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文·拉鐵摩爾（1900-1989）是在邊疆史、蒙古學、地緣政治研究方面卓有建樹的學者，是西來的“邊疆人”，也是對中國懷有深厚感情的國際友人。而在他背后，拉鐵摩爾家族與中國緣分極深，多位成員曾長期生活在中國，數人從事中國研究。拉鐵摩爾家族與中國發生聯系的數代人雖不都是近現代中外（美）關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但這個家族眾人的片段經歷亦可勾織出幾段鮮活的歷史。

拉鐵摩爾家族成員表（部分）

執教于上海和保定

拉鐵摩爾家族在中國的第一代“訪客”，最具代表性的當推大衛·拉鐵摩爾（David Moffat Lattimore，1873-1963，又譯“樂提摩”，下稱“大衛”）。“David Lattimore”不止一位，百年來還有兩位，一位是大衛之孫、歐文·拉鐵摩爾之子戴維·拉鐵摩爾，一位是戴維之孫（小戴維）。1901年，不滿周歲的歐文·拉鐵摩爾被大衛帶到中國，此前父親在美國一所高中教書，因薪水不足以養家，有意尋找高薪工作。

“1901年拉鐵摩爾的父親大衛·拉鐵摩爾受中國清朝政府之聘，來華傳授西歐式教育法，任職于天津北洋大學。襁褓中的拉鐵摩爾即被帶到中國……兒童時代他主要生活在北京……他親眼見過走向邊疆的駝隊，那叮叮當當的駝鈴聲使他對中國廣袤的國土和漫長的邊疆產生了遐想。”（《洋顧問列傳》，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6頁）這段文學性描寫給歐文邊疆志趣的萌發作了很好的演繹，但漏掉了大衛的前兩段中國經歷，也誤認為歐文的童年主要在北京度過。

大衛·拉鐵摩爾在華任教的第一所學校是南洋公學，1901年7月到校。1896年，盛宣懷在上海創建了南洋公學，聘請美國人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擔任監院一職。在福開森主持下，薛來西、勒芬文、樂提摩（大衛·拉鐵摩爾）等來任教習，成為公學新式課程的教學主力，隨他們而來的是西式教育制度理念、教學內容、教法。“1903年9月6日，上院中商務學堂開學……樂提摩教商業、書札、法文（并非法語，而是中國古代文選），每周三小時。”（《上海交通大學紀事1896-2005（上）》，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41頁）這里大衛所授“法文”課程，郭鋒認為并不是法語課，“法文”指的是英語語法或文法。若如此，大衛開設的法文課“使南洋公學得以與北洋大學堂一樣，成為中國最早開設英語語法課的官辦新式學校，而這件事是與樂提摩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是他為南洋公學做出的貢獻”。（《福開森在華五十六年》，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366頁）南洋公學特重英語學習，教文法與大衛所長更相符，而以“中國古代文選”作為授課材料，足見其語言功底及對中國文學的精通。值得一提的是，1905年4月盛宣懷附奏了《請獎南洋公學洋教習片》，建議“并授外國教員薛來西、勒芬邇、樂提摩3人三等第一寶星”。他評價說“南洋公學之名傳播東西洋，游學諸生皆得直入各國專門學校，亦賴該洋員等盡心教授不懈益虔，實屬卓著成效”。（《盛宣懷年譜長編（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828頁）

大衛的第二段執教經歷在保定，此段經歷甚少被提及。首先應明確其于何時離開南洋公學。據歐文所述，“父親1905年從上海遷到北京南邊的保定府，我們住在一座舊廟里”。（《拉鐵摩爾回憶錄》，第2頁）大衛的離職原因未見相關記述，但舉薦他就職南洋公學的熟人福開森，在接到“南洋公學洋監院名目為各省所無，應在裁撤之列。監院福開森合同屆期礙難續定”（《上海交通大學紀事1896-2005（上）》，第29頁）的電告后被辭退，可能是誘因之一。南洋公學在1905年改歸商部，此后學校在總方針、培養理念層面發生了變動，制定了新章程，夏曾佑曾連作《論南洋公學之新章》、《再論南洋公學新章之謬》兩文，直指該校另請日本教習，偏重日文，僅習英文，而“不以之教科學。一切科學，皆以日本文授之也”的不合理。（《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夏曾佑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70-372頁）這兩項變動很可能導致了大衛謀劃離職。至于大衛在保定任教的學校，一說是保定高等師范學校，一說是直隸高等學堂。兩校都由袁世凱建立，其中直隸高等學堂由美國人丁家立（Tenney Charles Daniel）任總教習，重視英文教學與洋教習聘用，且學堂1913年并入北洋大學，這與大衛下一段經歷可以銜接。此外歐文·拉鐵摩爾于1912年赴瑞士讀書，因此他的童年只能說是在上海和保定度過的，只不過和當時其他外國人一樣，他們一家常去北戴河等地度假，也曾短居北平。

編著《英文典大全》

大衛·拉鐵摩爾于1913-1921年間任北洋大學英文教師。他教過的學生回憶說：“在英文教員中，樂提摩（David Lattimore）最受歡迎。他循循善誘，百問不厭，有很多獨到之處。他……寫成一本《英文典大全》，后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標明‘供中國學生用’，風行全國，幾年內印行了幾十版。在他被調回美國達第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教授‘東方文化’臨行時，全校學生開會歡送（這是1919-1925年六年中北洋大學惟一的一次歡送會），獻給他一幅繡著‘誨人不倦’四個字的紀念旗。但他教學又最嚴格，講到關鍵所在，中國學生常易發生混滑的地方時，必定招呼停寫筆記，專心聽講，誰不擱筆，即厲聲制止；他常給試卷打上幾十幾分半，幾乎每年都有因英文不及格而留級的。”（《1919-1925北洋大學的鱗鱗爪爪》，《文史資料存稿選編24教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11頁）

前段文字將大衛·拉鐵摩爾的嚴師一面寫得頗為生動，還提及他編著的《英文典大全》（A Complete English Grammar for Chinese Students）。此書初版于1923年，版次較多。扉頁署名“David Lattimore”，身份是“達特茅斯學院遠東文明教授、原北洋大學英文教授”，大衛時已回到美國，前言落款則是“北洋大學 天津 1921年7月”。該書可視作大衛在華從事英語教育20年的結晶，從實際教學中汲取的大量營養是他的自信來源，“這本書是特為中國學校使用編寫的”。大衛還指出該書可供中國學校使用的特殊適應性可以在很多方面的編排中體現，中國學生學習英語的特殊困難他一直牢記在心——“作者在中國當了二十年的英語教師，有足夠的機會注意和研究這些問題”。（《英文典大全》，商務印書館，1932年，前言）

《英文典大全》1932年版

正因為符合學情教情，《英文典大全》成為解放前流行的英語語法教本，可同《納氏文法》（English Grammar Series，1898）等英語文法開山教材并列，大多數中學都采用為課本。1930年代出版的《英語的學習與研究》一書向讀者“介紹自修適用的英文書”，其中能做教員參考書，值得介紹的是大衛·拉鐵摩爾所著《英文典大全》和林語堂所著《開明英文法》。編者評論說：“這兩本英文書性質完全不同，《英文典大全》是依著老法子來編的，林語堂的書是要在文法界造反的。”（中學生社編：《英語的學習與研究》，開明書店，1935年，第145頁）因兩書都頗為風行，比較大衛·拉鐵摩爾、林語堂兩書的說法也數見于使用者的反饋。於崇文（中國科學院院士）在南洋中學學習時，課堂上使用的就是“David Lattimore的文法”，他還自學了林語堂的英文文法。於崇文學習比較后認為，“Lattimore習慣采用圖解式教學法，詳細解剖句子成分，并對每一英語語句中的每一單詞的作用進行逐一分析……而林語堂則將側重點置于中英文語言表達方式與習慣的對比上，引導學習者通過比較分析了解英語語法”。（《鎮海院士》，光明日報出版社，2017年，第50頁）這本文法的難度和詳細程度也有目共睹，“這書雖原來想作高中的課本，但實合大學程度；高中要采用這課本，非英文程度特高的學校不可”，“于句的構造和與文法有關的常用字……各時制之用法都說的極詳細——也許太詳細了”。（《英語的學習與研究》，第146頁）

大衛·拉鐵摩爾在詞典編纂方面還參加了李玉汶《漢英新辭典》的校對工作，校訂人共有伍光建、李維格、杜就田、施勃里、徐銑、張玉崑、張世鎏、蔣夢麟、樂提摩、鄺富灼十人，好幾位是有名人物，當中只有樂提摩、施勃里是英語母語者，他倆和張玉崑當時都是北洋大學的教師，李玉汶也畢業于北洋預科。雖然綜合張元濟等的說法，校訂工作可能主要由伍光建和李維格完成，但作為老師輩的大衛當在編纂中有指導、顧問作用。李玉汶編寫的《漢英新辭典》，亦是中國引入新式教育，渡過傳教士為主階段以后，國人編撰系統外語詞典的階段性作品。

洋教員的中國學生

大衛在北洋大學要執教預科。著名地質學家黃汲清曾回憶道，“我們預科的教師有大衛·拉蒂摩爾（David Lattimore），教英文文法……弗蘭克林·拉蒂摩爾（Franklin Lattimore）是前者的弟弟，主要教英文讀本……Lattimore兄弟倆都教得不錯，大衛態度嚴肅，弗蘭克林比較隨和，都受到大多數學生的愛戴”。（《我的回憶：黃汲清回憶錄摘編》，地質出版社，2004年，第20頁）在1895-1948年北洋大學教職員名錄中，“歷任校長、院長室秘書及英文秘書”一項，“樂提摩（美）”（David Lattimore）和“樂禘祃（美）”（Alex Lattimore）俱在其中，兩人名字還見于“歷任英文教員”表，黃汲清說的弗蘭克林應就是亞歷山大·拉鐵摩爾。此外，大衛·拉鐵摩爾除英語外還講授法語（1913.9-1921.12），大衛夫人也在1916.1-1918.12之間講授英語。（以上見《北洋大學—天津大學校史 第1卷 1895.10-1949.1》，天津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435、442、98頁）

雖然可能說不上“桃李滿天下”，大衛在北洋教過的學生中，后來與歐文·拉鐵摩爾打過交道的有名人物就有好幾位。歐文在重慶擔任蔣介石顧問時，秘書兼陪同是謝保樵，“謝在去美國之前已從北洋大學畢業，他在那里跟我父親學英語（學得很好），跟我叔叔阿勒克（Alec）學德語（學得很糟）”。（《蔣介石的美國顧問：歐文·拉鐵摩爾回憶錄》，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00頁）1941年歐文曾被派去視察滇緬公路中國段，工程總負責人曾養甫前來相見，他發現“曾是廣東人，也是我父親和叔叔在天津北洋大學的學生”。（《拉鐵摩爾回憶錄》，第125頁）而當談起國民黨派系時，他似有些得意，又似帶點諷刺，“這里我想提一下，陳立夫是我父親在天津北洋大學任教時的學生。他跟父親學英文，然后去了美國，獲得采礦工程師學位。像中國很多這類潛在的專家治國論者一樣，當他回到中國時，我不相信他會去鉆礦山。他踏上了官僚職業與政治職業相結合的歷程”。（《拉鐵摩爾回憶錄》，第139頁）

另一個鼎鼎有名的北洋大學預科學生是徐志摩，他于1916年秋轉入天津北洋大學法科預科學習，1917年轉入北京大學法科。有學者根據徐章垿（志摩）學籍書上“北洋大學民國六年七月補習半年期滿”之句推算，指出徐在北洋法科預科學習時段約為1916年冬至1917年7月。（孫玉芳：《徐志摩與國立北洋大學》，《現代中文學刊》，2015年第6期）徐志摩在北洋大學法科預科學習的時間不算長，英文一科獲得88分，大衛·拉鐵摩爾與夫人當時名列教師隊伍中，詩人具體是否受教于大衛夫婦暫未能知。

歸老達特茅斯

結束在北洋大學的教學生涯后，大衛一家返回了美國。弟弟亞歷山大·拉鐵摩爾在北洋還工作了幾年，1927年入學北洋的閻樹楠還上過他的課。（《回憶北洋大學》，天津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56頁）歐文在其名著《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序言中寫道，“家父大衛·拉鐵摩爾是達特茅斯大學歷史學教授，對本書的初稿、定稿，以及寫作過程中的某些章節，都提出過批評意見，把他40年研究中國文化及歷史的心得提供給我。他是本書第一個，也是最后一個批評者”。（《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原序，第3頁）

大衛又是因為什么原因返美，于何時返美的呢？據歐文所說，“我二十一歲左右時，父親應邀去達特茅斯學院執教，這樣全家可以回到美國，以使年幼的孩子們接受教育”。（《拉鐵摩爾回憶錄》，第10頁）歐文二十一歲時為1921年，這里提到子女教育問題是原因之一。此外，中國貨幣急劇貶值，大約歐文19歲時（1919），“由于父親是由中國政府以銀本位的貨幣支付薪水的，他無力資助我在英國讀大學”，（《拉鐵摩爾回憶錄》，第9頁）歐文只得返回中國謀生。因此一家人在中國生計艱難，或局勢不穩導致生活質量下降，都是大衛攜家人返美的可能原因。歐文·拉鐵摩爾失去了到牛津學習的機會，轉而回返中國，這雖是他個人的遺憾，卻“逼迫”了一個一流學者的成長，或許真是命運安排。

大衛回到達特茅斯學院任教后的情況未見于歐文的回憶錄以及《祖孫訪談錄》等資料中。筆者在達特茅斯學院官網上見到了一張大衛開設課程的圖片材料。該課程名為“The Far East”，簡介是“對遠東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狀況的全面研究。我們將認真考慮中日兩國人民的近況和目前的問題”，他在東方的半生見聞當得到了最大發揮。若要舉一例大衛回美后教書育人的成果，則該提到蒙古學家柯立夫（Francis Cleaves）。如李若虹已介紹道，柯立夫“在大學里遇到的一位最重要的老師就是大衛·拉鐵摩爾……是他激發了柯立夫學中文的興趣”。（《心理東西本自同：柯立夫與楊聯陞（上）》，《文匯學人》2017年11月24日）

當然，大衛教導子女也是卓有成效的。歐文幼時，父親只給他講過法語、拉丁語和一些課程。后因歐戰爆發，除歐文以外的孩子都由母親帶回了中國，“父親得以開始教授弟弟里奇蒙希臘文。里奇蒙后來也得益于進了達特茅斯學院”。（《拉鐵摩爾回憶錄》，第8頁）歐文認為大衛閑暇時的輔導帶給了里奇蒙課堂外的高深知識，使他受到了古典文學傳統的良好熏陶，這對日后里奇蒙成為著名的古典文學學者是非常重要的。

大衛·拉鐵摩爾開設課程簡介

大衛最后享壽九十，他的孫輩，也就是家族中第二位“David Lattimore”，1931年出生于北平，迪魯瓦·呼圖克圖做了他的教父。戴維·拉鐵摩爾先后學習于康奈爾和耶魯大學，后在布朗大學任教，為中國文學研究、文學翻譯領域的專家。戴維繼承了家族的中國研究傳統，也如同父祖輩一樣熱愛中國文化，他與中國的交集將是下一段故事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