和布萊爾的中間路線，以及自1970年代以來興起的身份政治早已預示這種變化，那么自2008年以來，我們所經歷的時代揭示的則是不斷深化的身份認同的合流。

正如我們一再申明的，非運動扎根于資本主義停滯狀態中，是對更加普遍的失序的主觀表達。單單是抗議和動亂的數量——還有它們的常態化——就將我們的時代與其他時代，例如說反全球化的年代區分開來。這也是為何我們會說全球規模的革命者的產出會是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的標志。來自不同政治意識形態光譜和不同身份認同分層的人們，正在反感、恐懼和憤怒中直面統治秩序，并逐漸開始捍衛他們“逃離”無法負擔的資本主義生活的權利。他們是沒有革命的革命者，但在與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對抗以及在對共同體的渴求中，非運動也表達出了與資本邏輯相抵觸的一面。

在這樣一種語境下，政治——以傳統的敵對與分裂形式——卷土重來。如今，身份政治宣告的是政治的歸來而非后政治（post-political）時代（就像很多批評身份政治的左翼人士所宣稱的那樣）的誕生。但政治已無法再制造出任何有意義的穩定狀態了。它將人們對立起來，并且要么是讓國家走向內戰，要么也起碼會加劇沖突和分裂。但雖說身份政治的難題代表著所謂共同體的消失，我們卻也很少看到渴望重回社會民主主義或法西斯主義的可怕世界的念頭。相反，我們所看到的更多是在非運動所表達出的自由化需求的基礎上出現的，對共同體式實存的渴求。盡管看上去很奇怪，但自由主義和覺醒在大量左翼變得日益保守且倒向為右翼助力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時候，已經成為一種破壞性的力量。

正因如此，我們想寬慰憂心忡忡的讀者們，他們可能會問：我們又怎么能夠確信，當前時代的失序不會單純地把我們推向一個加劇我們如今所見證的自由主義和民主鴻溝的極權主義秩序呢？阿拉伯之春最終不就導致了獨裁和戰爭嗎？占領華爾街運動不就預演了特朗普的上臺嗎？巴西的反對交通票價上漲的斗爭引發了反腐敗抗議，但不也為博索納羅的上臺鋪平道路嗎？身份認同的邏輯在全球范圍內引發的斗爭不是在把我們推向一個法西斯主義的世界嗎？的確，非自由主義和法西斯的力量正在積蓄著，但把它們的崛起歸因于非運動是不合理的，因為它們本身就是我們時代失序的表現，而左翼和右翼民粹分子則都在試圖利用這一點。再有，助長右翼民粹主義的文化返流已經持續了數十年，遠早于2008年出現的作為非運動原動力的震蕩。

還有，像瑞典和丹麥這種由左翼政府統治的國家出現了邊境關停、民族主義轉向以及嚴苛的難民政策，以及像波蘭和匈牙利等國出現的右翼民粹分子的勝利，都明確揭示了在沒有被非運動沖擊到的地方所出現的非自由化的發展。在這個生產停滯且去工業化的世界里，當今的資本主義國家都太輕易地借由語言、文化和工作構建起公民身份。這也是為什么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人們被自由主義和民主的價值觀念動員起來，而被導向針對警察——在無法管治的秩序下專干臟活的人——的仇恨。【19】

圖4: Protests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Europe 2000-2020

（未完待續）

注釋：

【1】 在美國的這些活動并非來自普通人的自發反抗，它們要么與致力于打破大型科技巨頭壟斷的團體相關，要么與勞工筆記（Labor Notes）下屬的“亞馬遜人聯盟”（Amazonians United）有關。

【2】 一名支持特朗普的雇傭警察(rent-a-cop)在威斯康星州的基諾沙（Kenosha）殺害兩人，之后，這場運動以一種更令人熟悉的反法西斯（Antifa）模式展開。作為這個混亂時代的寫照，特朗普和拜登之間的第一場總統選舉辯論討論了這樣一個堪稱犯罪學研究啟蒙的問題：在NPR和《紐約時報》的記者持續開展對極具反叛意味的無政府主義的研究情況下，反法西斯（Antifa）又是否是“一種理念 ”，還是“一個組織”？

【3】 參考前共產主義無產階級武裝組織（PAC）的成員巴迪斯蒂（Cesare Battisti）在獄中所寫的，“我們所目睹的不再是一場意識形態的戰爭，而是資本對于人類身體和精神交流的一次決定性的攻擊”；再有，招來諸多左翼人士批評的阿甘本對于封城的抨擊；以及情境主義者桑吉內蒂（Gianfranco Sanguinetti）所主張的“我們正在見證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制，及其議會、權利、權力與反權力下的世界與文明的解體與終結”。

【4】 當然，如霍爾德倫（Nate Holdren）最近指出的，特朗普其人幾乎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在種種奇觀之外，特朗普無非是展示了他的階級底色罷了。在紐約的財政風波中他嘗到了甜頭，趁亂攫取了公共資金。自那之后他就進入到了持續的躁狂狀態之中，利用動蕩并且對有關其財產來源的質疑充耳不聞，以求在下一次重大重組（或破產）之前搜刮更大的利益。然而，他所采用的取代行政職能、在推特上直接宣布炒掉手下的做法有其政治意義，一如我們在本文所羅列的理由那樣。特朗普所傳遞出的信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強人只會制造分裂，引發人們對于內戰的擔憂。就像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最近對于拜登勝選的分析所得出的戲劇化結論：“特朗普總統任期內將過去的深層結構問題挖掘出來，而且已被默許扼殺掉我們的未來。內戰？不可避免會出現類似的比方，它們也不應該被輕視?！?/span>

【5】 委內瑞拉記者莫伊塞斯·納姆（Moisés Naím）最近指出，選舉正在失去穩定的力量，“深刻的政治分歧現在困擾著世界上大多數民主國家。它們變得如此極端以至于許多公民將自己的政治身份定義為“反對派”（the other side）?！薄ǔＧ闆r下，人們對政見不同者的憤怒和敵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反對者甚至不被接納為合法的政治主體?！?/span>

【6】 這種非自由化的其中一例要屬西班牙在2015年通過的旨在打壓社會運動《公民安全法》（Ley Mordaza），該法在新冠肆虐的情況下被廣泛使用。另一例則出現在法國的《安全法》中，該法禁止在社交媒體上傳播有關警察的影像。誠然，我們不能簡單地把自由主義和民主制等同起來，中間派的穆恩克（Yascha Mounk）和斯大林主義者洛蘇爾多（Domenico Losurdo）提醒我們要注意自由主義傳統中的貴族化及非民主面向。但自由主義是資產階級權利的主要意識形態，且正是這些權利的危機造就了我們當前的時代，可能還包括西方專制主義的興起。因此，當我指出斗爭具有自由主義面向時主要是指如下事實：1，人們反對權利的消失；2，其作為人類主體，采用自由化的措辭、提出自由化的訴求；3，其所表達的精英主義和自由主義秩序是如何在全世界衰落并且失去其合法性的。

【7】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示威和抗爭涉及的人數都比以往多得多，持續時間也更長。2010年是全球罷工潮的起始點，而在2020年，我們見證了印度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法國自1968年以來持續時間最久的罷工。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抗議則是現代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在英國、智利和加拿大，我們則分別見證了過去數十年來規模最大的示威、動亂以及占領校園運動。

【8】 事實上，一些勝利并非是微弱的，反倒是決定性的。2018年初在突尼斯的抗議導致政府預算案的撤回；幾個月后，約旦總理穆爾基（Hani Mulki）不得不像伊拉克前總理那樣辭職；黎巴嫩在2019年的抗議使得兩位前總理哈里里（Saad Hariri）和迪亞布（Hassan Diab）相繼下臺；2020年智利的抗爭推動了全面修憲，秘魯的抗爭則使得代理總統梅里諾（Manuel Merino）下臺，而危地馬拉在該國的國會大廈被部分燒毀后也撤回了預算案。

【9】 就像Wildcat提出的具有說服力的觀點，即從全球角度來看，我們正處于一個罷工與動亂并存的年代：“從2006年至2013年這段時間，街頭的大規模群眾抗爭成為了這個時代的特征，罷工和動亂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展開。根據FES紐約的報告，這一波運動浪潮能和1848、1917以及1968的革命運動相提并論，該智庫分析了2006年至2013年間87個國家的843場抗議運動，這些國家占世界人口的90%。這一階段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抗議，反對社會不公正，反對戰爭，支持真正的民主，反對腐敗，反對食品價格上漲，反對雇主的罷工，和反對緊縮的總罷工?！?/span>

【10】 2020年的公投給這些運動帶來了真正的勝利，但這并不一定意味著靠民主調解可以緩解矛盾。相反，這可能意味著一個更廣泛的、劃時代意義的變化——上一個時代要從皮諾切特的新自由主義獨裁開始算起。

【11】 對卡馬特來說，被動抗議并不是一個貶義詞，也不是葛蘭西意義上的“被動革命”，它更像一種地震式的活動，或說生物的痙攣反應。

【12】 就像我們在第5節指出的，當工業資本主義的增長引擎放緩且工人運動淪為局部的高壓群組時，身份認同就會日益介入到對階級的調解中。

【13】 盡管我們拒絕“身份政治”一詞帶來的負面意義，但也不會以其積極意義取代之。當我們使用這個術語時，我們強調的是其“反形式”。對我們來說，這個概念是分析性而非規范性的，它意味著身份的艱難主張與妥協，既是當今世界大規模民眾動員的前提，也是其結果。

【14】 智利的左翼分裂成為無數政黨、派系和團體，這表明左翼已經成為種種身份認同之一，且這種身份本身對于非運動的成功與發展并不重要。

【15】 本文所用的“野蠻人”一說及本文標題出處都源自博爾迪加的文章“前進吧，野蠻人！”（“Avanti, Barbari!” Battaglia Comunista no. 22, 1951）。該詞是相對于“文明”civilization，即階級社會。野蠻人不一定要成立更美好的無階級社會，但是至少他們是當下文明的敵人，可能是潛在的革命主體。

【16】 這場罷工成為法國歷史上持續最久的總罷工，直到因應疫情的封城令頒布才終于中止。

【17】 甚至在智利（即將）推出新憲法之時也是如此，因為這種變化與其說是新常態的轉變，倒不如說是無法治理的現狀的深化。支持新憲法的選民里有80%的人認為新憲法應當由資深政客以外的人來起草，而即便各個政治勢力都認可投票之舉，但投票這一行為本身已經稱得上是對政治制度的反對了。

【18】 種族主義是作為美國其他不公現象總和的典型的不公平現象，反種族主義及與之相關的其他理念因此得以讓美國人求同存異以對抗更加強大的邪惡勢力。但就像我們在下文指出的，對持有種族主義態度的警察的反感反映的是一種反政治的沮喪，這一情緒早已由對這個危機政權的不滿所煽動。當然，反種族主義對不同的人來說有著不同的意義。對在基諾沙遇害的兩個美國公民來說，反種族主義就是和他們的黑人鄰居一起對抗施暴的警方，但對花旗銀行的首席財務官馬克·梅森來說，他可以借助宣稱自己和弗洛伊德一樣經歷過種族主義壓迫而得到白人生意伙伴的優待。

【19】這個世界的特朗普們和博索納羅們給更為廣泛的社會動蕩埋下伏筆，這種動蕩甚至會超越當前的自由化與民主制。拜登們則不太可能阻止這一趨勢的發展。他們或許能夠更輕易地阻斷中產階級的動員，讓推動持久變革所必須的中產和街頭運動的聯合被中止。但是，鑒于奧巴馬無法阻止占領華爾街和黑命攸關等運動，而馬克龍則成為黃背心的導火索，我們篤定特朗普的落選既不會帶來穩定的現狀，也不會使我們免遭非自由化的民主的危險。在拜登的總統任期內，表達的危機將會比特朗普任內更為深化，且后者導致的政治分裂也會持續下去。它可能會給系統以喘息的機會，但這個世界只會變得更加不可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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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鏈接：https://endnotes.org.uk/other_texts/en/endnotes-onward-barbarians

關于《尾注》：原先的小組組建于2005年的英國布萊頓，成員起初來自《揚棄》（Aufheben） 刊物的參與者，此前《揚棄》與法國的《共產主義理論》（Théorie Communiste）進行了批判性交流。不過隨著人員流動和新成員加入，小組變得越來越國際化。《尾注》原先的取向是從現狀出發，將各種條件的可能性概念化，概念化的對象除了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共產主義超越，還有以這種生產模式為特點的社會所具備的多種統治結構。因此，小組一直關心“共產主義理論”內部的爭論，尤其關心1968年后法國極左當中出現的“共產化”（communisation）問題；性別與消滅性別的問題；對當代斗爭、運動與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剩余人口的動力系統及其對資本和階級的影響；“種族”的資本主義構成；價值形式理論和系統辯證法；20世紀革命的失敗與僵局，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