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一次意外，我從高處跌落，在瞬間的劇痛的對比之下，之后的疼痛會讓人產生一種并不嚴重的錯覺，盡管被抬上救護車之后就被告知可能是并不輕的骨折，但在去醫院的途中依然抱著僅僅是個小問題，休息幾天就好了的幻想。

在膝蓋粉碎性骨折的診斷下，我也只能接受必須要手術的現實。原本以為治療會朝著減輕痛苦的方向進行，可事實證明，這想法還是太天真了。在手術后從麻醉效果中清醒過來的那個夜晚，我體驗到了人生中最徹底的痛。

疼痛像愛因斯坦理論里的引力一樣，具有扭曲時空的效果，當然，這一切只是發生在承受疼痛人的意識里。持續不斷的疼痛侵襲之下，度日如年不再是個形容詞，每一秒都有著千斤般的沉重，一切試圖對抗這個沉重的努力，都會讓它變得更重。閉著眼忍受著時間的折磨，自以為足夠長的時間再看一下表，也不過一分鐘而已。

唯一的慶幸就是，不管如何，疼痛就像生命一樣，你知道它早晚會過去，剩下的問題，就只有不斷被擴張的承受能力。接下來的日子，除了對自己的關注之外，也知道了同病房的病友，有的人是因為之前骨折沒有長好，只能再“回爐”，敲開搭錯的骨骼，重新給他們規劃成長路線。

這個經歷也不過前后一周的時間，我卻用了大概兩年的時間去用身體對抗以及處理情緒，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個人一生都在這種痛苦的反復中度過，那將會是一種什么境況？

一位身材瘦小的墨西哥女子，不僅用全部的精力對抗了超過我曾體驗過的百倍的痛苦，還成為了可能是20世紀最具傳奇色彩和影響力的藝術家，她就是弗里達·卡羅。

身體

弗里達出生在1907年的墨西哥，父親是一位有匈牙利猶太血統的攝影師，生于德國；母親則是西班牙與美國印第安人的后裔。弗里達的名字里，包含了五位圣人的名字，并且“Friede”一詞在德語中有和平的意思，但弗里達卻用一生在不斷顛覆著她父親寄于名字里的希望。

6歲的時候，弗里達跟父親一起去公園散步，不小心被樹根絆倒，原本以為只是小傷，但第二天右腳就無比劇痛到無法起床。這是弗里達人生中第一次大的痛苦經歷，而且是最持久的一次，小兒麻痹癥的影響幾乎伴隨了她的一生。逐漸萎縮的右腿，讓她被同齡的孩子稱為“瘸子弗里達”，但這也激發了弗里達性格中的剛毅，她并沒有默默的承受，而是不斷地用各種辦法回擊。

然而命運沒有打算就這樣放過她，弗里達剛剛過完18歲生日的時候，悲劇再一次降臨。在后來的回憶錄中，弗里達這樣描述：“那次撞擊很奇妙，并不劇烈，聲音也不大，好像是慢慢撞到一起。大家都遭遇了不幸，而我是最大的受害者。有人說我在發生車禍時又驚慌又哭泣，但事實并不是那樣，我根本沒有哭。撞擊時，我的身體被猛烈的向前擠壓，扶手像刺向公牛的劍一樣穿透了我的身體。”

弗里達像是一個被摔壞了的人偶躺在血泊中，有個乘客手中的金粉全部撒到了她血淋淋的身體上。在這次車禍中，弗里達的脊椎被折成三段，頸椎碎裂，右腿嚴重骨折，一只腳也被壓碎，一根金屬扶手從臀部插入了她的子宮，使她喪失了生育能力，并且一生都要與銘心的痛苦為伴。她后來以典型的黑色幽默方式描繪這次使她失去了生育能力的事故：“讓我失去了童貞”。

整整一個月，她渾身打滿了石膏，躺在一個棺材一樣的盒子里，沒有人會相信她會活下來。不過那個被稱作“瘸子弗里達”的女孩并沒有就此認輸，她奇跡般的在這次意外中站了起來，即便這個恢復的過程是漫長而痛苦的，并且對她再一次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影響。

此后的日子里，弗里達幾乎都是在適應和忍耐身體的痛苦中度過的。小兒麻痹和車禍意外造成的損傷，讓她在余生中接受了無數次的手術，大都是對那次意外造成骨骼損傷的修復，最后她甚至截去了一條腿。

即便如此嚴重的事故，也并不是弗里達人生中最大的悲劇，她曾對一個人說，“我一生有兩次意外，車禍和你，你是最嚴重的”，這個人就是弗里達的丈夫——迭戈·里維拉。

愛情

迭戈·里維拉是墨西哥著名的藝術家、20世紀最負盛名的壁畫家之一，被視為墨西哥國寶級人物，從小就表現出繪畫天賦，在弗里達出生的前一年，20歲的迭戈就在國家的資助下遠赴當時歐洲現代藝術中心西班牙學習。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發，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席卷世界的革命浪潮影響了迭戈，并成為其一生所堅持和追求的信念。

在種種機緣之下，1929年， 43歲的迭戈和22歲的弗里達陷入熱戀并走進了婚姻禮堂。弗里達曾這樣回憶，“父母并不贊成我和迭戈戀愛，并且說他又胖又丑，母親形容我們的婚姻是大象與格子的結合。在我的家人中，除了父親，其他人都沒有出席婚禮，婚禮上，我的父親對迭戈說，你不要忘了我的女兒是個病人，而且一輩子都是，如果你想要和她結婚，就必須承諾接受這一切。”

迭戈的確接受了弗里達的一切，但他并沒有守住婚姻的承諾，或者說他們雙方都陷入了一種愛與背叛的循環困境中。這段婚姻持續了十年，雙方于1939年離婚。神奇的是，他們在第二年就復婚，直到弗里達1954年去世為止。

迭戈具有典型的藝術家特質，熱情、精力充沛、想象力十足，除了藝術，他不會在任何人身上表現出過多的忠誠。在與弗里達的婚姻中，迭戈一次次的，如他所形容的像握手一樣與其他女人發生關系，包括直接導致他們第一次離婚的與弗里達妹妹的關系。

不過，不能單方面的說迭戈就像畢加索一樣的風流多情。他跟弗里達更像是墨西哥的薩特與波伏娃，不管是出于報復心理，還是對婚姻的失望，弗里達同樣也與身邊諸多人有染，甚至包括了被迭戈接到墨西哥流亡的、列寧的戰友、被斯大林追殺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托洛茨基。

弗里達和迭戈的愛情中，更為戲劇化的體現了人與人特點上的反差——他們的婚姻被形象的稱為“大象與鴿子”的結合，因為里維拉又胖又大，而弗里達嬌小瘦弱——之下的那種因為感情的互相融合。同時在不斷地背叛與復合中，也放大化的表現了人類愛情的頑強與婚姻的荒謬。他們之間的關系唯一能夠確定的，就是在藝術方面最深刻的契合，就像薩特與波伏娃之間那種精神上的共鳴一樣。也許弗里達和迭戈的婚姻，就是一場災難，但他們共同的志趣和追求挽救了一切。

盡管車禍摧毀了弗里達的身體，而婚姻的不幸又持續的折磨著弗里達的精神，但恰恰是這兩個“意外”，造就了那個藝術上的弗里達。

藝術

在車禍后的恢復中，由于胸部以下都被裹在石膏當中動彈不得，弗里達開始在包裹著自己的白色石膏上作畫。而后，弗里達的父親將自己曾經的繪畫工具送給她，開啟了弗里達的繪畫生涯。

為了減輕弗里達困在病床上的枯燥感，父母為她改造了房間，并在她頭頂上安放了一面鏡子，讓她能夠看到自己。也正因為如此，弗里達開始了對自己的觀察和描繪，最終導致她留下的一百五十多幅作品中，三分之一以上都是自畫像。

如果說車禍是弗里達開啟繪畫的意外的話，與迭戈的結合，則讓弗里達幸運的站到了當時藝術圈層的最中心。迭戈是當時墨西哥最著名的壁畫大師，他也曾游歷歐洲多年，深受現代藝術的影響。特別是他曾經學習過的西班牙，更是誕生了畢加索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藝術家，迭戈本身與畢加索也有交往。

弗里達透過迭戈這扇大門，開始吸收歐洲最先進的繪畫理念，同時迭戈也不時提醒弗里達，不要丟掉自身的特色——“你必須專心于自己的表達方式”。弗里達那極具民族特色的表達方式，在最新的藝術理念的幫助下，即便是繪畫經驗并不豐富，但最終促成了一個完全屬于弗里達的藝術風格。“她的畫尖刻而溫柔，硬如鋼鐵，卻精致美好如蝶翼；可愛如甜美的微笑，卻深刻和殘酷的如同苦難的人生。”——迭戈這樣評價弗里達的作品。

弗里達的畫作是法國羅浮宮博物館收藏的第一幅墨西哥畫家作品，如果從作品風格的角度來解析的話，弗里達的風格，一方面來自于當時西班牙的現代藝術，也就是迭戈在西班牙吸收的畢加索的立體主義，同時還有更加意識化的諸如達利的超現實主義風格。另一方面，弗里達也受到了墨西哥以及整個拉美世界藝術的影響，對色彩的大膽使用以及更具民族特色的粗狂表達方式，讓她的作品更有生命力。

所以在藝術風格上，很難界定弗里達究竟在什么樣的一個歷史位置上，立體主義、超現實主義、寫實主義、象征主義，可能讓弗里達自己去定義的話，她更愿意落腳到女性主義上，這種無關風格，而更具意識形態的特點，才是弗里達真正想要表達的。這也正是雖然在當時迭戈的名氣和地位要高于弗里達，但隨著女性主義的崛起，在20世紀的后半葉，弗里達逐漸的熱度逐漸超過了迭戈的原因。

當然，還有一個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弗里達去世后，包裹著她的那些故事，逐漸被打磨成神話，變成現代藝術，乃至現代文化中的個性符號。

神話

“誰都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究竟是1907年7月6日，還是1910年7月7日？大家好像都很喜歡在生日這件事上做點文章。實際上，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有人是原本就不知道，有人是為了能獲得一些政策上的好處而篡改了生日……我就是生在這樣一個充滿了無政府主義者、魔術師和巫師的國度里。我是在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爆發時出生的。我出生時，革命戰爭正如火如荼，炙熱的太陽孕育了我，我在劈里啪啦的槍聲中長大，長大的我也化為了火焰，毋庸置疑，我就是革命之女。”

就這樣，弗里達為自己生命的開始，創造了第一個神話。緊接著，小兒麻痹與車禍（即便是車禍，弗里達也將其描繪成了一次具有浪漫色彩的事故，如一個人攜帶的金粉灑在倒在血泊中的她的身體上），塑造了一個與殘疾對抗的斗士的神話。

“大象與鴿子”的婚姻中，弗里達和迭戈，沒有按照婚姻的傳統，而是身體力行了為世人上演了一種極具戲劇性的愛情與婚姻的模板，這份炙烈的愛與冰冷的背叛焦灼爭斗下的感情，以一種薩特式的存在主義意味，變成了人類在全新時代處境下的一個愛情神話。

然而，弗里達并沒有成為尋求大象庇護的鴿子，沒有成為著名藝術家身邊那個可有可無的墨西哥婦女，反而在男性主導的藝術領域，硬是以獨屬于自己的風格，贏得了世界范圍內的認可。這本身，就成為了一個女性獨立、成長的神話。

當然，除了這些明顯的標簽之外，不能生育、熱愛動物、可疑的雙性戀身份、共產主義的信仰以及與最著名的共產主義者之間的忘年戀緋聞，都在這個承受了難以言說的痛苦的女人周圍，構筑了一個又一個神話的光環。

雖然隨著弗里達的逝去，一切神話仿佛風沙的城堡逐漸被時間吹散，但20世紀末女性主義的崛起又重新將弗里達拾回，并打造成了一個更具現代意義的社會符號。這個極具個性、悲劇性、對抗性的符號，又在21世紀的消費主義中再次被挖掘，從而變成了文化的碎片，散落在時尚、文化等消費領域。

弗里達與弗里達

在弗里達誕生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這個世界已經不再如那時那么關心革命、關心意識形態爭斗、關心用什么樣的制度爭取一個更美好的未來。在失去了波瀾壯闊的歷史涌動之后，人們似乎躲在一個看似幸福的發展軌道中。

藝術往往是革命的號角，在近乎平淡的世界里，藝術也會失去了它本身的生命力。我們這個時代，沒有達芬奇，沒有高更，也沒有畢加索，現代藝術迷失在甜蜜的生活里，或者不如說被生活所窒息。

除卻女性主義和消費主義的符號作用之外，弗里達，以及她的自畫像中的一字眉和嘴唇上薄薄的髭，對于當下的我們，究竟還能有什么意義？

1926年，也就是車禍發生一年后，弗里達給當時男友的信中這樣說到，“不久前，仿佛不過是幾天前，我還是一個徜徉在繽紛多彩、堅實可觸的世界中的小孩。一切都是神秘未知的，某種東西隱藏其中，而猜測那是什么，是我的一個游戲。你知道在突然之間了解這一切是多么糟糕嗎？就好似一道閃電照亮大地。現在我生活在一個充滿痛苦、透明如冰的星球上，但我仿佛是在幾秒鐘內了解這一切的。”

就像航行喜歡風平浪靜一樣，人也更樂見一種平靜的生活，從而將生活想象成為一種連續的穩定體，哪怕是所有人都清楚，一切終將有一天都會結束，在生命畫上句號的那一刻，平靜不是被打破，而是徹底的終結。

所以，即便是身在痛苦中，人們也會逐漸習以為常的漠視它們，并想象成為一種痛苦更輕甚至沒有痛苦的生活方式，這并不是一種勇敢的策略，而只不過是怯懦的麻痹。除非這些痛苦，持續，且不斷地以不同方式向一個人的生活中涌來。

弗里達的生活，就仿佛是一個痛苦集散中心，身體上的折磨，在她調整適應了一個級別之后，又會產生新的一波而沖垮她構筑好的防線。除了身體上，與愛人那種刺猬般的熱烈擁抱，也在一次又一次的突破她意識忍受能力的閾值。

如果說，藝術就是能夠激發起人們對早已適應的麻木生活的一種重新感知的話，弗里達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藝術。生活沒有給弗里達任何喘息的機會，各種痛苦，讓她也無暇適應，而是不斷匆忙混亂地面對、承受、消化，但在這種動蕩的狀態里，弗里達依舊能表現出如她自畫像中的那般鎮定與優雅，即便內心被一次次掏空，血液被一次次放干。

在普遍性的意義崩塌和生存哲學失效的今天，人們在尋找著一個個防止溺亡的浮萍。而弗里達的生活，仿佛讓本在溪流中徜徉的人們，看到了狂暴海浪中的沖浪者，看到了暴風驟雨間飛行的海鳥。那些互相傳染的舒適人生童話和自我編織自我催眠的風平浪靜在弗里達的藝術中相形見絀，她讓缺乏斗志的現代人，看到了生活真相的另一面——痛苦、殘酷且不留任何喘息余地。

就像弗里達的《兩個弗里達》作品中所呈現的，現代生活不是單向度的，除了與他人的連結，人還要去發現一種在不同維度將自我有機的連結在一起的方法，盡管這種連結是脆弱的，同時也可能是危險的，因為要撥開生活偽裝的面具，去探究背后的一些殘酷真相。也正如弗里達作品中所表現出來的，這種真相背后的苦難，并不是無病呻吟般的矯情，而是一種羅曼羅蘭式的英雄主義。

就像沉迷于嬌妻和奶茶的周杰倫，無法再驚艷歌迷一樣，向生活假象投降的人，只能陷入到沒有創造力和生命力的自我復制和循環當中。痛苦是希望的伴星，在火焰上才有絢麗的舞蹈。弗里達，只不過是一面鏡子，可以照出每個人在苦難面前的逃避或勇氣。弗里達，也是一個縮影，是整個人類對抗宿命中虛無中諸多呈現中的藝術的一種。

即便如此，這些評價，也不過是作為后世人的我的一種牽強附會的符號化解讀，不過是消費弗里達或將其作為生存意義模板的一種自我安慰。弗里達與弗里達，痛苦與生命，希望與解脫，沒有人會永遠堅強，也沒有人會徹底沉淪，在這兩者之間，我們也許會找到一個真正的她。

弗里達的最后一幅作品《Viva la vida》（生命萬歲）中，往往給人清爽的西瓜成為了主角，這種看似香甜可口的水果，仿佛是一種可以滋潤生命的清泉，飽含了弗里達對生命的贊美和向往。但在弗里達的日記最后，她寫道：“我希望離世是快樂的，我不愿再來。”

這，就是弗里達和弗里達的故事。

?【圖片除實際資料外，還取自于2002年傳記電影《弗里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