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根

2020注定會因新冠疫情而被載入史冊。疫情的大流行成為影響全球經濟走勢、國際政治等最重要的變量，讓社會的不確定性有增無減。不同的問題在各個領域不斷地涌現出來，從教育到醫療，乃至社會意識形態均面臨大考。

同時，疫情作為一個醫學事件，也引發了現代科學史上最大的轉折點。2019年秋天，由于沒有人知道疫情的存在，科學家們對新冠肺炎病毒的研究幾乎為零。

而截至2020年12月15日，疫情已蔓延至200多個國家，超過7277萬人患病，因該病毒而死亡的人數超過161.9萬人。這引發了科學界前所未有的努力，導致了科學研究重點的大轉變。

當然，疫情也暴露出科學研究的諸多問題，比如學術界的惡性競爭迫使研究人員利用疫情蹭熱點、追名逐利，以及產生一系列平等、生物醫學偏見等。如何甄別和鼓勵有益研究，祛除浮躁和功利，也將成為后疫情時代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

前所未有的科學努力

疫情以一種猝不及防的姿態打碎了曾經直線型的、平滑的、可預測的社會。對于科學研究來說，疫情導致了科學研究重點的轉變，加速了科學信息的分享，更讓傳染病研究成果帶入了公眾的視野，推向大眾。

首先，疫情期間，成千上萬的研究人員暫時放棄了此前耗費大量精力的研究課題，轉而開始研究這一流行病。僅僅幾個月，科學研究就出現了新冠病毒化的趨勢。

根據的PubMed的統計，從2020年初至今，PubMed上已登載了74000篇COVID-19論文，是已出現幾個世紀的傳染病脊髓灰質炎，麻疹，霍亂和登革熱的數倍之多。而從1976年出現的最烈性傳染病之一的埃博拉，目前只有9700篇論文。截止9月，最權威的醫學雜志NEJM在今年共接到了3萬篇投稿，其中一半以上為新冠病毒的研究文章。

就像著名的曼哈頓計劃和阿波羅計劃一樣，疫情的大流行也集中了大量科學家的精力。事實上，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第二次世界大戰熱帶戰場上瘧疾的威脅，以及戰后幾年小兒麻痹癥的興起，都引發了大的轉折點。近年來，埃博拉和寨卡病毒的流行也都促使了資金和出版物的暫時激增。新冠肺炎疫情無疑是一個新的轉折點，導致了科學研究重點前所未有的轉變。

在對美國、加拿大和歐洲2500名研究人員的調查中，哈佛大學的研究團隊發現，32%的人已經把注意力轉移到了流感大流行上。

比如，研究嗅覺的神經科學家開始調查新冠肺炎患者為什么會失去嗅覺。又或者，亞利桑那大學的michaeld.L.Johnson通常研究銅對細菌的毒性作用，但當他得知新冠肺炎病毒在銅表面的持續時間比在其他材料上持續的時間要短時，他的研究部分轉向了這種病毒對這種金屬的脆弱性。事實上，對于現代醫學來說，從沒有任何一種疾病，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受到如此強烈的、如此多的綜合學科的重視。

其次，關于病毒的研究分享在疫情期間以驚人的速度運作著，這也讓科學從一種緩慢、封閉的努力轉變為更靈活、更透明的科學。傳統上，一項研究的發表要經過漫長的過程，先是將論文提交給雜志社，雜志社再將論文發送給同行進行評論。如果論文通過了同行（通常長達數月），在昂貴的付費后，論文才會被會發表。

而顯然，這個系統并不適合快速傳播的疫情。于是，新冠疫情期間，生物醫學科學家可以將他們論文的初步版本，或者“預印本”上傳到免費訪問的網站上，以便其他人對他們的研究結果進行剖析和構建。

盡管這種做法在2020年前已經慢慢流行起來，但疫情無疑加速了這一做法的推廣和普及，這對于分享有關COVID-19的信息具有重要意義，更是有可能成為現代生物醫學研究的主流。

預印本加速了科學的發展，大流行加速了預印本的使用。今年年初，一個名為medRxiv（“med archive”）的存儲庫保存了大約1000份預印本。到10月底，已經有12000多份。

此外，疫情也暴露了過去人們忽視的傳染病威脅，將小眾的傳染病研究成果推向了大眾。大約90年前，人類還不能觀察病毒。但是今年，在第一例COVID-19病例被發現后10天，中國科學家就上傳了SARS-CoV-2的病毒基因組序列。截止到11月，已有197000個病毒序列被上傳。

此外，研究人員已經開始揭示SARS-CoV-2與野生蝙蝠中的其他冠狀病毒（可能的宿主）相比的情況；它如何滲透和協同我們的細胞；免疫系統如何對其過度反應，從而產生新冠肺炎的癥狀。可以說，人們對這種病毒的了解比歷史上任何一種病毒都要快。

疫情下的科學弱點

疫情帶來了科學界前所未有的努力，彰顯了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內在邏輯，但也暴露了疫情下科學界的諸多問題。疫情是一次獨特的災難，讓學界面臨著大考。

2020年1月29日，國際權威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志》（NEJM）官網上刊發了一篇題為《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在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的回顧性分析論文。文章結論表明，在2019年12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在武漢已經有了人與人之間的疾病傳播，即所謂“人傳人”。

該文一石激起千層浪，“疾控系統專注發論文隱瞞判斷”等結論不斷涌現，引發人們對于疾控中心工作的廣泛質疑，該事件也因此被稱為“疫情論文風波”。當然，很快，國家科技部回應了這一風波，表示“為了發論文隱瞞”的說法不能站得住腳，并對回溯性研究作了充分解釋。

1月30日，科技部發布《科技部辦公廳關于加強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科技攻關項目管理有關事項的通知》明確指出“各項目承擔單位及科研人員要堅持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戰勝疫情中，在疫情防控任務完成之前不應將精力放在論文發表上。”此次疫情論文風波，也折射出國人對促進我國科研高質量發展的迫切需求，以及生物醫學學術領域競爭殘酷和慘烈。

生物醫學學術界是個金字塔，每個生物醫學教授在其職業生涯中平均培養6名博士生，但只有16%的學生獲得終身職位。因此，疫情為許多研究學者提供了一個極佳的一舉成名的機會：在每個人都受到波及而急切渴望獲取信息的重大疫情之中，任何新論文都可以立即吸引國際媒體的關注，并有被引用成百上千次的可能。

政府、慈善機構和大學將巨額資金用于新冠疫情的研究。僅在3月，美國國會就給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委（NSF）追加了7500萬美金COVID-19專項經費。這些因素導致了大量科學家涌入COVID-19領域，以犧牲學術嚴謹性為代價，產出了海量草率、功利和炒作性研究。

大流行的機會也不公平地落在科學界身上。在科學家中，和其他領域一樣，女性比男性做更多的兒童保育、家務和教學工作，并且更多地被學生要求情感支持。隨著流感大流行的蔓延，女性科學家的負擔越來越重，她們無法投入更多的時間去了解新的研究領域，也無法開始一個全新的研究項目。圣克拉拉大學的研究顯示，由于COVID-19的壓力，女性的研究時間比男性減少了9個百分點。

與2019年相比，medRxiv預印本資料庫中女性作為第一作者的論文比例下降了近44%。與去年來自同一期刊的論文相比，發表的COVID-19論文的第一作者女性人數減少了19%，男性在87個國家領導著超過80%的國家COVID-19研究小組。在美國有關流感大流行的新聞報道中，男性科學家被引用的頻率是女性科學家的四倍。

美國的有色人種科學家也發現，由于獨特的挑戰耗費了他們的時間和精力，他們比白人同行更難掌握方向。黑人、拉丁裔和土著科學家最有可能失去親人，這使他們的職責清單上增加了哀悼。

科學受到所謂的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的影響，即小的成功如滾雪球般滾向更大的優勢，而不考慮優點。同樣，早期的障礙依然存在。年輕的研究人員如果因為太忙于關心他人或為他人悲傷而無法改變自己的觀點，那么他們可能會因為一年的低產而遭受持久的后果。

可以說，新冠疫情已經極大地改變了科學研究，加速了科學信息的分享。同時，全球科學家應對疫情的通力合作為今后應對其他全球性傳染病威脅帶來了極為寶貴的經驗。

但是，大流行也暴露了科學研究的弱點，諸如扭曲的激勵、浪費的做法、不平等、生物醫學偏見等。如何甄別和鼓勵有益研究，祛除浮躁和功利，也將成為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