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一朝，常給人留下文治勝于武功的印象。而太祖陳橋兵變，卻以強力奪得天下。也許正因如此，趙宋皇室才忌憚地方軍事實力增強，采取各種遏制削弱方案。這雖是防備內憂，卻也是“自廢”之路。面對遼金崛起，北宋有畏戰情緒，但求安穩。《水滸傳》強化了這種“弱宋”印象，即使一幫盜匪草寇，也會讓北宋如臨大敵，惶惶不安。著名史學家宮崎市定的《<水滸傳>虛構中的史實》一書，說明北宋危機，在于君臣縱欲揮霍，嚴重透支民生。所謂汴梁之繁華，全因榨取全國財力物力，堆成的浮華一夢。

宮崎市定審視了文學和歷史的界限。《水滸傳》既有與歷史吻合對榫的細節，又有夸大或失實的虛構處理。此書在通俗筆法中融合扎實考證，是以歷史法、文獻法讀小說的典范之作。他從史實入手，讓我們窺探《水滸傳》諸多虛構“手段”。《水滸傳》從根子上利用了歷史中的錯覺。宋江的身份是最大疑點。宮崎市定通過史料比對發現，同時期其實有兩個宋江。一個是在山東、淮南活動的草寇宋江，另一個是隨童貫征討方臘的將軍宋江。而《宋史》對宋江的記載，偏偏給人以錯覺――好像草寇宋江搖身一變，成了將軍宋江。

“正式的文獻或史書里沒有一處說草寇宋江變成了朝廷的將軍。”《水滸傳》可能利用了侯蒙給皇帝的建議：赦免宋江，命其討伐方臘。它其實不過是一條未遂的動議而已。結果，《宣和遺事》這部有點兒疑似史料的小說，大作文章，為混淆兩個宋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訛誤會構成小說虛構的素材，衍生出從反抗聚義、替天行道，到招安歸順的路線之爭。事實上，史料中“招降”“出降”的措辭，誤導了讀者。真實的宋江被張叔夜搞得走投無路，實屬“就擒”。百二十回《水滸傳》為了主題的編排，為了讓讀者過癮，不惜修改歷史和邏輯。這正是歷史真實讓位于戲劇效果的操作。

連北宋對抗大遼都要靠金的幫襯配合，宋江一幫民間武裝竟然直接征遼得勝，還沒損什么大將。金庸武俠小說，可能就取了《水滸傳》的經：幾個大俠鎮守襄陽城，竟能對抗蒙古大軍。可笑的是，朝廷給如此大功，竟然只封宋江為“保義郎”（正九品）。這就像玉皇大帝給孫悟空封了弼馬溫，是一個荒誕邏輯。相比方臘建立政權，席卷幾省，宋江一眾不過是小打小鬧?！端疂G傳》為何偏讓宋江征討方臘，還能生擒成功？我想，這恰好說明了《水滸傳》另一被遮蔽的品質。那就是它作為“諷刺小說”的意義，或許大過它作為英雄傳奇的意義。如宋江在征遼，平田虎、王慶，幾乎不曾折損好漢。這完全得益于公孫勝的法術加持。

而征討方臘，好漢死傷大半，也許源于公孫勝的退出。小說加入了如同《封神演義》的斗法橋段，或許是最大諷刺?；兆诿詰俚澜?，把朝政搞得烏煙瘴氣，就是一個佐證。有什么樣的皇帝，就有什么樣的大臣?；兆诶^位，本來就是一個小概率事件，不管是論長幼、出身，還是品性，他都不是哥哥哲宗的最優接替者。他只是在保守派與變法派的爭斗博弈中，偶然獲得了權力。宮崎市定認為，徽宗不同于前代的暴虐型，愚癡型君主，他是揮霍型的代表。

他性格中搖擺不定，軟弱逃避，以癖好用人的特點，讓蔡京，童貫這類投機鉆營，扶植黨羽的權奸佞臣，獨攬大權。童貫作為宦官，是一大另類，他有戰功，能議政，能搜羅古玩，又負責造園，是徽宗心中的“寶藏能臣”。蔡京的發跡，是從結識童貫，為其充當“文化顧問”開始的?！盎兆谑且粋€感情細膩的文人天子，從徽宗興趣方面入手去討好則最有效。這點上，蔡京一開始就很有優勢。他很早便是進士及第，應該是很有才華的。”

他靠童貫接近徽宗，“專在徽宗的玩樂上下功夫”。兩人內外照應，互為表里，盤剝財富，獨霸朝野，是北宋政治生態惡化的禍首。后來，梁師成與大臣王黼，構成了“新組合”，簡直高度模仿了蔡京、童貫這對搭檔。有意味的是，宮崎市定從心理上揣摩了這種君臣依賴關系?！盎兆谀贻p的時候，性格很軟弱，在政治上依賴著強硬且有魄力的蔡京。但做皇帝十幾年后，權力意識覺醒，開始以自己的喜好選人用人?！边@種解釋描繪了“君臣父子”般的戀父倚重，也說明《水滸傳》里招安政策曲折反復，與徽宗無常的性格，有必然因果。

（文章首發于《北京日報》，發表時有改動。）

作者：俞耕耘，文藝評論人，專欄作者，現居西安。微信公眾號：書語云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