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到了。說來有些細思恐極，我們距離 1990 年已經比距離 2050 年還要遙遠。對于今天的年輕人來說，90 年代是全然陌生的，對于曾經歷過它的人而言，記憶也在不覺間變得模糊。

今天，讓我們通過攝影師高原的影像與路路撰寫的文章，來回顧一番 90 年代的北京，與搖滾樂最初的樣子。

《返場》

高原 著

東方出版社 出版

2020-9

搖滾樂最初的樣子

撰文：路路

20 世紀 90 年代初，我們這些人都活得自由而充沛，那個狀態就像是飛翔的狀態，腳不沾地。大伙兒都覺得自己有別于飲食男女，天賦異稟，都覺得自己站在山巔，是那顆最閃亮的星。沒有人去想明天會怎樣，錢從哪里來？常常兜里只揣著 10 塊 20 塊，就已經覺得像個大財主了。我們可能一無所有，但是年輕，經得起“造”。即便沒有錢，我們也能活著，也能在音樂中獲得很多很多快樂。為了一盤稀有的錄像帶，為了聽一首歌，去一個藝術展，見一個朋友，我們騎著自行車，從南到北，不問東西，樂此不疲，那些精神食糧，幾乎是我們的全部生活。

我和蔚華、老崔、梁和平、鼓三兒這些人很早就認識了，他們像是這個圈子的核心，就是現在所說的精神領袖；何勇、張嶺、高旗他們也總混在一起，那時候整個搖滾圈兒仿佛華山論劍的陣容，高手如云。我們幾個女孩兒也想組個樂隊玩一玩，我彈吉他，尹惠打鼓，于莉彈貝斯。有人說張炬那兒有音箱，我們就去找他借，在那間很小的屋子里，我看到了幾把琴、一只叫 Dirty 的小狗（它確實看上去很 dirty）、滿地的打口碟，還有一個一臉青春痘的男孩，他就是張炬，比我小 5 歲，1 米 83，生于 1970。1989 年的春節，我們在一起了，那天，他找到了一個人在家過年的我，帶著他爸媽做的飯菜和酒敲開我的門。

我那會兒在永定門住，周圍有一些工廠，冒著黑漆漆的濃煙，我一直在想，那些黑色的東西最終會飄去哪里呢，還是會被稀釋在我們呼吸的空氣中，這些都不得而知。90 年代初，北京的車和人沒那么多，馬路很寬，這城市顯得空蕩蕩的，特別是冬天。我們兩個牽著手走過鐵路橋，偶爾看到一列緩慢的綠皮火車從頭上經過……想到了卡森·麥卡勒斯的小說里有這樣一句話：鎮上有兩個啞巴，他們總是在一起。

后來炬炬教我彈琴，他看我彈吉他，我看他彈貝斯，我會很享受地聽著那些低沉的音符，似乎可以分辨出他的情緒。周末樂隊常有演出，每次演出完，炬炬都會分到一兩百，那些錢夠我們生活很久。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寫過一本書叫《只是孩子》（Just Kids）講她和羅伯特的故事。剛到紐約的時候，他倆很拮據，常常光顧一家意大利面包房，會要一條頭天的面包，或者因不夠新鮮而半價處理的面包，再加上外帶咖啡和一盒巧克力奶，但那就會變得更貴，對于要不要多花那一毛錢，他們會考慮再三。他們沒錢去聽音樂會、看電影或買新唱片，但會把已有的唱片聽上一遍又一遍，別的時候，他們會去參觀美術館，他們的錢只夠買一張票，所以兩人當中只有一個人去看展覽，等回來再講給另一個聽……每次看到這里，我都會感動得哭出來，因為這就像在說我和炬炬，我們都不富有，但我們擁有彼此，擁有音樂。我們總會幻想將來，做白日夢：如果買一座島……如果……如果……博爾赫斯有首詩，標題是《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他寫：我給你貧窮的街道、絕望的日落、破敗郊區的月亮；我給你一個久久地望著孤月的人的悲哀。

如果說這段愛情是一個傷疤，那對我來說，從頭至尾，它都是一個美麗的傷疤。

1990 年的時候，我和曹平創立了北京最早的迷笛學校。最初我在一個銷售 MIDI 設備的公司，他們有那么多的設備資源，但很少能賣得出去，而我們有這么多玩樂隊的朋友，如果能做成一個學校那豈不是太棒了。這個想法和所有人一談，大家一拍即合。我做校長，負責運營，曹平負責教學，學校設在雙榆樹青年公寓旁邊的一個二層樓上。后來這個地方還提供給一些樂隊作為排練場。那個時候的主講和客座老師幾乎都是后來著名的樂手，曹鈞、劉效松、劉君利、張永光、程進、老五劉義軍等。記得學校剛剛成立的時候，我們做了一場發布會，崔健、唐朝、黑豹等好多朋友都來了，張培仁看到這些從全國各地來學琴的孩子很感動，他對我說，路路，你好像搖滾教母啊。

我和張培仁相識，也是因為張炬，那時候臺灣地區的唱片公司派他來大陸考察這邊的音樂市場，我們接觸后，有點一見如故的感覺。他給人一種很特別的氣場，高大、幽默、智慧、得體，總之和我們當年喜歡的混蛋們都不一樣。當年的音樂人大多是他的兄弟，他愛他的兄弟，也懂得尊重兄弟的女人。每次從臺灣過來，他都會帶很多原版唱片和搖滾樂雜志給我們，他還會給我帶些臺版書，大多是一些文學和哲學書，我當時也會送給他我喜歡的大陸作家的書。

后來從張培仁口中得知滾石唱片要來北京成立一家子公司，我特別開心，因為幾乎所有我喜歡的華語歌手都在滾石：羅大佑、李宗盛、陳升……而且北京這邊即將成立的魔巖唱片，簽約的也都將是我的哥們兒，1991 年，我跟著唐朝去銀川拍 MV，謝春德是這幾部 MV 的導演，他是臺灣著名的藝術家。記得在銀川的一所學校里，我們給孩子們帶了很多文具、玩具和零食，孩子們非常開心。拍攝《太陽》的時候，賈敏恕跟我說，你先教小朋友們唱一下副歌，于是，我們就在攝影機前一起唱起了“太陽，你在哪里，太陽，我在這里”。那段時間，我還經常和楊軍、老丁、張炬一起討論每首歌的歌詞，“唐朝”這個名字的分量很重，其中融入了很多人的熱血，也承載著我們這一代人思想中一直想表達的情愫。

我在 1993 年的時候離開迷笛學校，開始和魔巖一起工作。那個時候，唐朝已經發展得非常好了，公司剛剛簽下了三個年輕人，就是“魔巖三杰”竇唯、張楚、何勇。對我而言，那像是一段凝固的記憶。張楚的《孤獨的人是可恥的》、竇唯的《黑夢》、何勇的《垃圾場》，這三張專輯的每一首歌至今聆聽的時候仍心潮澎湃。《孤獨的人是可恥》這張專輯的海報、唱片封面內頁的所有照片都是我找攝影師朋友韓磊拍的，我覺得堪稱經典。張楚《姐姐》的 MV 我也參與了拍攝，施潤玖有一天來找我，說讓我出演《姐姐》，我內心狂喜卻表現得非常平靜。結果 MV 中只出現了一個姐姐的鏡頭。哈哈哈，盡管如此，仍與有榮焉。

我想把下面這個故事送給我那時的所有朋友和我自己：U2 的保羅（Bono）受邀去荷蘭參加一個朋友的攝影展，其中一個房間滿是保羅的照片。他站在其中一張照片前，看著 20 多年前的自己：那時候他 22 歲，正登上一架直升飛機為 New Year's Day 這首歌拍攝錄影，他看著這張臉，那是他最初的臉，那雙眼睛是那么清澈，無所畏懼。這時一個記者走到他身邊問：如果你有一句話要對他說，那會是什么？

保羅回答：我會告訴年輕的自己，你是對的，不要苛責你自己。

1991

攝影、撰文：高原

路路和她當時的男朋友

我也上過班，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朋友的公司當前臺，當時他正在籌備約翰·丹佛 (John Denver) 的中國演出，因為會講英語，所以我一直負責接打電話和發傳真。后來丹佛到了北京，我又變成了公司的攝影師。這張照片是我當時的同事拍的。

面孔樂隊的貝斯手歐洋（右）和他當時的英國女朋友蘇珊（左）。在組建樂隊之前，歐洋和鄧謳歌都是霹靂舞少年。后來他們迷上了槍花、窮街這些樂隊，開始玩起了音樂。

史雷在去成都之前，一直在北京拍廣告，他是中國最早拍攝搖滾 MV 的人之一。很早的時候，他就和混跡于中戲的張楚、唐朝樂隊混在一塊，施潤玖導演張楚的 MV《姐姐》的時候，他就在里面客串。1997 年，他選擇了“南漂”，后來和唐蕾一起運營了成都的小酒館酒吧。我在攝影棚里給他拍這張照片的時候，我 21 歲，他 22 歲。

丁武在回南苑的公交車上。當時的音樂人生活都很拮據，基本上都以公交車和自行車作為出行工具，每次丁武回家都要花上個把小時。

根據牛佳偉的回憶，魔巖唱片的辦公地點很長一段時間都在新大都飯店的客房里，坐在地上打電話是他們的工作日常。上世紀 80 年代末，臺灣的唱片公司在北京發現了一片尚未開墾的搖滾樂田，張培仁和賈敏恕是第一批來到這里的音樂人。冬天的某個下午，張楚的小樣《姐姐》通過唐朝樂隊當時的經紀人劉杰輾轉到魔巖唱片，賈敏恕、張培仁聽到這首歌后，連夜奔赴北影的地下室去找張楚。

這份《飛翔鳥》手稿出自楊軍，據他說這是在錄音之前整理出的歌詞。楊軍在 1990-1991 年時，是唐朝樂隊最重要的詞曲作者。1992 年后，他開始專注藝術，遠赴意大利，研究濕壁畫及濕壁畫墻皮轉移揭裱技法。后來回到北京宋莊時，已經很少有人再記得他與唐朝樂隊的瓜葛了。右圖是楊軍，當時他還是中央美院油畫系的學生。

唐朝樂隊在北京電影制片廠的影棚里拍攝《太陽》的 MV，臺灣藝術家謝春德擔當了這張專輯中全部 MV 的導演。

好像是從 1991 年開始，唐朝樂隊就變成了北京搖滾圈的焦點，這四個高個子長頭發的青年無論出現在哪里，都會引起眾人的注目。他們太顯眼了，無論是人還是作品，他們的音樂中傳達出很多我們不曾有過的情緒和思考。當時魔巖唱片的路路回憶到，張培仁邀請了臺灣的方無行來這邊給他們做制作。1991 年 4 月，方無行和唐朝、黑豹等樂隊見了面，隨后參與到了唐朝樂隊首張專輯的制作中。

這是魔巖唱片當時為唐朝樂隊宣發所制作的宣傳折頁，非常詳盡地介紹了我們這片土地的音樂現狀，以及搖滾樂文化的發展。當時的臺灣唱片工業已經很成熟了，這些文字和圖片對于一個即將浮出水面的陌生樂隊來說，極為重要，在宣傳頁的最后，張培仁還提到了楊軍，以及樂隊創始人之一的郭怡廣（Kaiser）。

（本文摘自《返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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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不能編造，但可以爭奪

原標題：《90 年代的北京，搖滾樂最初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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