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上海市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研究“突出貢獻獎”揭曉，9位新中國成立以來長期在高校公共政治課教育教學一線工作，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建設和學術發展中作出重大貢獻的、尚健在的本市老專家獲此殊榮。澎湃新聞擬發布“突出貢獻獎”獲獎學者系列稿件，本文為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首席專家陳錫喜篇。

陳錫喜，共和國的同齡人，年逾古稀仍奮戰在教研一線，一生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教育為業、為生、為榮。

初見陳錫喜時是在他的書房。陳錫喜的書房不大，擺滿了書柜，入目皆是著作文集。緩緩推開其中一個三開門的書柜，六層隔層，高約兩米，百余本大大小小的榮譽證書陳列其間，記錄著他從教46年以來的大多數榮譽。

眾多榮譽當中，陳錫喜最看重的有二，一是上海交大所授的教書育人獎，另一個則是此次的突出貢獻獎，這是對他一生教書育人的肯定。

他是學者，更是師者。“作為老師，一定要把培養學生、育德樹人放在第一位。”陳錫喜說。

陳錫喜  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與共和國同齡，經歷磨難，見證繁榮

“我是共和國的同齡人”。這句話是陳錫喜對自己一生的概述。

70余載歲月同行，陳錫喜說，共和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他感受得到，共和國經受過的磨難，他也都經歷過。

1964年，15歲的陳錫喜還在讀高中。中央組織召開三屆人大，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對當時的陳錫喜來說激勵是空前的，現代化的愿景由此在他心中埋下種子。

1968年，陳錫喜上山下鄉到了上海崇明農村。上山下鄉3年，艱苦奮斗的環境磨練了意志，讓陳錫喜覺得可能往后一生碰到的困難都不在話下。但他也看到了當時的中國與現代化的差距，特別是農村。

“我剛下鄉時，崇明還沒有通電，這時自己也暗自下了決心，思考怎么改變這種面貌。”陳錫喜說。

1971年，陳錫喜回到上海一所中學做政治教師，恢復高考以后，又考進復旦大學哲學系，系統學習了馬克思主義。1982年，他來到高校做時政課教師。往后幾十年，他切身感受到了新中國不斷加快的現代化進程。

2015年前后，陳錫喜再次回到崇明，親身體會到這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崇明都是泥路、沙石路，沒有柏油路的，現在路都做得很寬，人民的生活也已經基本上實現現代化。”陳錫喜感慨，以前崇明在上海郊區中是最落后的，現在它成為了上海的后花園，成為了“美麗中國”的一部分。

陳錫喜和學生們

“無高徒則無以成名師”

“無高徒則無以成名師”，這是陳錫喜時常提到的一句話，如今也在學生之間廣為流傳，“快要成為順口溜了”。

如何理解？古人言“名師出高徒”，即“高徒出自名師”。而在陳錫喜實際教研生涯的體會中，卻恰恰相反。陳錫喜說，沒有培養出能夠超越你的學生就不算名師。

“名師來自于何處？來自于高徒，高徒越多，就證明你是名師。沒有高徒，只能證明你是名家，不能證明你是名師。為什么？在于后面的‘師’字。”陳錫喜看中“師”字背后的分量，其中蘊含著責任、道義與使命。

陳錫喜覺得，能獲得“突出貢獻獎”，并非因為其在學術上遠超眾人，“可能我同其他一些學術大咖相比還有很大的距離，但是我在上海灘培養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最多，現在在馬院工作的教師中，我的學生占比最高。”

截至目前，在陳錫喜門下已畢業的博士研究生有近30人，他們中有的擔任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中央馬工程專家、教育部教指委委員；他們在上海許多馬院擔任領導職務，10多人被聘為教授，多人被評為博士生導師，成為上海地區馬理學科的一張張“名片”。

近年來，陳錫喜在上海交通大學培養的已畢業全日制博士生，在讀期間人均發表C刊論文6篇，在《馬克思主義研究》這一學科頂級雜志發表論文2篇，全部到上海交通大學、復旦大學等一流高校任職，有的直接被聘為副教授，絕大部分獲省部級以上課題。

“所以我想他們成為高徒了，那我自然就成為了名師。”陳錫喜說。

陳錫喜的獎章很多，但他最看重兩個獎，一個是上海交大授予他的“教書育人獎”，另一個個就是此次的“突出貢獻獎”。陳錫喜說：“我覺得作為老師，一定要把培養學生、育德樹人放在第一位。”

陳錫喜

【訪談部分】

澎湃新聞：在您的生命歷程當中，馬克思主義理論如何影響您的生活和思想？

陳錫喜：我結合自己的一些對馬克思主義學習體會，提出“在馬學馬、在馬研馬、在馬信馬、在馬言馬、在馬用馬”。

第一個在馬學馬，要讀經典著作，要將馬克思主義關照中國的現實，還是要先回到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第二個在馬研馬，光學還不夠，還要帶著問題進行研究；第三個在馬信馬，通過研究才能真正把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念，其中重點是沉進經典著作，思考他當年是怎么論證問題的，而不是抓住幾句判斷當作教條，這樣才能夠真正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了馬克思主義，接下來便是在馬言馬，我們有責任把它說出去，進行宣傳教育；最后一個在馬用馬，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提供決策咨詢的意見，對中國的社會的一些發展提供我們的意見。

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一定要放到整個人類文明思想發展的過程當中來認識，這樣才能夠看到它今天的價值所在，而不是把它凝固化。

我這一輩子都在從事思政課教學，有46年了。在這個過程我總結為三個“以”。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教育，要“以此為業”，把它作為事業；要“以此為榮”，取得成就，有獲得感；最后把它轉化為自己終身的學術生命，叫“以此為生”。

澎湃新聞：您寫的關于脫貧攻堅等相關文章，都是跟當下最迫切的、最聚焦的實踐、時政相連接的。能不能結合上海的實際情況，說一說馬克思主義的實踐體現在哪些方面？

陳錫喜：上海的地理位置也好，歷史傳統也好，都決定了上海在改革開放中應該作為一個全國的龍頭。

作為改革開放的龍頭，它體現在很多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如何處理好，既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政府規范市場，做該做的事，不越權，本該讓市場解決的就讓市場解決，這個上海做得很好。還有上海在長三角區域中也是龍頭地位。怎么發揮龍頭地位？涉及到和周邊省市的協調問題。

此外，在供給策結構性的改革方面，上海也起到龍頭作用，其中最大體現是上海的科技創新。上海人才聚集眾多，如馬克思所說，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上海如何把創新隊伍組織好，對于十四五規劃也好，2035年的遠景目標也好，都至關重要。

澎湃新聞：在您的教學和研究生涯中，如何深化馬克思主義教育？

陳錫喜：對于我學生的文章，我會提出幾個原則性的意見，不會一字一句幫他們去改的。作為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應該有本事給老師改文章。

在他們的成長過程當中，我會給他們三個意識。第一個是學科意識，既然來了，就要把馬克思主義研究作為事業，而不能只作為學業，拿到一個畢業證書。要鉆研下去，不能身在曹營心在漢，這是一輩子就搞這個東西。第二個就是經典意識，我前面講過的，讀經典可以讀出好多味道出來，里面空間很大。第三個要有問題意識，有爭議的精神，有批判的精神，而不是把經典作為教條，這樣可以開拓視野的空間。

澎湃新聞：您剛才說咱們中國的抗疫科學性、道義性方面做得都不錯，能具體說說是哪里不錯嗎？

陳錫喜：道義性方面，應收盡收，應治盡治，體現出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從這次抗疫比較來看，西方國家沒能做到比中國好。

科學性方面，中央做出的每一個重大的決策，都會聽取專家的意見，包括疫情初鐘南山講了“不排除人傳染人”之后，中央做出的一系列決策，都是真正聽取專家的意見，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的。還包括我們的糾錯機制與問責機制等。通過這些重大事件，能夠反映出我們的制度蘊含的價值觀是具有科學性與道義性的，這個值得我們拿到世界上去講。

澎湃新聞：結合當下，談談您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未來的看法。

陳錫喜：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還是要結合時代的條件。對當代中國來說，我們進入到新時代，面臨很多新的問題，需要我們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去解決，并在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不斷提煉出理論的東西。

同時，要發展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思想。這需要我們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同時，與資本主義發展相比較，深刻研究馬克思主義問題所在、前途出路所在，與社會主義的關系所在等。我們處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究竟怎么表現的，意味著什么，還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分析的結果將指導我們的實踐，并回過頭來再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