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映近照 王森 攝

陳嘉映，1952年生，先后任教北京大學哲學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現為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特聘教授。著有《海德格爾哲學概論》《〈存在與時間〉讀本》《無法還原的象》《從感覺開始》《旅行人信札》《哲學·科學·常識》《說理》《白鷗三十載》《價值的理由》《簡明語言哲學》《何為良好生活》等；譯有《存在與時間》《哲學研究》《哲學中的語言學》《感覺與可感物》《哲學與倫理學的限度》等。

本文轉載于《南方都市報 》（2020年12月27日），作者為黃茜。

為給“南都2020年度十大好書”發布活動拍攝視頻，我們去拜訪了哲學教授陳嘉映。他居住的小區位于京西，環境清幽。冬日下午，陽光和暖地照在層層疊疊的書架和黑色鋼琴上。家里有一雙布偶貓，時常靈巧地在人腳邊繞圈玩耍。

陳嘉映是一位寬厚長者，也是許多年輕人心中的學術偶像。他精研海德格爾和維特根斯坦，先后執教于北京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和首都師范大學哲學系，在學術領域有豐富的創建。他的著作——尤其非學術專著類型——既思力深刻，洞燭幽微，又能闡發明晰，具體切己，很受讀者大眾的喜愛

陳嘉映 著，上海文藝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這是一本以對談、采訪、演講和書評為主體的集子，話題涉及藝術與現實、愛情與死亡、教育與洗腦、說理與對話、反思與過度反思、知識分子、人工智能等方方面面，談話者學識淵博，譬喻精妙，常有令人會心一笑的類比和啟人省思的洞見。尤其是與藝術家向京的對話《我們不再那樣感受世界》，與劉擎、慈繼偉、周濂的《“說理”四人談》等，是杰出頭腦之間的智識交鋒，十分精彩。

相對而言，我們的訪談沒有設定好的主題，大可稱之為“漫談”。如果一定要有一個潛在的“主題”，大約是當代人日益揮之不去的“焦慮感”。2020年，疫情來襲，科學暴露出意想不到的短板；與此同時，隔離挑戰了人類心理底線，而移動互聯網重塑了“共同生活”的方式；與此同時，行業內卷，打工人面臨的生存競爭空前酷烈。在此境況下，閱讀何為？思想者何為？

陳嘉映當然有自己的思考。他認為，這焦慮很大一部分來自于我們過分安逸的生活，來自于“嬌慣的心靈”——“時代嬌慣我們，我們自己也在嬌慣我們自己。”我們生活得安逸嗎？辯證地看，安逸和酷烈，是當代生活的一體兩面。而在陳嘉映眼里，所謂“良好生活”，只能從生存與勞作的直接性中獲得。與其被情緒裹挾或在反思中漂浮，他更推崇那個“尋路阿富汗”的英國人羅瑞·斯圖爾特——行走是為了“身體和靈魂得到鍛煉、考驗、折磨”，只是為了行走中所帶來的一切，就像所有最有意義的事情，就像生活本身那樣。

“我們是最后一代讀書人”

南都：能不能講講您的個人閱讀史？

陳嘉映：你要從小時候講，就跟所有的孩子都一樣。我最開始閱讀的時候，愛讀小說，主要讀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之類。之后讀現代中國小說，五六十年代的長篇小說，什么《林海雪原》《敵后武工隊》之類，這些你們可能都不讀了。到了中學，更愛讀科學類書籍。然后就到了“文革”時期，那是一個比較大的轉折，我不合潮流，讀中國古典，唐詩宋詞、司馬遷、孔孟。再到后來，去插隊，開始跟我哥哥讀哲學。那個時候讀書更系統，分門別類的，讀歷史、經濟學，讀科學，制定了計劃讀書，一門一門課自學。我們這代人，讀書幾乎是受教育的唯一方式，那時候也沒有電視什么的。在我看，我們是最后一代讀書人。以后只會有個別的人一味讀書。

南都：現階段您讀書主要偏重哪些類型？

陳嘉映：多半時間用來讀跟正在鉆研的問題相關的，現在這段時間跟意識(consciousness)問題相關的讀得比較多。談到意識，你會擴展到身心關系，擴展到因果性(causality)什么的。此外的閱讀我叫做閑讀，或泛讀，我個人興趣比較大的一塊兒是讀歷史，另一塊兒是科普書，都是我持久的閱讀興趣。現在科學分得很細，進展又很快，像我這種沒有受過系統科學教育的，想去真正鉆研一門科學，既沒這能力也沒這精力，但感興趣，就去讀科普書。此外當然亂七八糟什么都讀，只是讀文學比年輕時候少了很多。

“科學發展對世界觀不會有根本影響”

南都：我在您一個訪談里看到，您現在還會蠻時髦地去上網課，比如科學類的，去聽《量子力學導論》，為什么有這方面的興趣？

陳嘉映：就是有點好奇心。讀書可不就是好奇心嗎？在哲學圈里，對這些東西感興趣的人還是挺多的。這么說吧，哲學涵蓋很廣，在這一端比較接近藝術、詩歌等等，另外一端接近科學。我個人學無專攻，對好多領域有興趣。

南都：最前沿的科學，比如生命科學、宇宙科學、物理學，最終會對哲學的發展產生影響嗎？

陳嘉映：這個問題大家討論得挺多的，每個人的看法不太一樣。在一端，有的人認為這些科學的發展在根本上重塑我們的世界觀念，我偏向于另外一端，不覺得科學的常規發展對我們的世界觀念有這么大的影響。科學有革命性進展的時期，17世紀、20世紀初的物理學，20世紀中葉以后的生物學，這些時期科學發展對我們的一般世界觀念的影響當然比較大。Al的發展，腦機接口，這些也會有影響，不過是以相當復雜的方式產生影響。

南都：早兩年有一個新聞提到，科學家進行人類基因修改，使得艾滋病患者的下一代獲得病毒阻斷能力。人為操作人類基因，會帶來一些倫理學上的問題嗎？

陳嘉映：當然，當今的科學技術發展帶來了重大的倫理問題，到處都在討論這些問題。尤其像基因剪輯這類技術，跟一般的科技發展不太一樣，因為它動到人自己身上了，還不是只動身體，動到了整個的人，整個人格。技術樂觀主義者更多看到技術造福人類，甚至會把動到人本身的技術看做對人類的“改善”。我和很多人則擔憂更多，很多擔憂就在眼前，比如工程技術引發的生態改變，無人機技術可以廣泛用于暗殺，基因技術可以造出一種新的“人”。還有一般的社會問題，我讀到2017年12月《自然雜志》上有一篇17位考古學家發表的文章，說是一萬年來，技術創新總是拉大財富差距。此外還有這樣一種擔憂：技術的迅疾發展可能會帶來無法預料也無法逆轉的變化。這可能是更大的威脅，人家問你，你說有什么危險，你說不出，可等大家說得清楚了，已經太晚了。有的危險能說清楚，有的說不清楚，但是都值得高度重視。

南都：那么在現在這個技術高度發展的時代，哲學家或者“哲學工作者”對于人類社會的未來擔負著怎么樣的責任？

陳嘉映：我不覺“哲學工作者”有什么特別的責任。我倒不是說，哲學被科學擠壓，已經變得insignificant，所以哲學不用擔太大的責 任，科學到處受到重視，應該讓科學家去擔負責任。我更多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事兒。在傳統社會的精神結構中，觀念來自上層，圣人們、哲人們，他們work out一些觀念，一層一層向下傳播到整個社會，影響社會。所以他們有教育社會、引領社會的責任。也許現在仍然有很多人這樣想，比如新儒家的朋友可能會認為哲學家應該有這種使命感。但在我個人看來，社會觀念的形成和傳播方式早就變了，不是在高層形成觀念，一層層往下傳播，沒有這種社會機制了。你一個大學教師，能有多大影響？一個從事思想工作的人，他在社會上的角色和地位已經完全改變了，還從為天地立心來想象一個思想者的責任，我覺得挺古怪的，不太切合實際。

你要說有什么責任，我覺得就是一個普通人的責任。我指的是，你是一個老師，盡可能把你的課講得好一點，你寫作，盡量寫得誠實一點，通順一點，能深刻一點當然更好。如果你做翻譯，盡量把它都翻譯正確。我算稍微有一點社會影響，那么對公眾講話，對年輕人講話，會想著，能夠幫助到誰當然最好。有聽眾，有讀者，告訴我他受益，我聽到后感到安慰，也就是幫到這個人那個人，談不到對未來人類社會負有什么特別的責任。就是你一個普通人的責任。

“疫情暴露出社會心理結構的脆弱”

南都：面對新冠疫情，作為哲學家您有哪些思考？

陳嘉映：我不作為哲學家思考。我當然會有些我個人的想法，也沒覺得我想得格外多或者格外有意思。想到一兩點別人不大說的。比較起歷史上的幾次流行病，新冠疫情殺傷力不算很大，比如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比，或者跟艾滋病比，當然艾滋病不是流行病，是個長時段的傳染病，但加在一起殺死了很多人。但是，在新冠疫情之前，很多人不知道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雖然它致死的人數多得多。不過就過去了一個世紀而已。

由此可以說到兩點。第一點，1918年的時候，連抗生素都沒發明出來，更別說對付病毒的藥物了。一個世紀以來，生物學、醫學有很大的飛躍，人們越來越相信科學技術的力量，新冠是在這樣一個時代里來的打擊，這個打擊就特別重，這次疫情特別讓人沮喪，引起巨大的心理震動。第二點，人類面臨災難時的心態似乎比從前脆弱了很多。天下承平已久，大半個世紀沒有發生大國之間戰爭這樣的災難。這跟第一點相關，技術發展醫學發展也帶來了更大的安全感，只是我現在是在談論更一般的社會情況和社會心理。好幾代人都覺得和平繁榮是人類生活的常態，反觀歷史，實際情況卻不是這樣。于是，更容易出現恐慌、指責、敵意，引發更廣范圍內的的觀點極化。這些不是好現象，但也反映出幾十年來大多數人的日子過得蠻安定的。

南都：我對您說的這一點特別有體會，疫情期間的觀點極化和對立，導致大家在網絡和朋友圈各種爭吵、站隊、互相抹黑。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陳嘉映：我相信原因很復雜。社會學家應該會給出更全面的分析。 我只提一點，不見得最重要，但別人說得稍微少一點。以前的社會里，人和人的交往是立體的、多層面的。我們是朋友，我們不僅在一起聊天，我們要一起做很多事情——這個你們年輕人可能不大體會——在我們年輕的時候，你要搬個家，必得有幾個朋友來幫忙才行。更別說你在農村，要蓋房子。人和人共同生活，共同做事，當然也會一起議論，交換看法，互相爭論，但這只是社會交往中的一個維度。政治見解啊什么的，見解不同會傷害人際關系，但不見得很嚴重。你我意見不同，但在很多其他方面還保持著實質聯系。時代變得真是非常非常快。到今天，人際交往方式已經完全變掉，日常生活中沒有誰真正需要誰，人和人不是立體的、多層面的交往，一大半交往是在微信上發表意見，意見之爭成了你我交往的全部，沒有其他紐帶來妨礙你我“脫鉤”。

南都：人與人的關系會越來越弱，成為一種弱連接。

陳嘉映：看來有這個趨勢，人與人的親身聯系有可能變得可有可無。

南都：這樣下去，人會越來越孤立嗎？

陳嘉映：我不知道，大概也沒誰有個權威的答案。我們先琢磨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也許有可能找到一些解決問題的途徑。這些途徑通常也不是哪個人想出來的，好多人感到不滿，這里那里做一點兒改變，總體改變只有等著社會自己去改變。

“大家都在發展，留幾個老古董也挺好的”

南都：我們說回讀書吧。您是一個以讀書為業的人，有沒有獨特的讀書和選書的方法？

陳嘉映：最近十年甚至十幾年，我自己找書不太多，書太多，而我信息比較閉塞。有時是作者、出版社寄來的，覺得這些書我可能喜歡，當然我也讀不了那么多書，翻一翻，其中時不時有我愛讀的。還有些是學生和年輕朋友給我推薦，年輕人就是了不得，他們什么都知道。我說最近讀了本什么書，他們就說，哎還有那本書你也可以讀。他們推薦給我的書經常是我的確會認真讀的書。

南都：您還蠻愛跟年輕人交往？

陳嘉映：我們當老師的，喜歡不喜歡也得交往。當然了，年輕人你看著就高興。他還是有朝氣，有向往，不耽于對社會吐槽。這個世界永遠是為年輕人準備的，比如汲取信息的途徑日新月異，他們不犯難，比我不知道要強多少。

陳嘉映在課堂

南都：您會有意識跟上快速發展的信息時代，與時俱進嗎？

陳嘉映：沒有。跟上一點兒必要的，能讓自己在這個快速發展的社會里安身就好了。比如到哪兒都查健康碼，不會弄就給自己找麻煩。你自駕游，訂個民宿，你不得不學一點，否則事事要求人，很被動。除此之外我倒沒有特別的要跟上這個時代的感覺。大家都在發展，留幾個老古董其實也挺好的。

我還奇怪呢，為什么有的年輕人還能接納我？偶然出去做個講座，好多人來聽，全都那么年輕，對比之下，我自己老得不好意思，講的東西也跟當前時代關系不大。但反過來你也可以這么想，大家都生活在當前時代，你拿出些古舊貨色，雖然過時，倒為現實提供了一個參照系。我不會慫恿年輕人跟著我的想法去過日子做事情，但講講我的想法對他們應該還是有益的。

南都：您在書里面提到現在閱讀都碎片化了，說以后不想再寫這種傳統的著作，希望以評注的方式來闡發觀點。為什么有這樣的想法？

陳嘉映：是，系統閱讀越來越少了，不過，我覺得還要考慮到另外一個方面。本來系統閱讀就是一小撮精英的事兒。一直以來，直到70年代，多數中國人不識字，更不可能系統閱讀。現在差不多所有人都能閱讀，這新增加的識字人多半不會去讀朱熹、王陽明，他更有可能就讀點碎片化的東西。至于舊時候的體系性寫作，我的確認為有點過時了，比如像黑格爾的《哲學全書》。《哲學全書》的第二卷是自然哲學，我倒不是說它沒有什么教益，但我們今天肯定不會這么來寫自然哲學了。從我現在的眼光看，不僅是過時，那種進路干脆就是錯的。用我的一個已經過世的老朋友的話說，沒誰能用實線把重要的思想連成一個體系。我們的確需要把散落的洞見連到一起，融貫匯通，但有時是用實線連，更多的時候是用虛線連。舊時候那些體系，好像真有誰把天下的事情都想清楚了。

南都：80年代的時候，甘陽等人主導編輯了一套書叫《文化：世界與中國》。當時你們是很有雄心的，逐步譯介外國哲學、出版研究著作，最后一步的目標是要建立中國哲學自己的體系。現在已經把這最后一個目標解構了嗎？

陳嘉映：那是甘陽的宏偉計劃，不是我的，我自己沒有那么清楚的籌劃。這個計劃似乎并沒有落空。以我自己的工作說，先翻譯出了《存在與時間》，接下來寫了《海德格爾哲學導論》，后來寫的東西里有更多的自己的思想。我覺得甘陽還挺有眼光的。

南都：您最近在研究什么題目？會按照尼采或羅蘭·巴特那種方式去寫作嗎？

陳嘉映：最近幾年我在研究一個題目，叫“決定論與自由意志”。有時候你會想，這世界里的一切都被決定好了。尤其如果你要是從物理系畢業的話。每件事情都有原因，它被原因決定好了。你的想法被大腦神經活動決定好了，大腦活動被此前的事情決定好了。但你倒過來一想，這不可能啊，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早在大爆炸的時候就被決定好，這不可能啊？我琢磨了一輩子，這幾年更集中地去思考這一塊。

“哲學這個行當天然有一種神圣性”

南都：您是怎么進入了哲學這個行當？哲學工作在這個時代是不是一個特冷僻的事業？

陳嘉映：這個我在別處說過，機緣如此，不是事先面對好多道路，然后選了一條。肯定不是為了掙大錢買大房子，那時候這個選項不存在。也不怎么是因為哲學對社會多重要。通常是這樣，你做做這個，做做那個，發現其中有一種格外吸引你，后來你做得還不錯，你就更愛做，更愛做的事你通常會做得更好。這么一個循環，把你卷著往一個方向發展，等到你后來發現“走錯了路”也晚了，哈哈哈。

都說我們這個時代急躁，這話也說了好幾十年了——也不只是人心浮躁，我們這個時代的情勢就是這樣，變得太快，什么機會都是稍縱即逝，你掙到快錢你就掙到了，放長線的往往落了空。我做工作不怎么急，跟時代心態拉開距離挺好的，至少，與眾不同不也是一個現代人很追求的東西嗎？

南都：長期安靜的書齋生活是很讓人羨慕的。

陳嘉映：這個行當，從一開始就跟社會的日常變化距離挺遠，古時候人認為，真理追求，“悟天道”，它是divine的，天然它就有一種神圣性。有沒有我不知道，但哲學的確有一種品質，足夠讓人安心，不汲汲于在社會上獲得什么。何況還有一些年輕人一直愿意跟我讀書論道，當然就更讓我感到滿足。

陳嘉映先生書房（來源：網絡）

南都：您的書蠻多人愿意看，這證明其中的某些東西對人類的心靈是有永恒的吸引力的。

陳嘉映：社會變得超級地快，但也有一些東西是緩慢轉移的，仍然有一些東西聯系著一代代人。我的寫作比較老派，但還有不少年輕人很贊譽我的文字。

南都：可能是一個人語言表達習慣自然養成的吧。哲學家很少有人能用這么清暢的文字闡發觀點、引起共鳴。我覺得這和學問做得通透與否也有關系？

陳嘉映：可能吧，但也有很通透的人，寫的文字很難讀，比如像黑格爾和康德，你也不能說黑格爾不通透，或者康德不通透。我個人更喜歡此前的哲學文風，萊布尼茨、洛克、休謨，他們的寫作頗為清暢，有時很漂亮，但誰都不會說萊布尼茨淺薄，休謨淺薄，實際上他們都非常深刻。他們是man of letters，翻譯成中國的文人肯定是不行，他是個寫作者，不是一個哲學專家。

南都：您自己愿意寫能夠讓大眾閱讀的書嗎？

陳嘉映：發表的東西當然多一半是面對廣大讀者的，但我自己最喜歡的是在小圈子里講，可以講得更深入些，聽眾對問題的來龍去脈比較熟悉。有些聽眾在北大那時候就聽我的課，比如陸丁，有時周濂也來聽。他們現在的水平比我高，成就也超過我，但有時候他們還是會來我的課堂聽聽，他們對我的一般思路都很熟悉了。這時候講的內容大眾不一定聽得明白，恐怕也不感興趣。

《尋路阿富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

南都：請給后疫情時代普遍充滿焦慮的讀者們推薦一本書。

陳嘉映：《尋路阿富汗》。不見得跟緩解焦慮有直接的關系。羅瑞·斯圖爾特，一個英國政治家，當時他還是個年輕人，徒步穿越戰火未完全熄滅的阿富汗，一次充滿艱苦充滿危險的旅行。要說跟緩解焦慮有什么關系，我覺得我們這個時代特別缺少他這樣一種精神。我們生活在過分安逸的條件中，我們的焦慮有很大一部分來自“嬌慣的心靈”——這是另一本書的名字。時代嬌慣我們，我們自己也在嬌慣我們自己，但是，我們依然有可能去尋找一些能夠磨練自己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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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陳嘉映：我們的焦慮很大程度上來自“嬌慣的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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