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建國以自由理想為根基。然而，自由與奴役如同連體嬰兒，在美國革命領袖高呼自由和尊嚴的同時，奴隸、美洲印第安人和婦女卻被籠罩在從屬地位的陰霾之下，他們被奴役、被剝奪財產或只能從事低等工作。這就是美國自由的兩面性。如今，自由不僅沒有得到普遍化，反而被經濟利益和國家權力所吞噬。不同陣營的力量正在撕裂美國社會，自由已成為名存實亡的政治口號。《美國自由的兩面性》這本書力圖重新詮釋從殖民地時期到現代的美國政治傳統，從而真正理解種族關系、移民、總統制和民粹主義等問題。

《美國自由的兩面性》；作者：[美]阿齊茲·拉納（Aziz Rana）；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為政治意識形態的美國定居主義

何謂美國定居主義？它是一種美國政治意識，也即一種美國政治文化或一種美國政治意識形態。【1】因為政治意識“既包括民族和個人的政治心理（政治文化），又包括社會集團的意識形態。政治文化反映的主要是民眾的政治心理，而意識形態則是一種居統治地位的政治意識”【2】。它也是一種美國政治思想，因為政治思想“屬于社會意識形態，它是關于社會政治制度、政治生活、國家以及社會各階級和社會集團的政治地位、政治關系等問題的觀點和理論的總和”【3】。

定居主義可以說是美國意識形態的底色，因為正如拉納在本書中文版前言中所說：“美國最初的開端和政治根基，首先是作為一個定居者社會。”而無論當年英國人在愛爾蘭、南非、澳大利亞，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南美，歐洲猶太人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或者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定居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總是強調“‘國家’對內建立法治和對私人產權的保護，創造帶有保護性的經濟秩序，對外則采取野蠻方式，無視他人利益”【4】。

同樣地，正如拉納在本書中文版前言中所說，美國定居者社會也產生了將“對內部自由和成員身份的豐富敘述，以及外部的帝國從屬模式”二者結合起來的“自身的意識形態和制度”。也即美國定居主義的兩個大前提——美國的內外擴張與自由公民權力下放且自主的自治。此外，美國自身特殊的歷史環境，使得美國定居主義呈現出兩個鮮明的特點：其一，美國定居主義“自由”雙重性內涵中的新教主義內核；其二，美國定居主義持續至今的動態變化。

新教主義與美國定居主義“自由”雙重性內涵

從“非主流”角度看，美國定居主義政治意識形態與新教主義之間存在天然的聯系；美國定居主義“自由”因其特殊歷史環境而具有自身獨特的雙重性內涵。

第一，美國定居主義與新教主義之間的天然聯系。這種聯系可以從以下的三個方面進行遞進式的闡釋。

其一，美國信念（American Creed）是美國政治認同的根本。在分析美國國家認同或民族性格時，塞繆爾·P.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是從美國“國家的政治文化和信仰”角度，而非從（美國的）品格特征、社會特點、地理和環境特性、行為模式、歷史經歷等方面來進行的。【5】亨廷頓認為美國信念的內容包括自由、平等、個人主義、民主，以及憲政下的法治；【6】美國信念的價值和原則被高度地概括表達為對自由的支持、民主、多數人的統治、少數人的權利、言論和宗教自由；以及不那么清晰地被表達的價值和原則，即平等需要來自美國公眾之中幾乎所有群體的一致同意。【7】由于“美國的民族主義是從政治上而非從基本構成上來界定的”【8】，因此在美國而非在任何其他社會，“意識形態與國民性是融合為一體的，而前者的消失將意味著后者的終結”【9】。

其二，美國信念的根本來源是美國新教主義。美國信念的來源包括四個方面：對人的行為加以限制的中世紀基本法（fundamental law）思想；17世紀的新教主義思想——它為美國的世界觀貢獻了道德主義、千禧年主義和個人主義；洛克和啟蒙運動的自然權利、自由、社會契約、政府的有限作用、政府取決于社會的思想；以及對已為人們所接受的基于階層、地位，和繼承下來的特權合法性構成挑戰的平等思想，也即在《獨立宣言》中提出的作為對社會進行組織的基礎的思想。【10】由于盎格魯-新教文化作為美國認同的核心已經有三個世紀之久【11】，因此包括“自由”在內的美國信念的幾乎所有核心思想，“都在持異議的新教主義中有其源頭”【12】。需要指出的是，此處“盎格魯-新教文化”中的新教，是指源于英國更深層次的宗教改革中的清教運動，而非新教中的英國國教圣公會；早在美國定居者社會建立之前，英格蘭信奉新教的清教徒“反對繼續使用‘天主教的’（Romish）儀式，例如圣餐儀式、跪拜，以及穿長袍。……他們把圣公會的等級制譴責為教皇制的以及基督教《圣經》中不存在的”【13】內容。

其三，美國定居主義的內核是新教主義。一般而言，定居主義乃是定居者社會中人們所堅持的“內外有別”的政治意識形態；而具體到美國這個定居者社會，定居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的內核則與新教主義密不可分。因為早期英國定居者移民到北美“主要是因為宗教迫害，……這樣的定居者來源形成了一種文化氛圍，在其中許多定居者將北美看作一個‘神圣的實驗’、一個免受宗教壓迫干擾的宗教天堂”【14】。因此，盎格魯-新教文化對于界定美國特性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所謂美國信念只不過是這一文化的產物。亨廷頓把北美大陸早期的殖民開拓者定義為“定居者”，而不是“移民”；二者之間存在根本的不同。定居者是離開一個現有的社會，他們通常成群出走，以便建立一個新的群體，建立“山巔之城”，位處一個全新而通常遙遠的邊疆地區。【15】正如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所宣稱的那樣：“北美的新英格蘭將是一座矗立在渾濁黑暗的舊世界中唯一的純潔明亮的山巔之城。”【16】因此，美國的核心文化就是由這些早期定居者創造的。【17】這些早期的英裔美國定居者，毫無疑問，他們中許多人當時定居美國，是為了“避免宗教迫害；大多數人來到這里，因為他們是向上移動的、因為他們是有雄心抱負的男男女女，這些人在舊世界幾乎看不到實現自己目標的任何希望”【18】。而移民則與其先輩定居者相反，他們只是順應和接受了這種盎格魯-新教文化而已。【19】

具體而言，新教主義之所以是美國定居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的內核，原因包括兩個。第一個原因是新教的一神教觀念。“清教徒不承認偽教，斥之為缺乏神性。”【20】這種排他性在清教徒定居者中間最為明顯，因為他們尤其把自己看作“上帝的選民”、是被上帝“差遣到蠻荒之野”，以作為基督教虔誠的典范，并幫助促成“人間天國”的降臨。【21】在殖民地時期，許多英國擴張主義者是極端派清教徒，他們甚至連愛爾蘭將天主教禮拜儀式與前基督教傳統混合在一起的做法，都看作“既是非宗教的，又明顯是異教徒的”【22】“外部人”，而原住民被看作異教徒“外部人”就更是不在話下了。結果，原住民的“異教徒主義和野蠻狀態”，使得他們的“當地社會喪失了他們宣稱對自己土地所擁有合法主權的資格”。【23】

第二個原因是新教強調禁欲主義，即強調勤勉勞動的價值和反對享樂。一方面，清教徒認為，“勞動是歷來所推崇的禁欲途徑”【24】，“上帝的神意已毫無例外地替每個人安排了一個職業，人必須各事其業，辛勤勞作”【25】，因此“除非從事某種正經行業，否則人的一切業績只可能是無足輕重，不成體統，他會把過多的時間花在懶散閑逛而非工作上”【26】；另一方面，清教徒認為，“任何無節制的人生享樂，……都會驅使人舍棄職責，背離宗教，因此理應成為理性禁欲主義的仇敵”【27】。在殖民地時期，像潘恩那樣的定居者精英們，將原住民構建為一個終日閑逛、無所事事的“理性禁欲主義的仇敵”，認為依然處于“自然的原始人狀態”的原住民“由于缺乏全部文明和對工作價值的欣賞，原住民的生活乃是‘接連不斷的假日’”【28】。洛克“把未開墾土地看作‘未耕耘荒地’”，則意味著“領土既可以是有人居住的，也可以是出于道德和政治目的而被視為無人居住的”【29】。定居者因此就可以“通過種族和宗教優越論觀點”，來使得對作為異教徒“外部人”的“原住民土地的剝奪……正當化”【30】。

需要強調的是，雖然定居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的內核是新教主義，但并不能說新教主義等同于定居主義，因為“美國文明當中一開始就包含著基督教人道主義和啟蒙理性主義，其中不乏對歧視、排斥和壓迫予以緩釋、糾正和抗拒的道德要素和智識力量，蘊含對‘他者’的欣賞和尊重”【31】。

第二，美國定居主義“自由”雙重性內涵。上述存在于整個美國歷史中對美國信念的“這些價值的廣泛贊同，在可能的不同政治價值命運中得到了體現”【32】。因此，一方面，自由作為一種政治理想，無疑是美國信念的一個核心內容。另一方面，在美國政治實踐中，早期美國人的自由思想與帝國主義，卻是“相互依賴的；二者且一道推動了一種曾有重大影響、支撐美國憲政的意識形態的發展”【33】。換言之，美國政治理想中的自由思想與實踐中的自由思想，二者之間其實一直發生錯位。亨廷頓有關“后來的移民只是順應和接受了這種文化而已”的觀點，隱然道出了美國“早期定居者”與“后來的移民”之間存在的本質性差異：作為承載定居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的定居者，其對立面是后來的移民；前者是“內部人”，后者是“外部人”；前者是盎格魯-新教文化的承載者，后者只是需要順應這種文化的接受者而已。至此，亨廷頓完成了基于美國信念的“內部人”與“外部人”的理論詮釋，其目標指向既是歷史的，更是現實的。就像亨廷頓所說的那樣，在當代美國，“后來者”對基于美國信念的美國國家認同構成了潛在挑戰：

族裔、種族和性別認同出現在前面。與其先輩相反，許多移民乃是“和”字符號（ampersands），因為他們保留雙重忠誠和雙重公民認同。西班牙裔的涌入則提出了有關美國語言和文化統一性的問題。【34】

由此觀之，亨廷頓講述的是一個有關美國信念的“主流”且正面的故事。相反，《美國自由的兩面性》講述的，卻是一個有關美國自由雙重性的“激動人心的修正主義故事”【35】，因為英裔美國定居者“將他們對內部自由的考慮，理解為必須對外部進行監管和控制的模式”【36】。

美國定居主義的動態變化

一方面，美國定居主義“自由”雙重性，就其本質內涵而言是恒久不變的；另一方面，美國定居主義“自由”雙重性，就其具體內涵而言卻非靜止不變的，而是隨著美國歷史環境的變化而變化。

伴隨著美國歷史進程的展開，最能體現這種變化的，是定居者擁有的作為自治的自由與美國定居者帝國內外擴張性的相互交織，是“帝國與美國的政治制度及其發展相互交織在一起”【37】。因此最好是把大多數美國經驗理解為一種“定居者帝國（settler empire）的憲法試驗”【38】。在國內，有增無減的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等級制實踐的相繼出現，“為集體生活的基本樣式起到了相互強化的作用”【39】。在國外，“對國際警察權力和全球優勢地位追求的做法”使得美國一直“堅持把外部人當作實現美國國家目標的工具來對待”。【40】因此拉納在本書中文版前言中認為，美國的定居主義國家起源，“確立了我稱之為定居者帝國的憲政機制，這一機制為美國人的生活提供了三個多世紀的政治主權和法律權力的基本敘述”。由此，通過對美國定居主義“自由”的重新詮釋，“通過使帝國主義和定居主義成為核心概念”，本書作者“對致力于美國例外論的學術研究給予了毀滅性的打擊”。【41】

具體而言，可以從三個不同的宏觀歷史階段，來理解定居者擁有的作為自治的自由與美國定居者帝國內外擴張性的相互交織。在每一個歷史階段，美國定居主義的兩個大前提可謂相得益彰。正因為如此，在美國早期歷史上，“對于許多殖民者來說，原住民被剝奪財產不僅只關乎物質上的自利，它還是有意義的擴張性自治的前提”【42】。

第一階段，殖民地時期英裔美國人面對的定居主義雙重矛盾。這一時期英裔美國人的定居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典型特點，是存在于宗主國英國與英裔定居者之間，以及英裔定居者與被征服者之間兩對雖然不同但密切關聯的矛盾。

就前一對矛盾而言，英裔美國人認為，英國把定居者和被征服的人都作為臣民加以類似地對待，會直接威脅到他們長期享有的自治——而這被他們“看作祖傳下來的一種基本權利”。拉納在本書中文版前言中認為，歷史上，美國定居主義“自由”的雙重性內涵，源于伊麗莎白一世征服愛爾蘭時將愛爾蘭人構建為“既是異教徒，又是野蠻人”的模式之中。【43】但隨著英帝國擴大，英國“需要維持對文化上如此不同的帝國進行控制，會直接與當地殖民自治相沖突”【44】。也就是說，在殖民地時期，英裔美國人與宗主國之間的矛盾，表現為宗主國的帝國利益，與英裔定居者尋求維持其作為有著“共同的祖先、宗教、土地利用和自由觀念”的帝國中心臣民的自由（自治）之間的矛盾；在英裔定居者反叛前的100多年里，北美殖民地擴張一直是定居者殖民化的一項分權自治事業。因為從根本上說，帝國中心對殖民地“不會‘長期保持對……大不列顛的依賴’”進行猜忌的“英格蘭本土主義”觀點，是“把帝國式的英國看作一個貿易帝國、而非建立在領土擴張基礎上的帝國”【45】。

就后一對矛盾而言，一方面，在英裔美國人反叛前，殖民者發展出了一套值得注意的有關自由的強大敘述，它“要求經濟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獨立。自由意味著個體有能力堅持對集體生活所有主要場所進行控制”。另一方面，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一自治憧憬的先決條件，卻“是對原住民土地財產的剝奪”【46】。因此，“只有針對原住民的殘暴擴張戰爭，可以與動員奴隸勞動所需要的脅迫與暴力相提并論”【47】。

這就意味著這個新共和國或帝國的改革愿景，基本上是“以殖民地原來的狀況為基礎，以對共和主義獨立和領土擴張的承諾為驅動”【48】。但現實情況是，由于“臣民身份事實上意味著自由裁量權和強制形式的皇家特權”都適用于許多殖民地臣民，無論他們是沒有財產的英裔定居者、非洲奴隸，還是印第安人，這就意味著定居者與非英裔臣民比鄰共存。這顯然對英裔定居者的特權——擴張和奴役——構成了直接挑戰，因為雖然在北美擴張那些最初的階段，定居者們可能曾是諸多分層化臣民中的某一群體，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卻牢固地確立了定居者享有對非英裔人口的至上社會政治地位”【49】。

第二階段，建國以來的美國定居主義“自由”追求。在美國建國到美國作為大國登上世界舞臺之前的這一時期，美國定居主義“自由”的追求，突出表現為定居者特權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拓疆過程中由盛而衰的變化，并最終使得定居者社會走向解體。但與此同時，美國定居主義則以新的敘述方式，繼續發揮著政治意識形態的強大影響力。

美國建國伊始，定居者就開始強烈反對政府權力，并充滿敵意地謹防任何國家干預。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西部農民和那些起義者（謝司起義參加者和威士忌起義參加者）一樣，抱怨沿海精英沒有充分盡力減少原住民進攻的威脅，或者為定居者農業擴大領地。這種民粹主義自治夢想面臨的不可避免的困難在于，美國定居者雖然從英帝國那兒獲得了司法獨立，但是這些前殖民地依然在重商主義體系內受到束縛，結果制約著實質性的獨立。這種民粹主義的自治愿景因而扭曲變形為“將強有力的聯邦政府行動與對外建立帝國計劃連接到了一起”【50】。作為民粹主義自治夢想變化的結果，是美國政府享有兩種不同形式的主權權力，即在對外的殖民征服以不受約束的、將所有邊界看作臨時性的帝國權利為條件的同時，內部權力卻受制于作為自治的自由這樣一種設想。這種二元性憲政的根源，歸根結底，是因為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定居者重申了此前的殖民地的原狀，并使英國的帝國特許權憲法化。美國定居主義“自由”雙重性因而獲得了最根本的憲政制度保障。也因此，19世紀上半葉的美國“領土擴張不再是‘天定命運’的杰作，而是一場……‘巨大的土地搶奪’，利用聯邦軍隊強行遷移印第安人部落是利用‘國家’權力為白人定居者騰出興建棉花種植園的空間”【51】。而美國南方的繁榮則一直是“以三四百萬人處于奴役狀態為基礎的”【52】。結果，正如《經濟學人》在1865年所描述的那樣：“如果我們要采納完全自由的原則，那么很明顯深膚色種族必須以某種方式自愿服從白人。”【53】

但是，由于美國內戰結束后“自由民成為擁有土地的自耕農的希望是短暫的”【54】，因此19世紀末的美國“內部人”身份成了一個充滿爭議的議題。隨著工廠生產制開始主導工業化、資本逐步集中于少數實力雄厚的企業手中，進軍太平洋的計劃似乎更能強化經濟精英的利益，而非促進定居者的平等和個體產權；結果到19世紀末，“把對內部的自由與對外部的帝國特權連接起來的紐帶，已受到了嚴重損害”【55】。在將他們的民意基礎訴諸“人民”的杰克遜民主黨崛起的同時，農場主聯盟組織（the Farmers Alliance）運動——這一運動參與人數超過200萬，涉及42個州和地區，并最終瓦解了美國定居者社會——關注的根本問題是，要為新的公民身份倫理基礎打下什么樣的根基。為此，自稱為民粹主義者的改革家們提出的設想是一個新的工業社會，一個人在其中沒有等級制度和對大眾控制的社會。而恰恰是這些人早在南北戰爭之前就已“穩步變成保護族裔上的內部人的推動力”，因此并不奇怪的是，“許多被動員起來的南方白人，很容易轉變為定居者至上論者”。【56】

由此可見，美國定居者社會雖然在19世紀末開始瓦解，但定居主義作為一種美國的政治意識形態，不僅沒有被拋棄，而且還得到了進一步強化。結果，集體制度偏離了定居者社會中所蘊含的解放性承諾；美利堅帝國以及美利堅帝國的持續擴張和控制，已變成了自我延續的方式。

第三階段，定居主義與美國在世界上的擴張。隨著19世紀末美國大陸拓疆活動的結束，美國定居者社會因而走向解體；與此同時，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作為世界大國登上舞臺，定居主義轉而成為美國全球擴張的政治意識形態基礎。也就是說，美國定居主義國內政治中的“內部人”與“外部人”區隔，開始運用到美國的對外擴張政策之中。

美國定居者社會因而走向解體的一個標志，是早先關于（白種）外國人選舉權法律的逐步取消，以至于此前已進入美國即能夠獲得政治參與權的白種外國人，開始被當作“外部人”而非定居者殖民事業的共同參與者。到1917年，隨著領土擴張的前提不復存在，美國公眾愈加將所有新移民——無論其族裔背景如何——都看作經濟競爭對手。當然，如果從移民限制而非政治參與角度看，美國國會1924年通過的《民族始籍法》（the National Origins Act），實質上針對的是有色人種。

但即便采取了上述對移民的限制政策，當時美國的基本困境卻是工薪階層如何才能獲得經濟上的獨立。出現這種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陸拓疆活動的結束，“從根本上使得領土擴張與提供內部共和主義自由之間的帝國連接斷裂了”，由此導致“團體中的完全成員身份失去了其倫理基礎”。【57】在此前，工作和直接政治參與曾為定居者主義背景下的自由公民身份提供了倫理基礎；面對新的困境，思想家和政治家們轉而求助于美國定居主義的“另一個前提——帝國方案——來尋求解決之道”【58】。兩種不同的種族主義論調對這一主張做出了回應，像密歇根大學的J.尼爾·斯蒂爾（J. Neal Steere）教授這樣的反帝國擴張論者認為，就像美國原住民和被解放的奴隸這樣的外部人群體一樣，因帝國擴張而導致的英裔美國人定居者社會出現不可避免的“種族混雜”，使得非白人外來群體固有的劣勢“對美國社會的種族凝聚力和內部民主構成了永久的挑戰”；而像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這樣的帝國擴張者則明確表示，“殖民主義只是實現和平、自由世界的一種手段”【59】。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國內孤立主義的加強，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期間，反帝國擴張者的支持者迫切要求美國從侵略性的全球立場全面后撤。美國新一代的帝國擴張論者因而要等到新政時期了。按照富蘭克林·D.羅斯福新政擁護者瑟曼·阿諾德（Thurman Arnold）的觀點：“美國應該使人道主義的帝國主義在國內外成為社會政策的一般基礎。”【60】結果，在這樣一個時代，“定居者帝國必須讓位于美國全球主導地位和國內安全的迫切需求”【61】。因為“美國本身已成了支配性的全球存在，從而主張要求國際警察權，并尋求穩定、經濟財富和永久的和平”【62】。撰寫于1950年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呼應了阿諾德的“人道主義的帝國主義”理想，并排他性地將蘇聯歸為“外部人”異類；認為除了尋求制衡蘇聯這一目標之外，“我們應努力通過符合自由民主原則的方式帶來秩序和正義”【63】。由此可知，美國定居主義中的全球性擴張主義，歸根結底，乃是美國定居主義“自由”雙重性在對外政策中的延伸。

美國定居主義“自由”雙重性的“復歸”

“復歸”事實上并不意味著美國定居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曾經缺位。在當代，美國定居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的“復歸”，集中體現在跨越半個多世紀的兩場運動之中：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和21世紀初的民粹主義運動。在這兩場運動中，堅持把“外部人”——包括美國國境之內的移民——當作工具來實現美國國家“財富和支配權”的這些目標，現已“日益呈現為諸如此類的內部安全問題，以及對美國地位進行無限的保護”【64】。

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一方面，它針對的是歷史遺留問題，即亟待解決的美國黑人“外部人”身份問題；另一方面，在新的歷史背景下，雖然這場運動最終在形式上解決了黑人的“外部人”身份問題，但黑人實質上的“外部人”身份問題卻仍然是積重難返的一個痼疾。對此，杜波依斯（W.E.B.Du Bois）在動身流亡到新獨立的加納之前慨嘆道，雖然美國“正絕對接近……一個美國黑人在法律上與其他美國人平等的時刻”，但唯有消除實質上的等級制，美國人才終將“恢復民主制，而我們對此雖然長期吹噓卻幾乎無所作為”。【65】馬丁·路德·金因而呼吁說，只有在國內將黑人、窮困白人，以及尤其是那些來自中南美洲的移民聯合起來，才有可能“克服我們必須實際預料到的激烈反對”【66】。在國際上，金則號召說：“我們今日唯一的希望，……在于我們有能力出來投身于一個常常充滿敵意的世界，從而宣告我們永遠反對貧窮、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67】

21世紀初的民粹主義運動。民粹主義曾在美國歷史上反復出現，包括19世紀60年代的“格蘭奇”（Grange）運動、19世紀90年代平民主義與進步主義之間的合與分、20世紀30年代休伊·朗（Huey Long）的“財富分享”組織（Share Our Wealth）、20世紀60年代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主張恢復民權運動中白人中產階級失去的特權、20世紀90年代初羅斯·佩羅（Ross Perot）通過草根階層的力量來發起稅收福利改革和團結在全球化陰影中失勢的人，等等。

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民粹主義的強勢“崛起”，21世紀10年代的美國見證了“政治極化、有關誰屬于政治共同體的沖突、經濟不平等嚴重且日益加劇、行政權力過度使用”等威脅，而且今天“美國在其歷史上頭一次，在同一時間面對所有這四項威脅”。【68】其中的左、右翼民粹主義運動，是美國政治中又一次族裔或身份——“內部人”與“外部人”——政治之爭的“復歸”。在美國國內，定居主義“自由”的兩面性，無論是表現為以薩拉·佩林（Sarah Heath Palin）為代表的共和黨茶黨運動（Tea Party movement），還是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共和黨“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MAGA）運動，都因對美國國內政治的“不滿”而訴諸“人民”。在此過程中，被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稱為美國政治中長期存在的“洛克式的共識”【69】，以及蘊含于其中的“政治正確性”的底線被不斷突破。“人民”因此被撕裂，從而導致美國政治出現嚴重隙裂。其中突出表現為當代美國的移民問題和少數族裔權利問題。

在移民問題上，作為國際不平等結構的產物、作為美國在全球秩序內“同儕之首”（the first among equals）地位的產物，美國目前的絕大多數移民團體最初來自全球南方地區（亞洲某些地區、非洲、加勒比地區、中南美洲），從而“在移民方式中顛覆了典型的定居者范式”【70】。結果，“這些身處集體生活邊緣的移民的地位，恰恰在美國邊界之內，重復了國外支配西方與其歷史上的殖民之間的依附性關系”【71】。由于移民被排他性地當作“外部人”對待，他們的“輕微違法都會招致強制驅逐，……甚至連永久性居民都是在‘一種遭受不斷檢查的條件下’在美國生活”【72】。在族裔問題上，2020年5月25日，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成為死于白人警察暴力執法的又一案例；之后爆發的“黑人的命也重要”(Black Lives Matter， BLM）運動表明，至今黑人自由所涉及的依然“不僅僅是結束形式上的種族隔離”【73】。

21世紀初美國民粹主義運動中的定居主義“外部人”身份政治，也被裹挾于美國對外政策之中，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之中。在美國定居主義“外部人”政治意識形態執念下，特朗普政府不是組織動員美國社會力量并攜手國際社會合作抗疫，而是采取一種“全政府方法”【74】來與像中國這樣的所謂“敵對力量進行競爭”。【75】

行文至此、掩卷之余，還可以明顯感受到美國定居主義政治意識形態的沖擊力。這正是《美國自由的兩面性》一書的價值所在，因為它“發現了與那些美國政治文化、政治思想和公民身份學說的論調截然對立的答案”【76】。

本書中譯本導讀的撰寫以及中文版前言、導論、第一章、第二章、結論、書評等的翻譯工作由王傳興完成，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翻譯工作由趙麗娟完成；王傳興對全書進行了校譯。

最后要說的是，本書的翻譯得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世界政治與經濟中心前主任潘丹榕、現主任錢敏給予本書重要關切，編輯項仁波和史美林在譯稿審讀和校對過程中提出了切實中肯的修改建議。在此對她們投入的大量時間和精力表示誠摯的感謝！

注釋

1. 卡爾·馬克思認為，意識形態是對歷史唯心主義的否定和揭示、對社會存在的系統解釋，在總體上是一類確定的文化；卡爾·曼海姆認為，意識形態是“思想方式”——包括“特殊的”意識形態（因情境真相不符合其利益而對某一社會情境真相的掩飾或扭曲）和“全面”的意識形態（一種世界觀或對一種生活方式的徹底信奉）；馬克斯·韋伯認為，意識形態是“對統治合法性的信奉”，通過信仰體系可以將物質控制轉變為合法統治，而所謂信仰體系指的是說明為什么某人或某些人應該服從某種統治的理論體系或意識形態。例如，我們耳熟能詳的政治意識形態有馬克思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社群主義、民族主義等。參見楊光斌主編：《政治學導論》（第4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7頁。在《美國自由的兩面性》一書中，政治意識形態更接近于韋伯意義上的政治意識形態含義，即“對統治合法性的信奉”。

2. 楊光斌主編：《政治學導論》(第4版），第48頁。

3. 王振槐：《西方政治思想史》，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頁。

4. 王希：“中文版序一”，載［美］斯文·貝克特：《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徐軼杰、楊燕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第5頁。

5. 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14.

6. Ibid.， 14.

7. Ibid.， 18.

8. Ibid.， 23.

9. Ibid.， 27.

10 Ibid.， 36

11.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Simon and Schuster，2004）， xv—xvi.

12. Ibid.， 68.

13. Paul Robert Lucas， American Odyssey， 1607—1789（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1984）， 31.

14. Aziz Rana，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55.

15.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39—40.

16. John Winthrop，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1630）， in Daniel J. Boorstin，(ed.）， An American Primer(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6），10—23，轉引自王希：《原則與妥協：美國憲法的精神與實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5頁；也可參見John Winthrop， “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 in Puritan Political Ideas，1558—1794， ed. Edmund Morgan（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2003）， 75—93， 93，轉引自Aziz Rana， 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 55。

17. Samuel P. Huntington，Who We Ar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39—40.

18. Paul Robert Lucas，American Odyssey，1607—1789，xiii.

19. Samuel P. Huntington，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39—40.

20. ［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于曉、陳維綱等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94頁。

21. 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55.

22. Ibid.，29.

23. Ibid.，24.

24. ［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90頁。

25. 同上書，第91頁。

26. 同上書，第92頁。

27. 同上書，第96頁。

28. Paine， “Agrarian Justice（1795），” in Michael Foot and Isaac Kramnick eds.， Thomas Paine Reader(New York: Penguin， 1987），474。轉引自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130。

29. Ibid.，49.

30. Ibid.，12.

31. 牛可：《“白人至上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間的根本沖突》，載《世界知識》2017年第18期，第21頁。

32. 其中就包括南北戰爭前南方那一套政治價值的命運，由此說明“美國信念”對于美國民族的意義。參見Samuel P. Huntington，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omise of Disharmony， 18。

33. Review by Anthony O’Rourke，Michigan Law Review，amazon， https://www.amazon.com/-/zh/Two-Faces-American-Freedom/dp/067428433X/ref=sr_1_1?__mk_zh_CN=%E4%BA%9A%E9%A9%AC%E9%80%8A%E7%BD%91%E7%AB%99&dchild=1&keywords=the+two+faces+of+american+freedom&qid=1596677972&s=books&sr=1-1，log on: September 8，2020.

34.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4.

35. Review by Stephen Pimpare， Law & Politics Book Review，amazon， https://www.amazon.com/-/zh/Two-Faces-American-Freedom/dp/067428433X/ref=sr_1_1?__mk_zh_CN=%E4%BA%9A%E9%A9%AC%E9%80%8A%E7%BD%91%E7%AB%99&dchild=1&keywords=the+two+faces+of+american+freedom&qid=1596677972&s=books&sr=1-1，log on: September 8，2020.

36. 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 3.

37. Review by Stefan Heuman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amazon， https://www.amazon.com/-/zh/Two-Faces-American-Freedom/dp/067428433X/ref=sr_1_1?__mk_zh_CN=%E4%BA%9A%E9%A9%AC%E9%80%8A%E7%BD%91%E7%AB%99&dchild=1&keywords=the+two+faces+of+american+freedom&qid=1596677972&s=books&sr=1-1，log on: September 8，2020.

38. 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 3.

39. Ibid.，327.

40. Ibid. 329.

41. Review by Joshua Simon，Settler Colonial Studies，amazon， https://www.amazon.com/-/zh/Two-Faces-American-Freedom/dp/067428433X/ref=sr_1_1?__mk_zh_CN=%E4%BA%9A%E9%A9%AC%E9%80%8A%E7%BD%91%E7%AB%99&dchild=1&keywords=the+two+faces+of+american+freedom&qid=1596677972&s=books&sr=1-1，log on: September 8，2020.

42. 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68.

43. 拉納還在本書中文版前言中指出，同時代的英國法學家愛德華·柯克（Edward Coke）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曾分別從英格蘭法律的角度和自然法的角度，為這種定居主義“自由”的雙重性提供了意識形態基礎。

44. 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22.

45. Ibid.，26.

46. Ibid.，22.

47. ［美］斯文·貝克特：《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奴隸制盛行》，徐軼杰、楊燕譯，北京：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9年，第101頁。

48. 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24.

49. Ibid.，45.

50. Ibid.，103.

51. 王希：“中文版序一”，載［美］斯文·貝克特：《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第8頁。

52. ［美］斯文·貝克特：《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一場震蕩世界的戰爭》，第217頁。

53. The Economist，December 9，1865，1488；Eric Foner， Nothing but Freedom: Emancipation and Its Legacy(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27—28.轉引自［美］斯文·貝克特：《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第237頁。

54. ［美］斯文·貝克特：《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第246頁。

55. 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178.

56. Ibid.，180.

57. Ibid.，240.

58. Ibid.，263.

59. Ibid.，282，283.

60. Ibid.，310.

61. Ibid.，273.

62. Ibid.，321.

6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vol.1（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241. 保密時間直到1977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NSC-68）一般歸功于保羅·尼采（Paul Nitze），因為他當時是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室主任，并擔任撰寫這一文件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研究小組（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udy Group）主席。參見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337。

64. Ibid.，329.

65. 參見W.E.B. Du Bois，“Whither Now and Why，” in Herbert Aptheker ed.，The Education of Black People: Ten Critiques，1906—1960(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3）， 149—158（引自第149、 157頁）。參見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 329。

66. 參見Martin Luther King，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165。 轉引自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 334。

67. 參見Martin Luther King，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167， 190。轉引自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334。

68. Suzanne Mettler and Robert C. Lieberman，“The Fragile Republic”，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2020.引文轉引自“脆弱的共和國，脆弱的民主”，https://mp.weixin.qq.com/s/t5C3B-SEcUZL-X-ONX4kcQ， 2020年8月20日登錄。

69. See Chapter One in Louis Hartz，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Though since the Revolution（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55）.

70. 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340.

71. Ibid.，343.

72. 引自Mae Ngai，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269。更多有關強制驅逐所帶來的影響，參見“Group Reports That 1996 Immigration Law Separated 1.6 Million from Families，” Associated Press， July 18， 2007， www.foxnews.com/story/0，2933，289734，00.html(2009年9月2日登錄）； 以及Serena Hoy， “The Other Detainees，” Legal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4， www.legalaffairs.org（2009年9月2日登錄）。移民被驅逐的犯罪原因包括“開空頭支票、賣價值10美元的大麻，或者在聚會打架時扯人的頭發”。Hoy， “Other Detainees”.轉引自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343。

73. Aziz Rana，The Two Faces of American Freedom，343.

74.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Releases/Release/Article/2193725/unitedstate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AY 20，2020，log on: July 14， 2020.

75. Ibid.

76. Quoted from review of the book by Stephen Pimpare，Law & Politics Book Review， https://www.amazon.com/-/zh/Two-Faces-American-Freedom/dp/067428433X/ref=sr_1_1?__mk_zh_CN=%E4%BA%9A%E9%A9%AC%E9%80%8A%E7%BD%91%E7%AB%99&dchild=1&keywords=the+two+faces+of+american+freedom&qid=1596677972&s=books&sr=1-1，log on: August 11，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