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回顧2020年讀過的書，寫到《新時代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WISE足跡》（謝嘉晟、張興祥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下文簡稱《足跡》），越寫越多，篇幅太大，干脆獨立成文。】

一

2020年由于工作性質的變化，書讀得少了，但讀書和思考仍是一種習慣。2020年有一本書，我一收到后就抓緊閱讀，隨身攜帶，一直想寫點推薦的文字，但每每起了個頭，就停下。如今，由于這本書的主角洪永淼教授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介紹這本書更是刻不容緩。這就是《新時代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WISE足跡》（謝嘉晟、張興祥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下文簡稱《足跡》）。

《新時代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WISE足跡》，謝嘉晟、張興祥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足跡》是一部展示廈門大學經濟學科15年發展歷程，反映經濟學教育如何辦在祖國大地，論文如何寫在祖國大地以及如何國際化開放辦學的作品。全書包括四篇，分別是成長、開創、理念、建言。附錄WISE足跡介紹WISE15年的重要事情。

WISE是一個經濟學研究機構，即王亞南經濟研究院的英文（the Wang Yanan Institute of Studies in Economics）首字母的縮寫。WISE好讀好記，便于推廣。WISE的定位是建設成為亞太一流、國內領先，并與國際接軌的現代經濟學研究機構和國際交流中心。

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王亞南擔任廈大校長19年，以他的名字命名新的經濟研究院，體現老校長的治學理念和精神脈絡，弘揚老校長的科學精神，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用現代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王亞南是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50-1969年擔任廈大校長，現在最流行的《資本論》漢譯本，就是他和郭大力一起翻譯的。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中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也是他和郭大力合譯的。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經濟原論》等著作，回答了“李約瑟之問”，立足中國，研究中國經濟問題。

《足跡》由一系列或短或長風格各異的文章組成，有新聞報道，有政策建言，有個人和機構成長的“秘史”，可讀性很強，適合關心中國經濟學教育和發展的讀者閱讀，適合關心中國高校教育改革的讀者閱讀，也適合那些關心自家孩子想上什么樣大學選什么專業的家長閱讀。

二

洪永淼教授自WISE成立即擔任院長凡15年。書中有他成長的許多故事，充滿了勵志，也充滿了偶然。

洪永淼上小學時，曾想當一名薌劇演員（薌劇即歌仔戲，閩南的一種地方戲，起源于漳州，現流行于閩南地區和臺灣地區）；他中考時竟然報考廈門衛校護士專業，以為護士就是醫生，所幸沒考上，要不今天我們看到的可能是抗疫英雄，而不是經濟學教授洪永淼；他高考報志愿先報廈大后報浙大，廈大分數達線就被錄取，沒有了浙大的事；他理科本來讀得好好的，按照理科的路走下去，也許今天的他可能在領導芯片設計。

廈大經濟學院首任院長葛家澍教授推行的“引理入經”（理科生轉學經濟學，改革開放后，定性分析為主的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已經不能改革開放的需要，經濟學對數學有更高的要求，理科生轉學經濟學有一定優勢，所以才有這樣的項目），讓他有了學習經濟學的機會，有了富有傳奇色彩的黃志賢教授的指導，而得以在碩士生階段研究經濟學說史；更傳奇的故事在他轉經濟學專業之后，有了參加中國人民大學中美經濟學教育交流項目學習的機會，全英文教學對他后來在WISE的實踐有重要影響，更重要的是他因此得以認識貴人普林斯頓大學的鄒至莊教授，后來鄒至莊夫婦捐巨資在廈大設立鄒至莊經濟研究中心。

書中記載了他成長路上幫助他的許多人，書里充滿了感恩。僅僅學術界就有赫伯特·懷特（Harbert White）教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格蘭杰教授（Clive W.J.Granger）等等，成長篇記錄了相關事跡。這不是一部傳記，無法窮盡一切，因此書中更多的是與WISE發展有關的人物和事件。

三

《足跡》記錄WISE高標準用心經營的歷程。洪永淼教授推崇廈大校訓，特別是校訓中的后四字“止于至善”， 他一直堅持要做就做到最好，這肯定會讓某些人不適應。關于改革的困難，《足跡》有所反映，但還不夠全面。

為了更充分地理解《足跡》，最取巧的辦法是閱讀序言。序言是打開該書的鑰匙，是把全書看似形散的文字串起來的關鍵。《足跡》有兩個序，一是廈大原校長朱崇實教授的序；二是WISE洪永淼教授的序。

朱崇實2003-2017年擔任廈大校長，WISE是在他任上成立的。朱校長肯定是一位在廈大歷史上留名的校長。他在廈大推免費米飯，免費菜湯，免費礦泉水，推爬樹課，推高爾夫球訓練課等等，都成為社會新聞，但實際上更重要的是他的教育管理理念，這一點在序言中也略有反映。

經濟學和化學是廈大的兩個傳統王牌學科，但在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經濟學科落后了。振興經濟學科，需要領軍人物。朱校長在序言中說，2004年8月，他與洪永淼教授在北京見面，從晚上10點談到凌晨快2點，談得最多的是經濟學科的改革，他們一致認為，廈大經濟學科要做得更好，唯有在已有改革的基礎上，加大力度深化改革才有可能做到。朱校長鄭重承諾堅決支持他改革，認為應該是這樣的承諾打動了他。朱校長還認為，廈大的條件不如清華，洪永淼教授離開清華回廈門打拼，深層原因是對母校的摯愛。

關于改革，朱校長是這么說的：

改革是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改革是對已有利益格局的調整，因此，任何改革無論大小都是艱難的。洪永淼所走過的15年廈大經濟學科改革之路也是充滿艱難和曲折。其中許多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品嘗和忍受。

連朱校長都說了改革之路的艱難和曲折，那么時任院長的洪永淼教授所遇到的困難就可想而知了。

經濟學科的改革從“增量”做起，“存量”暫時不動，也就是在維持經濟學院原體制的基礎之上，新成立WISE并實施新體制，適時再推動經濟學院和WISE的融合。這樣，改革的目標就是兩院的實質性融合。

洪永淼教授在序言中說，他受到時任母校領導的感召，辭去工作了3年的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職位，回到廈門大學著手創辦WISE。

對照最初設定的目標，WISE的創辦和發展都不容易。開辦啟動的2000萬元經費是學校分配給經濟學院的985平臺轉過來的，辦公室也是從經濟樓劃出35間。僅此一點，甚至被反對者稱為經濟學院給WISE“割地賠款”。不管怎么說，改革一開始就動了存量，由此我們可以想象改革的不容易。

當年廈大經濟學院的辦公室，基本上就是行政人員的辦公室。教師沒有專門的辦公室，多數教師都是集中在教研室開會，沒有在辦公室工作的習慣（也沒有條件）。到了夜里，經濟樓漆黑一片。而今，教師都有專門的辦公室，利用率大大提高，教師交流更加方便。

大學的關鍵在教師。行政人員要以教師為中心提供服務。WISE已經形成按勞分配、同工同酬、賞罰分明的制度，形成一支團隊精神強、服務意識濃、辦事效率高的行政技術團隊。

WISE也已形成具有鮮明特色的學術管理制度和學術管理文化：學術面前人人平等，年資不同的教師學術面前同臺競技，平等對話，平等交流。在學術管理上，嚴格按照規章制度辦事。教師請假調整本科生課程有了非常嚴格的限制，保證了教學秩序的開展。

四

WISE的成長和開創，讓經濟學科的國際學術交流成為平常事，國際頂尖學者在廈大出現早已不是什么新聞。更重要的是，現代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就此而言，WISE是一個神奇的存在。

《足跡》記錄經濟學教育和研究理念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視為現代經濟學的啟蒙讀本。洪永淼教授是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和世界計量經濟學會會士，《足跡》收錄他的文章《現代經濟學的十個理解誤區》，所指出的誤區就很有意思：經濟學必須通俗易懂；使用高深數學會妨礙經濟思想的發揮；學術講座特別是國際學術講座的聽眾越多越好；國際學術研討會需要有五個國家以上的學者參加；知名經濟學家是經濟學各個領域的專家等等。

他在數學和經濟學關系上有著很深的理解。關于概率論與統計學在現代經濟學分析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隨機思維在經濟學的重要性，這一點對于全球飽受新冠疫情沖擊的2020年來說尤有意義。

改革的細節問題特別多。為什么課程安排不讓連續每周三節，而要拆成單雙周一次和兩次每次兩節？原來連續三節課容易“偷工減料”，一次兩節課的效果更好。顯然，這是約束教師的。經濟學科的學術研討會的茶歇時間特別長，為什么？這是要給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創造更多機會，讓他們有時間和參會者進行更充分的面對面交流。

為什么要開那么多課程？“八高”（高級微觀經濟學Ⅰ、高級宏觀經濟學Ⅰ、高級計量經濟學Ⅰ、數理經濟學、高級微觀經濟學Ⅱ、高級宏觀經濟學Ⅱ、高級計量經濟學Ⅱ、高級金融經濟學）或“六高”（“八高”扣掉數理經濟學和高級宏觀經濟學Ⅱ）錯了嗎？經濟學的“高級”課程用了較多數學，這確實讓有的學生望而生畏。有的甚至認為，這類課程妨礙了他們的實習并影響工作機會，但實習真得那么重要嗎？偏居東南一隅的廈大，所培養的學生的競爭力可能更加重要。這一點，研究生受過嚴格訓練，已經形成口碑，有不少用人單位就是沖這一點而來專門招聘的。

WISE的發展在最初招聘教師時，遇到有人因教師薪水來自財政專項撥款，擔心后面不可持續不來的問題。怎么辦？必須有充足的財源。高水準的國際化班、雙學位班給學生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各類為社會提供的培訓班體現了教育機構服務社會的要求，以及其他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辦學經費的不足。

WISE的探索是為經濟學科現代化探路，因此更有意義的是存量改革，實現經濟學院和WISE的深度融合。經濟學院原先各系都是獨立的，系和學院平級，學院更像邦聯。后來，學校進行學院制改革，強調學院對系的領導，系降格，但各系運行慣性仍在，各系削權問題豈是一紙公文就可以解決的？各系教師待遇不同，待遇好的不愿意融合，實屬正常。話說回來，待遇差的也不見得愿意真正融為一體，因為擔心自己淹沒在里面。沒有最優的方案。按待遇最高的系標準拉齊，不失為一條路。實質性融合之后，待遇不吃虧，這是減少反對力量最重要的一步。

改變各系獨立辦公的做法，讓各系行政人員集中辦公，強化行政管理，提高行政管理效率，讓行政為教學科研服務，讓行政回歸本質，15年的變化已經有目共睹。好多訪問廈大經濟學科的國內教授對自己一到廈門，就拿到一張行程安排表，感到驚訝。廈大行程一目了然。這可以最大限度節約溝通成本。經濟學科的高效率來自哪里？周末學術會議很多，行政人員加班不少，制度約束不可少，但可持續的是約束與激勵相稱，否則難以為繼。這些都是靠制度保障的。

五

廈大一直重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洪永淼教授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別委托項目“‘中國夢’的系統結構、操作層面及國際比較研究”課題，最終證明，這樣的研究項目完全符合新時代的要求。任何研究最終都是要解決現實問題的。經濟學更是如此。洪永淼教授倡導政策定量評估，建設中國特色新型經濟學智庫，他和團隊一起，力圖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推向一個新高度。這些內容在《足跡》也有反映。

WISE以及經濟學科現代化的成功與否，最終要看口碑，這個口碑是建立在扎扎實實的工作基礎之上的。對于一個學術機構，真正的成長是當你成為其中一成員之后的榮譽感和自豪感。從這點來看，WISE已經做到。每個學科都有數得著的學者，學科才能算成熟的。人比數（成果的數量）更重要。人走了，數留下，只能代表過去的實力。數隨人走，才能真正反映實力。真正的人才是不會為了幾個錢而走的。學科的實力，最終要數的是人。

廈大經濟學科在經濟學界的聲譽，與15年來的建設不無關系。這是一個止損和創新的過程。上世紀80年代是輝煌，財政學和統計學都是全國唯一的國家重點學科，會計學是全國僅有的兩個國家重點學科之一（另一是上海財經大學），但90年代經濟學科滑坡了。不進則退。或者說經濟學科還在進步，但別人進步更多，這樣經濟學科就落后了。總之，比較需要有合適的參照系。80年代經濟學科再輝煌，也沒有如今的國際化程度，沒有如今的國際影響力。這是客觀事實。

經濟學科現代化探索中，一直有反對的聲音。或因親屬工作身份轉換遇到問題，或因指導的學生無法直接留校又沒有說得過去的理由，支持者甚至成為反對者，經濟學教育改革的步伐沒有停滯。特別是最近三年，可能是最艱難的三年，學術活動如常。這是改革的成果。

六

讀《足跡》，我一直是跳讀，許多事情歷歷在目，許多文章在不同場合已讀數遍，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經濟學科的現代化探索是怎么開始的？《足跡》提供了一些答案，但還不夠。

一個學術機構的成長與人有著密切的關系。我甚至在想，廈大校友中在常春藤大學經濟系任教的并不多，但有一位足夠有影響力并愿意幫助母校的就夠了。一人的貢獻遠遠多于很多人。15年來，我親眼目睹洪永淼教授為廈大盡心盡力，“科學精神+奉獻精神”，在他這里得到充分的體現。

2016年10月成立的鄒至莊經濟研究中心，讓廈大經濟學科實力再次提升。鄒先生，不是廈大畢業生，不是廈門人，不是福建人，為什么會斥巨資在廈大建立中心？是因為他對洪永淼教授的認可和支持。

15年經濟學教育改革之后會怎么樣？改革的成果如何才能鞏固？我想這是后繼者的壓力，困難可能超過了各種想象。

有人需要平臺，只是為了做事。有人需要的是平臺本身。境界高低自見。走過了15年的WISE，未來將交給未來。

我鄭重推薦這本書，盡管就書本身來說，還有很多不足，如部分內容重復，可以再精煉些，但這本書豐富的資料，不同視角的觀察，可以為讀者提供更大空間的思考。對我來說，這是一次思考學術機構的創設與發展，思考經濟學教育改革的果實如何才能保留下來的機會。

我相信，黨和國家在全面深化改革，教育改革的推動力將讓廈大這所即將100歲的高等學府永葆青春。

（作者楊志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財經智庫》副主編，著有《新中國財政政策70年》《大國輕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