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史研究中，“明中葉”是一個備受國內外學者關注的高頻詞匯，大約由此開始，中國的政治格局、國家制度、經濟水平、社會文化均出現了劇烈的變革，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不過，國內學者或專注明中葉變革中的積極因素，或專注其消極因素，鮮有人將兩者結合起來考察。首爾大學的吳金成教授是韓國明清史研究的權威學者，曾著《國法與社會慣行——明清時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知識產業社2007年版，以下簡稱《國法與社會慣行》）一書，考察明中葉至清初一系列社會變革中的法律、制度、政策在現實社會的貫徹問題，探索明清變革中的積極與消極因素的內在聯系。如今已由北京工業大學的崔榮根教授譯成中文（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讓國內不識韓文的學者能一睹其真容。

《國法與社會慣行：明清時代社會經濟史研究》，[韓]吳金成著，崔榮根譯，薛戈校，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年出版

吳教授將著作定名為“國法與社會慣行”，似因他在研究中發現了明中葉以后的大量社會慣行與法律規定相背離的現象：國法規定限制士人優免，慣行卻是士人優免泛濫；國法規定州縣吏役供職年限為三五年，慣行卻是州縣吏役的數量龐大且世襲供職；國法規定鼓勵儒學，慣行卻是士庶沉于迷信。類似的現象不勝枚舉，社會慣行與法律規定背向而行，置國法為具文。為此，本書試圖厘清，作為歷史主體的人在劇烈變革中的生存狀態，尤其是處于支配地位的紳士階層以及圍繞紳士周邊的胥吏、商人、牙行、無賴等人群的各種功能。

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吳教授使用了正史、政書、文集、方志等大量的史料，更是旁征博引了大量海內外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包括中文、韓文、日文、英文等多種文字，其所引用的文獻足以媲美任何一套相關領域的文獻目錄書籍，對前人研究簡明扼要地評述亦足以充當年輕學者研究的指導書。章節安排上，除了簡要導論和結語，全書共三篇九章（含附論），每篇三章，分別討論內容各異又彼此聯系的三個主題——社會的動搖與重構、國家權力和紳士、都市和無賴，從不同角度論述明清時期中國社會經濟變化中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

在三篇內容中，第一篇“社會的動搖與重構”與后兩篇略有不同，前者是后二篇的時代背景，由吳教授閱讀大量研究后對明清社會經濟變遷高屋建瓴式的論述及其早年研究的總結，后二篇則是爬梳史料所得的認知。對明清社會經濟變遷的大致情況，吳教授歸納為四個方面：一是明中葉里甲體制解體，紳士階層填補了鄉村地區的權力真空，經明晚期至清前期朝廷的反復努力，在紳士的配合下，建立新的賦役體制而重建鄉村社會秩序。二是從明中葉里甲制解體至清中葉，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人口持續向山區、落后地區和市鎮遷徙，促進了中國農業、手工業、商業經濟結構的變化。吳教授對此著力最深，第一篇第二章、附論就此專門展開論述，內容論及長江中游地區耕地大規模開發，農業集約化經營，新作物全面推廣，多種經營共同發展，農業中心由江南轉移至長江中游。三是江南地區以紡織業為主導的手工業迅速發展，推動了全國性商業貿易的繁榮，商人、工匠、流民聚集，大規模市鎮蓬勃發展，江南得以維持經濟中心的地位。四是庶民的社會經濟身份得到了極大提高，在陽明學“四民平等”的觀念影響下，庶民階層對政治和社會有了一定了認識，積極參與改變自身命運、爭取自身權益的斗爭，如民變、抗租等。

吳教授敏銳地意識到，明清帝國地域遼闊，各地環境差異甚大，即便是全國大部分地區存在的情況，具體變化并非完全不同步。故在本書的韓文版付梓前后，曾著力以江西省為研究對象，探索前述諸多問題在江西地區的具體實踐，并著成《矛與盾的共存——明清時期江西社會研究》（知識產業社2007年版，中譯本亦于2018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遙相呼應。

可以說，本書是吳教授研究明清社會經濟史三十余年的精華所在，亦是老一輩韓國明清史研究學者的代表性著作。

鄉村的紳士

在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一個介于官府與民眾之間的階層，起著連接官府與民眾的作用，海外學者稱之為“地方精英”。多數時候，這一階層上與官府爭權，下與民眾爭利。隨著明中葉變革的推進，一群被服儒雅的讀書人與國家意識形態合拍，在鄉村權力出現真空時成為國家維持社會秩序的輔助，到清中后期竟是延續國家政權的有力支持者：他們就是眾所周知的紳士階層。

吳教授所謂的“紳士”，是指以科舉制、學校制、捐納制為媒介出現的，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支配階層，包括有過當官經歷者（在職、致仕、休職的官僚和進士及第者）和未入仕的學位持有者（亦作士人，即舉人、貢生、監生、生員等官職渴望者）。紳士是地方精英的核心力量，亦是一些精英社會權威的來源。

士紳階層的形成，既是國家制度使然，也是社會治理需要。明初，朝廷為籠絡讀書人和改變士風，將學校與科舉合并，令生員及監生資格的獲得者享有九品官員的特權，即具有優免徭役等諸多權力。一方面，這些特權享有者獲得了經濟利益，提升了社會地位，國家和民眾亦將之視為士大夫的一員，另一方面，他們也體驗和感悟著士大夫的自覺性和公意識，孜孜不倦地追逐功名，求不得時則定居鄉村，謀取“保家身”的事業。明中葉以來，科舉考試競爭愈加激烈，熟讀圣賢書的生員、監生、舉人與進士、官僚群體一樣，因士大夫的自我意識和共同利益，具備了廣泛的同類意識，發展為一個國家與民眾共同認可的“獨立的社會階層”，被稱作“紳衿”“紳士”或“士紳”。在儒教理念的影響下，紳士們或為探討學問、或為科舉入仕，結成各式的社團乃至聯姻，維持彼此間深厚的紐帶與協作關系，并制造輿論，傳播“紳士公議”，強化階層意識。與此同時，國家財政危機日益嚴峻、里甲體制逐步瓦解，基層社會出現了權力真空，國家需要實現賦稅征收和維護社會秩序，促使具有與國家相同理念的紳士階層迅速填補權力真空，發揮了支配作用，是為國家行政的輔助組織。

在鄉村地區，由于控制能力削弱，國家權力需要依靠紳士的社會支配能力來維持秩序，紳士則需要國家權力作為后盾鞏固其支配力，從而形成了二者相互依存的結構。從公的角度而言，明中葉后紳士在鄉村地區扮演了多種重要角色：紳士是國家統治鄉村的輔佐，是鄉村輿論對國家權力的代言人，擔當了國家權力和鄉村利益間以及地區間矛盾的調停者。他們作用體現在：一是維持社會秩序，確保鄉約、保甲的運行，領導鄉村防御，調解鄉村大小糾紛，建設各類慈善組織，救濟災難、疾病中的難民；二是倡修水利設施，捐助道路津梁，為農業灌溉、商貿經濟提供便利，尤其是地方公益建設方面，自提出建議、喚起輿論、向官府轉達意愿，至湊集勞動力和資金、監督工程、調解官府各層級間不同意見，幾乎都有紳士們的身影；三是教化鄉里，通過鄉約、書院、刊行善書及日用雜書，主導鄉村輿論。

從私的層面來說，紳士們四處張羅、“武斷鄉曲”，亦是出自“保身家”的私心。紳士們憑借“紳士公議”，操弄輿論，沽名釣譽，挾持官府，勾結胥吏，壟斷橋路，欺行霸市，干涉牙行，參與走私（私鹽、外貿），控制市場，經營高利貸，更為可惡地是利用不斷擴大的優免特權，不斷兼并土地，而小民亦樂于將田地詭寄于紳士，沉重徭役則轉移到了仍留在里甲中的平民，無力承擔的平民只能逃亡他鄉，或流竄山區，或聚集市鎮，若喪家之犬，為國家政權的蠹壞埋下了難以根治的病患。

在歷史實踐中，紳士階層的社會作用在不同時期各有側重。明中后期，紳士們抓住時機填補了鄉村社會的權力真空，成為國家政權的輔助。但他們并不滿足于此：“居廟堂之高”，結黨營私，爭奪政治權力，置國家安危于不顧；“處江湖之遠”，侵吞賦稅，掠奪經濟利益，罔顧天下百姓福祉。明朝末年，內憂外患，國之不國，與這些道貌岸然的偽君子脫不了干系。明清鼎革，滿洲人的八旗軍雖所向披靡，但穩定社會秩序離不開紳士階層。在官府與紳士的配合下，各地洶涌的民變、抗租、反清勢力相繼平定，清朝的統治秩序日漸鞏固。然而，滿洲統治者不是安于紫禁城的昏君，任由紳士們為所欲為，而是用高壓與懷柔并行的策略控制紳士，一邊千方百計地打壓以江南馬首是瞻的士紳階層，哭廟、奏銷、曾靜案，乃至革新賦役制度、皇帝屢下江南，無不是借機懲戒積重難返、自以為是的江南士人；一邊對紳士施予小利，減免稅金，設科勸學，開明史館，安撫和激勵江南紳士。原來“傲骨錚錚”的士紳轉身化作搖尾乞憐的順民，既繼承了明代紳士擔當地方公益的責任，亦能在關鍵時候挺身而出，支持朝廷平定叛亂，乃大清朝繁榮穩定的維護者。直到清末滿洲政權搖搖欲墜，朝廷期許的各種新政沒有財政保障，又廢棄了上進的科舉制度，紳士們最終走向了清廷的對立面。 

城里的無賴

江南是兩宋以來中國的經濟中心，明中葉以后雖然農業重心轉移至兩湖地區，但憑借發達的工商業、便利的交通以及繁榮的文化產業，江南的經濟中心地位非但沒有動搖，反而得到了強化，并成長出大量以經濟功能為主的中小市鎮，圍繞在蘇州、杭州等大城市周圍，亦聚集了熙熙攘攘的各色人群。

江南的城鎮人口，除當地自然增長的外，外地流入的人口數量頗多，包括江南各地鄉村遷入的流動人口，江西、安徽、福建、湖廣等周邊省份遷來的雇傭工人和流民，從四面八方匯聚而來的大小商人及其家族。這些流動人口大部分沒有編入所在城市的戶籍，因而鮮有足夠的史料論證其具體數額。如此眾多的人口，或讀書業舉、或經商求富、或傭工作匠，沒有固定職業的也大有人在，如牙人、訟師、腳夫、乞丐以及無賴，有些雖看似有服務性質的工作，卻也流移不定，容易“失足”進入黑社會，成為不法分子。故以無賴為代表的無穩定職業者一向為有識之士憂心，被認為是社會秩序的破壞者。

在城市社會中，紳士扮演著與鄉村類似的角色，商人的社會地位雖不及紳士，然其熱衷公益，樂善好施，有“紳商”“儒商”之稱。在光鮮亮麗的紳士、商人的背后，無賴同樣扮演著重要的社會經濟角色。他們生活在社會背面，支配著“低下社會”（黑社會），解決紳士和商人不好明面出手的問題。打行是城市中依靠武力結盟的黑社會組織，打行里的無賴則是聚集城市無業人員的典型，他們的活動范圍極廣，為紳士、勢豪之家充當爪牙，干預訴訟，勾結蠹吏，凡是有利可圖之處便有他們的身影。歇家，是諸如牙人、白拉、訟師、窩訪、幫閑等從事經濟、法律事務的中間人統稱，這些人倒賣信息、為虎作倀、欺善怕惡，雖然為解決貿易困難、日常糾紛提供了些許幫助，但需索無度，“無所不為，無惡不作”，儼然是城市秩序擾亂者和社會矛盾的制造者。腳夫和乞丐，原本多是破產或走投無路的農民，在城里殘酷的生存環境中，受出身無賴的腳頭、丐頭威逼利誘，要么與打行聯合，要么投靠勢豪之家，才能獲得一點艱難的生存空間。清代中葉，官府對城市加強了管理，無業游民的活動范圍縮小，無賴中的一些人或改做工匠，或投身行伍，或沒入官府；歇家中，有的化身為胥吏，有的捐納得官銜，有的進學校成學霸。然而，不論他們進入哪個行業，無不是伺機滋擾生事以求漁利，漸漸地腐蝕著帝國的各行各業，是為城市經濟發展的“逆功能”。

明面上，不務正業的無賴和不懷好意的歇家，是紳士們伸張正義、維護公議的對象，處于“人人喊打”的狀態；實際上，紳士實是這些無賴、歇家的倚賴，因為無賴、歇家也明白，沒有紳士作為后盾，他們的勾當萬萬得不到保障，只有與紳士分利，才有機會避開官府的彈壓。不止如此，無賴時常與官府也有一定的往來，確切地說，是與胥吏串通，惡意勒索良善無勢之民。更荒誕的是，在萬歷年間，當紳士與皇帝不合作時，明神宗竟派遣宦官擔任礦稅使，雇傭京城及礦脈所在之處的無賴，為了增加皇帝可用之材而大肆勒索、掠奪，引起包括紳士在內的全民反抗，難怪傳統史家會認為明亡始于萬歷。

在前近代中國社會中，吳教授并不認為存在一個“士農工商各司其職”的四民社會，因為官員與士人同屬紳士，乃社會的支配階層，處于社會的頂端；鄉村中小農和城里的市民（工商業從業者）則處于中間，與紳士對應的另一端則是無賴階層，包括各色的無業游民和滋事漁利的歇家。在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明清帝國中，有許多國家權力難以到達的空白之地，紳士便是國家權力委以支配這些地區的社會階層。但是，紳士的支配只在白天或者明面上行得通，而在夜間或暗地里則由無賴支配。實際上，自私的紳士與無恥的無賴又相互利用，勾結一體。如果說，未入仕的學位持有者與有過官職者具有共同的儒家理念，讓他們具有了一套共享的“同類意識”，那么，目不識丁的打行、腳夫、乞丐等群體與舞文弄墨的訟師、牙行、窩訪、胥吏等群體之間也存在的“同類意識”，它只有可能是共同的社會境遇和經濟利益，即以不甚合法的手段獲取生存資源，且這些手段不僅是國家權力試圖管束的對象，也是紳士們乃至普通老百姓蔑視的對象。

再議國家與社會

如何認識中國傳統社會是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核心命題，而考察中國傳統社會的關鍵因素當是國家權力與社會運作的關系。數十年來，學界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認知紛爭不斷：自上而下地看，明清時期國家權力無處不在，基層社會在國家權力的嚴密控制之下；自下而上地看，基層社會有一套自己的運行機制，并未遵循國家意志，而是處于自治的狀態；兼顧國家和社會的觀點認為，傳統中國社會存在國家政權和鄉族勢力兩套系統，二者“雙軌并行”，共同維系社會的穩定；還有學者探尋一條相互調試的路徑，認為“國家內在于社會”，即國家與社會相互糅合、相互妥協，經過國家的代理人（紳士）和具有包容性社會機制的媒介作用達成了國家與社會的一體化。

本書的主題“國法與社會慣行”亦是一種明清時代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隱喻。吳教授從他發現的一系列社會現象出發，即體現國家意志的法律、政策與表達社會要求的慣行之間存在明顯的背向而行，認為促發這一背向關系并不斷擴大的始作俑者是歷史上一向義正辭嚴示人的紳士階層，并指出明中葉以來各種社會變革無不與紳士階層密切相關。社會變革中的“順功能”，是紳士們治國平天下的公意識使然，也是國家權力收縮的現實需要；社會變革中的“逆功能”，則是紳士們“保身家”的私心使然，也是商品經濟活躍的必然要求。然而，歷史實踐中的紳士階層并不像他們自繪地那般道貌岸然，更多的時候是先私心而后公意識，但欲壑豈有填滿之日，紳士們又將牟利之手伸向了國法難以管控的城市黑社會，通過操控什五成群無賴謀取見不得人的利益。換句話說，他們的公意識不過是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私利之后的權衡，國家權力與士紳階層支配的社會之間關系，也是根據國家政權與士紳階層的利益向背來決定。當國家政權與紳士階層的利益一致時，或國家權力給予了紳士想要的私利時，國家與社會是合作的，國家可以通過紳士控制社會的各個方面，哪怕是國法無法進入的黑社會；當國家政權與紳士階層的利益相悖時，或國家權力無法滿足紳士的私心時，國家與紳士支配的社會是撕裂的，乃至是對抗的。

因此，前近代中國關系國家社稷與社會穩定的核心問題——如何將紳士階層納入國家體制——的關鍵，在于統治集團與紳士階層能否達成有效的共同利益，國家權力利用紳士階層的支配力控制基層社會，紳士階層利用國家權力的公信力鞏固經濟利益和社會支配力。那么，傳統時代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不再是一種恒定的狀態，而是隨著統治集團與紳士階層的利益向背而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