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和平是人類的基本主題，與之密切相關的軍事問題關系人類命運至為深遠。軍事和戰爭不僅深刻影響了中外的古代社會，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近代世界的發展格局。因此，軍事史研究曾經是學術界的熱門和顯學。然而，近年來卻呈現出“內冷外熱”的趨勢，亦即軍事史研究在學術界趨冷，而在學界之外的廣大讀者中熱度不減。考慮到軍事和戰爭的議題不僅是我們理解歷史不可或缺的，而且也與公民教育和人類和平密不可分；加以學術視野的拓展、跨學科方法的引入和史料（包括影像資料）的大幅擴充，越來越多的學者感到軍事史的研究亟需加強，并且大有可為。

基于以上考慮，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王奇生教授倡導青年學人加強軍事史研究。此前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已經成功舉辦了前兩屆軍事史研討會。12月5-6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合辦的“馬上建功與紙上談兵：第三屆軍事史論壇”在南京理工大學舉行。來自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京大學、南開大學、四川大學、湖南大學、中山大學、華東師范大學、暨南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南京師范大學、南方科技大學、中央黨校、國防大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和南京理工大學等單位的四十余位專家學者與會。

與會的青年學人總共提交26篇論文，涵蓋軍事史研究各個領域，體現了新時代青年學人研究視野的開闊和研究領域的多樣。

有研究者聚焦戰爭與社會階層流動。張永的《精英缺位與庶民翻身——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農民干部的成長》一文，一方面力圖展示抗日戰爭時期中共農民干部和士兵成長的歷史細節，另一方面則嘗試通過抗日戰爭中階級力量變遷這樣一個邏輯框架，把古今中外的相關歷史碎片拼接起來，進而探討近代中國為何發生階級顛覆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問題。嚴海建的《抗戰時期大后方知識人身歷目見的社會階層變動》一文認為，對于日常生活的巨變，身處其間的知識人的觀察與思考觸及到社會階層變動的深層面相，在“權豪”與“鄉下人”之間，知識人的認同日益向下，與國民政府日益疏離，預示著人心的變動和戰后社會政治的更新。

有研究者則回歸軍事史研究的原點，關注裝備和兵。張建的《明初、中期“將軍銃”考》一文，旨在闡明兩類“將軍銃”的形制和技術特點，考察它在15-16世紀，明朝京營與邊軍中的裝備及運用實態，反思其遭到邊軍排斥，未能成為決勝兵器的原因。陳默在《清季軍隊步槍制式化的探索和選型——以“漢陽造”為中心的討論》一文中指出，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上，籌劃引進德國機器，仿制德軍現役的九響毛瑟步槍作為部隊制式槍械。數年后擔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追趕世界潮流，轉而將使用無煙火藥和小口徑槍彈的德國新式1888型步槍作為仿制母型，并于1896年開始量產此種被后世稱為“漢陽造”的步槍。然而此時主導步槍制式化的督臣們在尊西崇新的道路上走得更遠，最終放棄了漢陽造。陳肖寒的《清代察哈爾的兵》一文認為，很多討論清代“察哈爾”部隊的軍事活動論文，將察哈爾八旗（及扎薩克旗）的軍事行動，等同于“察哈爾人”“察哈爾部”的行為，忽視了“察哈爾”在清代經歷了清政府的“重造”過程。“察哈爾”僅僅作為“旗”的名稱被保留下來，和“察哈爾人”“察哈爾部”已經失去了對應關系。另外，對于察哈爾八旗的戰斗力和取得的軍事成果，在分析現有史料的前提下，均不宜做過高的評估。

對于軍事人物的研究，也是軍事史研究的傳統話題之一。吉辰的《譯員·教習·幕僚：張之洞督鄂時期所聘日本軍人再考》一文認為，出于湖北軍事近代化的需求，張之洞督鄂期間不僅首開近代中國聘用日本軍人的先河，而且陸續作出了數量可觀的聘任。大量日本軍人來鄂應聘，促使湖北的軍事改革從“師德”轉向“師日”，也是甲午戰后日本爭奪在華勢力范圍的一種體現。彭賀超在《張之洞與1903年江陰陸海軍聯合演習》一文中指出，1903年，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調集湖北新軍、江蘇防營及南、北洋海軍在江陰炮臺舉行了一次跨區域、跨軍種的軍事演習，這既是其軍事改革理念使然，也是為了樹立湖北新軍威望、推廣湖北練兵模式。江陰陸海軍聯合演習的成功舉辦，對張之洞本人、江鄂兩省軍事局面及當時督撫的練兵決策均產生了積極影響，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清末新政初期的軍事改革進程。凌鵬的《“禮學經世”說形成史——兼論咸同時期曾國藩所見之世變》一文認為，曾國藩的“禮學”思想，很早便有研究者涉及。不過，迄今為止的研究中，對于其“禮學經世”思想的論述多流于籠統和空泛。他認為，曾國藩的“禮學經世”的最終期待，也還是要落在具體的士人身上。章成在《辛亥異調：陜甘總督長庚對西北辛亥革命的因應》一文中提出，陜甘總督長庚在清末民初為應對西北辛亥革命所進行的一系列軍政活動，是除清廷中樞之外，觀測辛亥革命對象一方的絕佳窗口。陜甘當局因應革命的過程，不僅反映了清末多方政治勢力間的復雜博弈，更展現出西北地方在時代大變局之下的另類格局，是國家政權鼎革之際的“異調”。薛軼群在《內田康哉與日本駐華公使館情報網——日俄戰爭時期的“燕京見聞”報告解讀》一文中指出，內田康哉是日本近代著名政治家，也是唯一一位在明治、大正、昭和時期均擔任過外務大臣的外交官，是日本外交史上的重量級人物。日俄戰爭期間，以駐清公使內田康哉為中心構建的駐華公使館情報網，不僅是日本對外情報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日本政府的對華決策提供了必要依據，也反映了日本視角觀察到的晚清官場政治生態的一個鮮活側面。張曉川在《吳琢之與“西南運輸處”》一文中認為，吳琢之是我國較早的留法勤工儉學人員和汽車、公路專家，他為整編南洋華僑回國機工、培訓新手司機以及滇緬公路為中心的抗戰物資運輸做出了貢獻。不過因為西南運輸處內部派系斗爭等原因，受到排擠，并未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軍事事件亦為軍事史研究的傳統話題與重點之一。韓策在《內爭幫助內患：咸豐初政與太平天國的興起》一文中試圖說明，咸豐初政內爭的激化，如何嚴重削弱了清方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初期的效力，反面“幫助”太平天國由小到大，由弱轉強。晚清皇帝初政，往往因激烈內爭而導致政局動蕩。如果在和平時期，這也沒有多大關系。但若適逢內憂外患之日，便很可能因內爭而導致內憂外患突然加劇，最終帶來意想不到的嚴重后果。文章所討論的咸豐初政與太平天國的興起就是如此。廖文輝的《同光之際新疆防務問題討論新探》一文指出，過往的海防塞防之爭的視角與相關討論，易于忽視、簡化、模糊這些豐富的面向。籌餉方策之爭及反映的財政情形之認識，海防建設規模、新疆軍務輕重緩急背后，還隱藏著與議高級官員們對于時局、假想敵認識的分歧。凡此種種，成為了形塑與議官員們相關意見的重要前提，均值得加以關注。葉銘的《此路難通：北平軍調部恢復交通任務的緣起與結局》指出，由于國共雙方政治上缺乏互信，軍事上持續沖突，因而立場上迥然不同。這造成軍調部在恢復交通問題上國共雙方缺乏談判成功之基礎。加之美國“中立”之下實際執行的“扶蔣”政策，軍調部三方最終同床異夢，恢復交通只能是“此路難通”。

軍事技術是目前軍事史研究方興未艾的一個話題。任偉在《蘇區時期中共的交通網絡與信息傳遞》一文中指出，因為白色恐怖，中共組織內部的交通網絡與信息傳遞面臨嚴峻挑戰。一方面，上海中央與各根據地相距遙遠，指令傳達頗為困難；另一方面，隨著紅軍規模不斷擴大，戰場指揮與調度都對信息傳遞提出更高要求。在人員、技術、資金匱乏的情況下，中共借助組織優勢，逐步推進黨內交通網絡建設。組織與技術充分融合，是中共革命的重要特色。李恒俊在《全面抗戰時期新四軍醫務人員的來源與培養機制初探》一文中，解答了眾多問題，諸如：抗戰時期，新四軍的醫療衛生工作如何起步？數量眾多的醫務人員從何而來，他們有怎樣的背景，出于何種動機選擇加入新四軍？以技術見長的外來醫護群體如何融入以工農為主體的革命隊伍？從普通戰士中選拔的基層衛生人員需要接受怎樣的訓練，才可以勝任戰時醫療的需要？醫務隊伍的組建和實際運作過程發生過哪些沖突，有怎樣的困境，最終又如何克服？中共軍隊的醫療衛生工作有哪些成效和不足？

軍事政治工作與宣傳工作，亦是軍事史研究的重要課題。謝敏在《抗戰時期中共軍隊文藝宣傳隊的“大眾化”實踐》一文指出，政治工作有兩大法寶：一宣傳、一組織。中共高明之處在于往往能將兩者結合，既有宣傳的組織又能有組織地宣傳。抗戰時期，中共軍隊文藝宣傳隊即為有力證明。所謂“大眾化”，本質是“化大眾”，是革命化、政治化，是以群眾運動的方法達成化大眾的目的。整風之后，文藝宣傳隊的主體——知識人大體已被改造為大眾之一部分，黨則取代了知識人“化大眾”的角色和地位。徐家寧在《國民政府在抗戰后期的攝影外宣——從安烈生的照片發現說開去》一文中認為，中國政府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除了中國人民的英勇不屈和將士的浴血奮戰，也與國際援助分不開。文章通過對一批照片的攝影者的追尋，試圖為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外宣工作中攝影方向的研究添補新材料。

軍事戰略是軍事史研究的中心話題之一，本次論壇不乏相關話題的佳作。郭寧在《在河南與蘇北之間：中共豫皖蘇根據地的建立與頓挫（1937—1941）》一文中認為，豫皖蘇根據地位于河南與蘇北之間，南北起著連接華北八路軍與華中新四軍的重要作用。無論其建立還是頓挫，都與中共對河南的經略密切相關。李雷波在《抗戰前期中共對中原戰略區的規劃與經營（1937-1939）》一文中指出，抗戰前期，中共對中原戰略區的規劃與經營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1939年4月前后，借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獲準設立之機，中央將“發展華中”的區域支撐點自豫東轉向皖東，中原游擊戰的重心也隨之整體向東推移。李翔在《日軍登陸前中共在華南的戰略布局》一文中提出，1938年10月日軍登陸大亞灣之前，中共在華南的戰略布局，一是依托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利用合法名義，在地方自衛團中開展軍事活動，積蓄力量。二是受土地革命時期根據地選址思維影響，預判閩粵邊將淪為日占區，閩粵贛桂邊的五嶺地區成為張文彬青睞的未來抗日戰爭的戰略活動區域。中共在華南的戰略布局更深層次地透露出，在統一戰線“統”和“獨”、陸權和海權、局部和全局的抉擇中，一些中共黨人過于倚重國民黨，尤其看重想象中的陸權，特別是對山區腹地廣闊區域的掌控。張展的《進退之間——1938年的日軍戰略與國共形勢》一文認為，1938年初，日軍突然停止大規模進攻，國共雙方均判斷其可能實行戰略收縮，回師肅清占領區以鞏固后方。中共準備在不得已時，將主力退出華北以圖保存，而國民黨則希望借日軍疲弱之機，在局部奪回戰場主動權。之后日軍經內部博弈改變方針，重回速決戰略，而國民黨對日軍戰略判斷失誤，集中軍隊試圖發起反攻，給了日軍正式轉換戰略的理由。日軍進攻徐州、武漢，造成其后方空虛，中共果斷抓住機會，全力擴張敵后根據地，這一出乎日軍意料之外的發展，使其原有戰略布局無法實現，逐漸陷入持久消耗戰的被動局面。

除了具體戰略、人物、事件話題外，形而上的對于戰爭的思考也是軍事史研究的主要課題之一。周海建的《抗戰時期中國人的意阿戰爭敘事與修辭》一文指出，爆發于1935年10月的意阿戰爭在一定程度上即成為中國人應對抗日問題的“樣”，中國官方與民間輿論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后對于這次戰爭都給予了相當大的關注，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敘事與修辭。當時的中國人為什么會對這樣一場遠方的戰爭發生特別的興趣？他們對意阿戰爭的敘事與修辭體現出什么樣的戰爭觀？對中國的抗日戰爭有什么影響？研究這些問題將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國抗戰中激進、冒險、猶疑、爭執、妥協、退讓等各種取向雜糅并舉的復合型面相。余露在《抗日戰爭時期的鴉片戰爭百年紀念》一文中認為，日本極力鼓吹大東亞共榮，號召中日聯合反抗英美帝國主義統治，汪偽政權隨之起舞，重慶方面奮起反駁。對鴉片戰爭的詮釋和紀念問題，變得更加具有現實意義，相關言論、主張和認知在1940年鴉片戰爭百年紀念前后達到高潮。重慶國民政府、汪精衛偽國民政府、中共和其他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發聲和表態，顯示出歷史與現實的糾葛、立場與事實的張力。文晗在《從永久和平到全球內戰——淺論戰爭概念的現代轉向》一文中則指出，戰爭并不是像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是“一種政治行為”，“政治交往的繼續，依靠另一種手段進行”，更不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毋寧說，政治才是戰爭的延續，戰爭實際上同其他關系（不平等關系、分工、剝削關系等）相比被認為是第一位的，個人、團體或階級之間的對立、競爭和對抗等現象都被歸并到戰爭的機制和形式之中。

報告之外，王奇生、黃道炫、高士華、曹必宏、楊斌、尹正達等資深學者對與會青年學人的論文作了精彩點評。他們認為，研討會論文選題不宜過小。因為看似滴水不漏、特別嚴謹但選題過細的論文不易展開討論，而沒有討論會限制問題的提出和研究的深入。研討會的論文，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可能更為重要。參會的各位青年學者也對各自感興趣的話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在綜合討論階段，各位學者均指出，軍事史研究十分重要，大有可為，軍事史研討會必須堅持辦下去。接下來，還應吸納研究中國古代及世界軍事史的學人加入，打通古代史與近現代史、中國史與世界史的藩籬，進而形成穩定的研究群，不斷推進軍事史的學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