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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伯的禮物｜勝利的沖擊

文/大衛·格雷伯譯/蘇子瀅

2020-12-06 18:17

來源：澎湃新聞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這篇作于2007年的文章中指出，“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運動的參與者往往很難意識到到他們在斗爭中已取得的勝利。伴隨著中期目標的迅速實現而來的各種困難，使他們無暇覺察自己的勝利。

格雷伯以反核運動和全球正義運動為例，具體分析了這一狀況。兩場運動的短期目標分別是阻止某個特定的核電站的修建，和封鎖某個特定的峰會（如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峰會），在這方面兩場運動都沒能成功。但它們中期目標——質疑核能的理念、推廣直接民主的做法、動搖新自由主義及其國際機構的合法性等——卻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

中期目標的迅速實現，表明統治階級比人們料想得更脆弱。為了維持自身的合法性，他們往往竭力阻撓行動者的短期目標，并采取各種手段扼止運動的繼續發展——通過拉攏溫和派、嚴懲激進者，使運動內部分裂；并通過發動對外戰爭轉移國內矛盾。

“我們從未為勝利做好準備。勝利讓我們陷入困惑。”在取得階段性成果之后產生的一系列繁瑣的策略之爭，也掩蓋了真正的分歧點：僅爭取資本主義內部的改良，還是要“與資本主義直接對抗”？人們對“勝利”的慣常想象、對“干凈利落的決裂”的期待，依然預設了奪取國家機器并把自己的控制強加于人的做法，那只有憑自上而下的有組織的暴力才能實現。取而代之的是，人們需要更多地設想“勝利如何能相互促進，以形成一個朝向新社會的逐漸累積的運動”。

大衛·格雷伯

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1】運動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我們不知道如何應對勝利。

這說起來似乎很怪，因為我們當中的許多人近來都沒有怎么感到勝利。如今大多數無政府主義者，都認為全球正義運動（global justice movement）是個短促即逝的現象：當它正發生時，無疑鼓舞人心，但這場運動既不能奠定持久的組織根基，也無法能改變世界權力輪廓。反戰運動就更令人挫敗了，因為無政府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策略在反戰運動中都被相當地邊緣化了。戰爭的確會結束，但這只是因為戰爭總要結束。誰也不會覺得自己對此有多大貢獻。

我想提出另一種解讀。讓我先在這里列出三個初步的觀點：

1.這聽起來或許很奇怪，但統治階級確實生活在對我們的恐懼中。他們似乎依然被這種可能性所困擾，即，如果美國普通人真的獲悉到他們（統治階級）在做什么，他們可能會被吊到樹上。我知道這看起來不太可信，但考慮到一旦有任何大眾動員的跡象，尤其是大眾直接行動，他們就會陷入恐慌狀態并常常試圖發動某種戰爭來分散注意力的做法，我們很難對此做出其他的解釋。

2.不過，這種恐慌在某種程度上有道理的。大眾直接行動——尤其當它們是按民主方式組織的時候——是十分有效的。在過去的三十年間，美國只出現過兩次這樣的大眾行動：70年代末的反核運動，以及大約1999至2001年間的所謂“反全球化”運動。每一次，運動的主要政治目標的實現都比幾乎所有參與者設想中的快得多。

3.這些運動面臨的真正問題是，它們總是被最初成功的速度驚嚇到。我們從未為勝利做好準備。勝利讓我們陷入困惑。我們開始互相爭斗。鎮壓的穩步提升和民族主義訴求，不可避免地隨著某次新的戰爭動員而來，出其不意地讓政治光譜各端的專制主義者取得了優勢。因此，當我們的初步勝利的全部影響清晰呈現出來，我們往往只顧著感覺失敗，甚至沒有注意到那些影響。

讓我逐一講兩個最突出的例子：

一.反核運動

70年代后期的反核運動，標志著我們現在視作標準的無政府主義策略和組織形式在北美的首次出現：大眾行動、共同訴求團體（affinity groups）、發言人議會（spokes-councils）【2】、共識決策法（consensus process）、監獄團結【3】，以及去中心化的直接民主原則本身……這些形式和現在相比還有些原始，且有明顯差異——尤其是那時奉行更嚴格的、甘地式的非暴力觀念——但所有的要素都已具備，第一次被打包在一起。兩年來，反核運動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種種跡象表明它正成為全國性的現象。隨后它又同樣快速地解體了。

這一切都始于1974年，新英格蘭的一些有機農場的農民（原本是反戰的退伍老兵）成功阻止了馬薩諸塞州蒙塔古一座擬建的核電站的建設。在德國的一次占領核電站長達一年的成功的啟發下，他們于1976年和其他新英格蘭社會活動者一道，創建了蛤殼聯盟（Clamshell Alliance）。蛤殼聯盟的直接目標是阻止新罕布什爾州西布魯克一座擬建的核電站的建設。盡管該聯盟從未成功占領過核電站，而是發生了一系列戲劇性的大規模逮捕以及監獄團結，他們的行動（在高峰期曾有數萬人按直接民主的方式組織起來）卻成功地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質疑了核能的理念。類似的聯盟開始在全國各地涌現：南卡羅來納州的棕櫚聯盟（Palmetto Alliance）、馬里蘭州的牡蠣殼聯盟（Oystershell）、堪薩斯州的向日葵聯盟（Sunflower），以及最有名的加利福尼亞州的鮑魚聯盟（Abalone Alliance）；鮑魚聯盟最初是要反對在代阿布洛峽谷（Diablo Canyon）上建造核電站這項完全瘋狂的規劃——它幾乎剛好位于一條主要的地理斷層線上。

蛤殼聯盟在1976年和1977年的前三次大眾行動非常成功，但它很快就在民主進程問題方面陷入了危機。1978年5月，一個新成立的協調委員會違反了程序，接受了政府在最后一刻提出的在西布魯克舉行為期三天的合法集會的提議，而不是按計劃開展第四次占領（借口是不愿意疏遠周圍的社區）。關于共識和社區關系的激烈辯論開始了，隨后又擴展到非暴力的作用（就連切斷柵欄、帶防毒面具等防御措施最初也是被禁止的）、性別偏見等問題上。到了1979年，聯盟分裂成兩個相互競爭、日益無效的派別，后來在多次延期后，西布魯克核電站（或者說是半個核電站）確實投入運營了。鮑魚聯盟又延續了更長時間，直到1985年，部分原因是它的無政府女權主義核心十分強大，但最終，代阿布洛峽谷核電站也獲得了許可，于1988年12月投入運營了。

從表面上看，這似乎不怎么鼓舞人。但是這場運動真正想實現的是什么呢？把它的全部目標列舉出來可能會有幫助：

1.短期目標：阻止某個特定核電站的建設（西布魯克、迪亞波羅峽谷……）。

2.中期目標：阻止所有新核電站的建設，使核能的理念本身失去合法性，并向環保和綠色能源邁進，使新形式的非暴力抵抗和女權主義啟發下的直接民主合法化。

3.長期目標：（至少對較為激進的成員來說）推翻國家，摧毀資本主義。

如果是這樣，那么結果很清晰：短期目標幾乎從未實現。盡管取得了許多戰術上的勝利（延期、公用事業公司破產、法律禁制令），作為大眾行動的聚焦點的那些核電站最后還是全都啟動了。在這樣的斗爭中，政府不能允許自己被視為輸家。長期目標顯然也沒有實現。但之所以會這樣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運動的中期目標幾乎都是立即實現的。這場運動確實使核能的理念本身失去了合法性——公眾意識提高了，以至于1979年三哩島核電站熔毀事件讓這個產業從此一蹶不振。盡管西布魯克和迪亞波羅峽谷的規劃沒有被取消，但當時幾乎所有其他未定的核反應堆建造計劃都被取消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也不再新計劃提出。這確實是向環保、綠色能源和新民主組織技術的合法化的邁進。這一切發生得比任何人真正預料的都要快得多。

2001年加拿大魁北克，示威者與警察對峙，反對建立自由貿易區。

事后回顧，便容易看出這場運動的大多數繼來的問題，都是由運動的迅速成功直接引發的。激進分子原本希望把核工業與創造它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聯系起來。但事實表明，一旦核工業成為一種不利因素，資本主義體系就很樂意拋棄它。一旦大型公用事業公司也開始宣稱他們想推廣綠色能源，并切實邀請我們現在所說的NGO人士就坐商討，就出現了“跳槽”的巨大誘惑。尤其是因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之所以與更激進的團體結盟，只是為了給自己贏得談判桌上的一席之地。

結果難免是一系列激烈的戰略辯論。但為了理解這一點，我們先要明白直接民主運動內部的戰略辯論很少按它們的樣子進行。他們往往總是就別的事情進行討論。以資本主義問題為例，反資本主義者通常很樂意討論他們在這方面的立場，而自由主義者卻不怎么喜歡被迫說出“其實我贊同維持資本主義”，因此只要有可能，他們就試圖轉移話題。因此，一場實際是關于該不該直接挑戰資本主義的論辯，總顯得好像是關于策略和非暴力問題的短期爭論一樣。專制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或其他對民主本身持懷疑態度的人，也不喜歡把民主本身作為問題討論，而是更樂意談論建立盡可能廣泛的聯盟的必要性。那些確實喜愛民主，但感到一個團體正走向錯誤的戰略方向的人，往往會發現質疑其決策過程比質疑其決策的實際內容更有效得多。

另外還有一個更少被提及，但我認為同樣重要的因素。我們都知道，每當政府面對一個廣泛的、有潛在革命性的聯盟，它所做第一步便是試圖分裂它。做出讓步以安撫溫和派，同時選擇性地將激進分子定罪——這是“治理藝術”入門。此外，美國政府還掌握著一個不斷為戰爭作動員的全球帝國，這給它提供了一個大多數政府都不具有的選擇。帝國的運作者可以在任何他們愿意時候讓海外的暴力水平升級；事實證明，這種方式對于緩和就國內議題展開的社會運動十分有效。緊隨民權運動而來的是重大的政治讓步和越南戰爭的迅速升級，這似乎并非巧合；反核運動之后是核能的放棄和冷戰的升級，還有星球大戰計劃【4】以及阿富汗、中美洲的代理戰的升級；全球正義運動之后是華盛頓共識的崩潰和反恐戰爭。結果是，早期的學生爭取民主社會運動（SDS）不得不放下它一開始對參與式民主的強調，成為一個純粹的反戰運動；反核運動演變為核凍結運動；直接行動網絡（DAN）和人民全球行動（PGA）的橫向結構讓位于自上而下的群眾組織，比如ANSWER聯盟及和平與正義同盟（UFPJ）。

從政府的角度來看，軍事活動的方案確實有風險。整個計劃可能會栽跟頭，比如越南戰爭（因此至少從第一次海灣戰爭以來，人們便癡迷于設計一場能有效防止抗議的戰爭。）另有一個小風險是，某些誤判會意外地引起一場核武器大決戰，毀滅整個地球。但面對內亂，政治家們似乎情愿冒這些風險——只是因為直接民主運動確實嚇到了他們，反戰運動則是他們更喜歡的對手。畢竟，國家根本上是暴力的形式——暴力是他們的母語。一旦爭論轉向暴力或非暴力之爭，他們就回到了自己的領地，在那里他們能最方便地將自己合理化并落實。旨在發動或反對戰爭的組織，往往比關注其他議題的組織更層級化。反核運動也是如此。

盡管80年代的反戰動員的參與人數遠多于蛤殼聯盟和鮑魚聯盟，但它們也標志著朝舉著橫幅游行、合法集會的回歸，放棄了新形式的直接民主實驗。

二.全球正義運動

我假設我們溫雅的讀者對西雅圖的世貿組織大會期間的運動【5】，以及六個月后在華盛頓爆發的4月16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封鎖等事件【6】都比較熟悉。

全球正義運動在美國爆發得如此迅速和激烈，以至于媒體無法完全忽視它。它也很快開始自我消耗。直接行動網絡（DAN）在美國幾乎每個主要城市建立起來。其中有些（尤其是西雅圖和洛杉磯的DAN）是改良主義、反企業派的，主張嚴格的非暴力準則，但大多數（如紐約和芝加哥的DAN）主要由無政府主義者和反資本主義者組成，并投身于多樣的策略。其他城市（蒙特利爾、華盛頓特區）則創建了更加明確的無政府反資本主義聚合體。反公司的直接行動網絡幾乎都迅速解散了，也有極少數持續超過幾年。無休止、令人難受的辯論持續不斷：圍繞著非暴力、峰會跳（summit-hopping）【7】、種族主義和特權問題，以及網絡模式的可行性等議題。

接下來是911事件，隨之而來的是鎮壓水平的大幅提升和由此產生的多疑妄想，我們之前的幾乎所有來自工會和NGO的盟友都在恐慌中逃離了。等到2003年邁阿密的事件【8】，我們似乎已經被擊潰，整場運動陷入癱瘓，我們直到最近才開始從中恢復過來。

911是一場如此怪異的事件，如此巨大的災難，使我們幾乎無法思考與它相關的一切。在911的余波中，全球化運動所建立的幾乎所有結構都崩潰了。但它們崩潰得這么容易的一個原因——不僅因為戰爭問題如此迫在眉睫——又是：我們的直接目標中的絕大部分，都出乎意料地實現了。

我本人大約是在4月16日的抗議期間加入了紐約的直接行動網絡。當時，作為一個團體，直接行動網絡整體上認為自己有兩個主要目標。一是幫助協調全球反新自由主義（當時被稱為華盛頓共識）運動在北美的陣線、摧毀新自由主義觀念的霸權、終止一切新的重要貿易協定（世貿協議、自由貿易協定）、破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聲譽，并最終摧毀它們。另一個目標是用他們的指導委員會和意識形態爭論取代老式的激進組織風格，傳播一種（深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直接民主模式：去中心化、共同訴求團體結構、共識決策法。那時我們有時稱其為“傳染主義（contaminationism）”，這種觀點認為，人們真正需要的只是暴露在直接行動和直接民主的經驗中，只要這樣人們就會開始主動效仿它。那時的一種普遍的感覺是，我們并沒有試圖建立一個永久的結構，直接行動網絡只是通往這一目標的手段。幾個創始成員向我解釋說，在達到目標之后，就不再需要直接行動網絡了。但這些目標都相當雄心勃勃，所以我們也假設即便真的能實現它們，多半也需要至少十年的時間。

結果是，我們只用了大約一年半。

顯然，我們未能引起一場社會革命。但我們未能鼓舞成千上萬的人站起來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其他的目標都實現得很快。就拿組織問題來說，盡管反戰聯盟還一如既往地作為自上而下的大眾陣線團體運作，幾乎每一個不受這樣或那樣的宗派主義者控制的小型激進團體——從蒙特利爾的敘利亞移民組織，到底特律的社區花園——現在基本上都在遵循無政府主義的原則，盡管他們可能沒有意識到。傳染主義確實奏效了。或者，拿觀念領域來說。華盛頓共識已經敗落?，F在人們甚至很難記起在西雅圖事件之前這個國家的公共話語是什么樣子。

媒體和政治精英很少能在什么事情上達成如此一致的意見——即 “自由貿易”、“自由市場”和不受約束的高強度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唯一可能的方向；人們對于一切問題的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案預設得如此徹底，以至于任何懷疑這個命題的人都被當成瘋子。全球正義運動的活動人士第一次迫使自己進入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和《新聞周刊》（Newsweek）的視野時，立刻被當成了反動的瘋子。一兩年后，CNN和《新聞周刊》則說我們在這場論爭中取勝了。

通常，當我向一群無政府主義者當面提出這個觀點時，有人會立即反對說:“沒錯，言論已經改變了，但政策還是那樣?！睆哪撤N意義上說，確實是這樣。也就是說我們的確沒有摧毀資本主義。但我們（這里的“我們”指全球反新自由主義運動中堅持橫向主義和直接行動的一群人）在僅僅兩年間，的確給對它造成了俄國革命以來的任何人都要大的打擊。讓我一點一點地解釋：

自由貿易協定方面。1998年以來，所有野心勃勃的自由貿易協定都失敗了。多邊投資協定（MAI）已經潰??；作為魁北克市和邁阿密的運動的關注焦點的美洲自由貿易協定（FTTA）也停滯不前。我們大多數人只記得，2003年的美洲自由貿易區峰會引入了“邁阿密模式（Miami model）”，即對顯然是非暴力的民間抵抗采取極端的警察鎮壓。確實沒錯，但我們忘記了這種措施首先是一群極度憤怒的失敗者的掙扎——邁阿密會議是美洲自由貿易協定最終垮臺的地方?，F在甚至都不再有人談論如此規模廣泛、野心勃勃的條約了。美國只能爭取與韓國和秘魯等傳統盟國達成較小規模的國與國貿易協定，或者是用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CAFTA）把它在中美剩下的附屬國聯合起來，甚至不清楚能否成功。

世界貿易組織方面。他們的組織者在西雅圖遭遇災難后，把下一次會議轉移到了波斯灣的多哈島，他們顯然決定寧可冒著被本·拉登炸死的風險，也不愿再經歷一次直接行動網絡的封鎖。六年來，他們一直堅持“多哈回合談判（Doha round）”。但問題是，在抗議運動的激發下，全球南方政府開始拒絕開放對富裕國家的農產品的進口，除非這些富裕國家至少不再對自己的農業投入數十億美元的補貼，以至全球南方的農民不可能與之競爭。美國尤其是不打算做出任何它要求其他國家做出的犧牲，因此所有協議都失敗了。2006年7月，世貿組織主席皮埃爾·拉米（Pierre Lamy）宣布多哈回合談判不再舉辦，隨后至少兩年內都不再有人提起下一次世貿談判的事情——等到兩年后，世貿組織都很可能已經不復存在。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方面。這段故事是最令人稱奇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在迅速走向破產，這是全世界反抗它的動員活動直接導致的。直白地說就是：我們摧毀了它。世界銀行也好不到那里去。但當我們感受到動員活動的全部效果的時候，我們甚至都沒有注意到它。

這最后一個故事值得展開細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直是這場斗爭的主要敵人。它是最強大、最傲慢、最無情的工具，過去的25年間，它一直被用于把新自由主義政策強加給全球南方較貧窮的國家（以操控債務的方式）。作為緊急再融資的交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這些國家采取“結構性調整計劃”，迫使其大規模削減醫療教育開支、食品價格的維系，以及允許外國資本家低價收購當地資源的無休止的私有化計劃。由于某些原因，這些結構性調整從未讓那些國家的經濟復蘇，這就意味著它們仍處于危機之中，而解決方案總是堅持再來一輪結構性調整。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有另一個不那么出名的身份：全球強制執行者。他們的工作是確保任何一個國家（無論有多貧窮）都不能拖欠西方銀行家（無論多么愚蠢）的貸款。即使一個銀行家向一個腐敗的獨裁者提供了10億美元的貸款，獨裁者又直接把貸款存進他的瑞士銀行賬戶并逃離了自己的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要確保能從他的前受害者那里榨取10億美元（外加豐厚的利息）。如果哪個國家因任何原因拖欠債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便會對它實施信用抵制，其經濟影響大致相當于一顆核彈。(這一切都與基本的經濟理論背道而馳，根據經濟理論，放貸者應該承受一定程度的風險；但是在國際政治世界中，經濟法只被用于約束窮人。)這個全球強制執行者的角色導致了他們的垮臺。

接下來發生的是，阿根廷拖欠了債務并僥幸逃脫了。20世紀90年代，阿根廷曾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拉丁美洲的優等生——他們幾乎把除海關之外的所有公共設施都私有化了。在之后的2002年，西班牙經濟崩潰了。崩潰的直接結果我們都清楚：街頭打斗、民眾集會、一個月內推翻三屆政府、道路封鎖、工廠被占領?！皺M向主義（horizontalism）”——基本上是無政府主義的原則——是民眾反抗的核心。政治精英是如此不可信，以至于政治家們不得不戴上假發和假胡子，才能在餐館吃飯而不遭受人身攻擊。當溫和的社會民主黨人內斯托爾·基什內爾（Nestor Kirchner）在2003年上臺時，他知道他必須做點戲劇性的事情才能讓大多數人接受哪怕是組建政府的想法，更不用說接受他的政府了。于是他就做了。事實上，他做了一件任何國家總統都不被認為應當做的事。他拖欠阿根廷的外債。

基什內爾在這方面其實相當聰明。他沒有拖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他拖欠的是阿根廷的私人債務，宣布對于所有未償還的貸款中，每一美元他將只支付25美分?；ㄆ煦y行和大通銀行當然去找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他們習慣的強制執行者，要求懲罰阿根廷。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史以來第一次退縮了。首先，由于阿根廷的經濟已經是一片廢墟，即使投下一顆經濟核彈也只能濺起碎石。其次，幾乎每個人都知道，正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災難性的建議首先為阿根廷的崩潰埋下了伏筆。最后，也是最決定性的因素，是全球正義運動的極大影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經是這個星球上最令人討厭的機構了，再去肆意摧毀阿根廷中產階級僅存的那一點點東西，會把事情推得太過。

于是阿根廷被放過了。在此之后一切都變了。巴西和阿根廷一同安排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償還未償的債務。在查韋斯（Chavez）的一點幫助下，南美的其他國家也照做了。2003年，拉丁美洲欠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務為490億美元，現在則是6.94億美元，相比下降了98.6%。四年前拉丁美洲每欠下的一千美元，現在只欠十四美元。亞洲也跟著做了。中國和印度現在都不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債，且拒絕接受新貸款。現在，抵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還包括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幾乎所有重要的其他地區經濟體，以及俄羅斯。該組織已經落到只能指揮非洲經濟的地步，或許還能管控中東和前蘇聯的一些地區（基本上都是沒有石油的地區）。因此它的收入在四年內暴跌了80%。最諷刺的是，如果找不到愿意援助它的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越來越可能破產，目前還看不出有誰格外希望援助它。隨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財政強制執行者的名聲掃地，它已不再服務于任何明顯的目標，甚至也包括資本家的目標。在最近的八國集團會議上，有的提議指出要為該組織制定一項新的使命——或許類似于國際破產法院——但由于種種原因，所有的提議都以失敗告終。即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能幸存，它也只剩下一具空殼。

世界銀行起初扮演過好警察的角色，它現在的情況稍微好一些，但要強調只是“稍微”好一些。比如，它的收入只下降了60%，而不是80%，也幾乎沒有遭到實際的抵制。另一方面，該組織目前之所以還能存活，主要是因為有的國家仍愿意與它打交道，雙方也都清楚這一點，因此世界銀行也不再能夠發號施令了。

顯然，這一切并不意味著所有的怪物都已被斬盡殺絕。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義或許還在運作，歐洲的社會保護制度正受到攻擊，而非洲的大部分地區——盡管有Bonos和世界上的富裕國家的頗為偽善的表示——仍深陷債務之中。美國的經濟力量在世界大部分地區都在衰退，它正拼命試圖加強對墨西哥和中美洲的控制。我們并不生活在烏托邦。這一點我們已經了解。但問題在于為什么我們向來注意不到我們的勝利。

來自瑞士的人民全球行動活動者奧利維爾·德·馬塞勒斯（Olivier de Marcellus）指出了一個原因：每當資本主義體系的某個要素，無論是核工業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遭到沖擊，一些左翼雜志就會開始向我們解釋原因，說這都是他們的計劃的一部分——或者可能是資本內部矛盾勢不可擋的運作的結果，但肯定完全不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也許更重要一點的是，我們甚至不愿意用“我們”這個詞。阿根廷拖欠債務，難道不是內斯托爾·基什內爾一手策劃的嗎？他和全球化運動有什么關系？我的意思是，他的手并不是被成千上萬的市民強迫的——這些人奮起反抗、搗毀銀行、用獨立媒體中心（IMC）協調下的民眾集會取代政府?；蛘?，好吧，也許真是這樣。但即便是這樣，那些反抗的市民也是全球南方的有色人種，“我們”怎么能對他們的行動宣稱負責呢？盡管他們當中的大多人都認為自己和我們一樣同屬于全球正義運動，信奉相似的觀念，穿著相似的衣服，使用相似的策略，在許多情況下甚至和我們同屬一個聯盟或組織。在這里，說“我們”暗含著替他人說話的原罪。

2001年加拿大魁北克，示威者向警察扔催淚瓦斯。

我個人認為，對于一場全球運動來說，從全球的角度來考察它的成就是合理的。這些成就并非微不足道。然而和反核運動一樣，他們幾乎都集中在中期目標上。讓我把類似的目標的層次勾勒一下：

1）短期目標：封鎖和關閉特定峰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貿組織、八國集團等）。

2）中期目標：摧毀關于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阻止所有新的貿易協定，動搖世貿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的合法性，并最終關閉這些機構；傳播直接民主的新模式。

3）長期目標：（至少對較為激進的成員來說）推翻國家，摧毀資本主義。

在這里，我們再次發現了同一種模式。在西雅圖的奇跡后，短期的戰術性目標幾乎沒有實現。但這主要是因為當政府面對這樣一場運動，它傾向于堅持己見，認為它在原則上不該被明顯擊敗。這一點其實往往被看得比峰會的成功本身更重要。大多數社會活動者似乎沒有意識到，情況往往是——以2001、2002年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會議為例——警方最終實施了的安全安是如此繁瑣，他們幾乎是自己把會議關閉了；許多活動注定要被取消，典禮被毀掉，誰都不會有機會真正地互相交流。但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貿易官員是否能會面，而在于不能讓抗議者被看做贏家。

這里，中期目標的過快實現同樣使長期目標的實現變得更加困難。NGO、工會等盟友幾乎都立即“跳槽”；戰略方面的辯論接踵而至，但它們總是作為關于種族、特權、策略等各類的爭論間接地展開，就是不提實際上的戰略之爭。國家訴諸戰爭的做法也讓一切變得無比困難。

正如之前我提到的，無政府主義者很難宣稱自己對伊拉克戰爭不可避免的結果，乃至對帝國已經在那里遭遇的挫敗有多大的影響，但間接影響或許是有的。繼20世紀60年代和越南戰爭的災難之后，美國政府并沒有放棄以重返戰爭的方式應對民主大眾動員威脅的政策。但它必須做得更小心。最重要的是，他們必須設計戰爭才能抵御抗議。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第一次海灣戰爭確實是懷著這種考慮被設計出來的。入侵伊拉克的方式——堅持使用小規模、高科技軍隊，極端依賴于不加區分的火力，甚至攻擊平民，以防止美軍的傷亡水平達到類似越南戰爭時的水平——似乎是為了阻止國內一切潛在和平運動，而不是為了軍事實效。不管怎樣，這種看法有助于解釋為什么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最終被一群幾乎難以想象的烏合之眾游擊隊困住，乃至被擊敗，這些游擊隊幾乎無法進入外部的安全區，也得不到外部的資金、軍事支持。正如在貿易峰會上那樣，美國政府如此執著于確保民間抵抗力量不會被看做國內的斗爭的贏家，以至于他們寧可輸掉真正的戰爭。

視角（并簡要回顧20世紀30年代的西班牙）

那么，該如何應對勝利的危險呢？我無法聲稱有什么簡單的答案。我寫這篇文章其實更多是為了開啟一場對話，把問題擺到臺面上——激發一場關于策略的論辯。

不過，有些隱含意思還是比較明顯的。下一次當我們計劃大規模的行動時，最好至少考慮到或許我們的中期戰略目標很快就會實現的可能性，以及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的許多盟友就將會退出。我們必須認識到戰略辯論實際上是什么，即使它們看似討論的是其他事情。舉一個有名的例子：西雅圖事件之后關于財產破壞的爭論。我認為，其中大部分討論實際上都是關于資本主義的。那些譴責打碎窗戶的人，主要是因為他們希望呼吁中產階級消費者轉向全球交換模式下的綠色消費主義、與國外的勞工官僚和社會民主黨結盟。這條道路并不旨在與資本主義直接對抗，敦促我們走這條路的大多數人，對于資本主義真正被打敗的可能性至少持懷疑態度。

而那些打碎窗戶的人，不在乎他們是否冒犯了郊區的房主，因為他們不把這些人看做革命反資本主義聯盟中的潛在成員。實際上他們想通過劫持媒體傳達一個信息，即這個系統是脆弱的——希望能在那些可能考慮加入真正的革命聯盟的人身上，激起類似的叛亂行為：那些與社會脫節的青少年、被壓迫的有色人種、對工會官僚不耐煩的普通工人、無家可歸者、被定罪者、極度不滿者。如果一場激進的反資本主義運動要在美國開始，它必須始于這樣的人：他們不需要被說服這個體系已經腐敗，只需要知道他們能做些什么。無論如何，即便有可能在街頭沒有槍戰的情況下進行反資本主義革命——我們大多數人都希望如此，因為讓我們面對現實吧，如果遭遇美國軍隊，我們就會失敗——我們也不可能在嚴格尊重財產權的情況下進行反資本主義革命。

后者其實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贏得勝利意味著什么？不僅實現我們的中期目標，還實現長期目標意味著什么？目前，甚至沒人清楚這如何能發生，因為我們已經不怎么相信19、20世紀傳統意義上的大寫的“革命”了。畢竟，關于革命的總體觀點，即會有一次大眾叛亂或總罷工，然后所有的圍墻都會倒塌的，完全是以奪取國家政權的舊幻想為前提的。只有在這個前提下，勝利才能如此絕對和完整（如果我們談的是整個國家或關鍵領土內的革命）。

舉例來說，想想看：如果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在1937年真的“贏了”，這究竟意味著什么？令人驚訝的是，我們很少問自己這樣的問題。我們只是想象它會像俄國革命那樣，以類似的方式開始，然后舊軍隊解散，工人蘇維埃代表自發產生。但那是在大城市。俄國革命之后緊接著是多年的內戰，內戰中，紅軍逐漸把新國家的控制強加到舊俄羅斯帝國的每一個部分，無論那些社區是否想要它。讓我們想象一下，如果西班牙的無政府主義民兵擊潰了法西斯軍隊，使其徹底解散，并把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趕出它在巴塞羅那和馬德里的辦公室，那么無論以誰的標準看，這都肯定是勝利。但接下來會發生什么呢？他們會把西班牙建成一個位于舊有的國際邊界內的“非共和國”、“反國家”嗎？他們把人民議會制度強加給前西班牙領土上的每一個村莊和城市嗎？具體怎么做呢？

我們必須記住，在西班牙的許多村莊，城鎮，甚至整片的地區，無政府主義者幾乎不存在。有些地區幾乎全部人口都是保守的天主教徒或君主主義者；在另一些地方（比如巴斯克地區），則有一群好戰的、組織良好的工人階級，但大多是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即使在革命熱情最高漲的時候，這些人中的大部分仍會忠于他們舊有的價值觀和理念。如果獲勝的非正式無政府主義聯盟（FAI）試圖消滅他們所有人——這將需要殺死數百萬人——或者把他們驅逐出境，或強行轉移到無政府主義社區，或送進再教育營——這樣一來他們不僅會犯下世界級的暴行，還必須放棄無政府主義的立場。民主組織根本不可能如此有條不紊地施加暴虐：這樣做需要法西斯式的自上而下的組織，因為你其實不可能讓成千上萬的人有有條不紊地屠殺無助的婦女、兒童和老人，摧毀社區，或者把一家人趕出他們的祖居，除非他們至少能開脫說，他們只是在服從命令。這個問題似乎只有兩種可能的解決辦法。

1.讓共和國繼續作為事實上的政府存在，由社會主義者控制；讓他們在右翼占多數的地區施行統治，同時和他們達成某種協議，讓無政府主義者占多數的城市、城鎮和村莊按照自己的意愿進行組織……并希望政府能遵守協議。

2.宣布每個人都要組建自己的地方人民大會，讓他們各自決定自己的自組織模式。

后者似乎更符合無政府主義原則，但結果不會有太大不同。畢竟，如果畢爾巴鄂的居民集體決定建立一個地方政府，又有誰能阻止他們呢？大多數人仍然忠于教會或當地地主的自治區，大概會讓同一批舊右翼權威掌權；左翼自治區會讓左翼的官僚掌權。左、右翼的國家主義者將各自組成彼此競爭的聯盟，盡管他們只能控制前西班牙領土的一小部分，也將各自宣布自己是西班牙的合法政府。外國政府會承認其中的一個——因為他們都不會愿意與無政府主義聯盟這樣的非政府交換大使，即便無政府主義聯盟希望與他們交換大使（實際上不會）。

換句話說，真正的槍戰可能會結束，但政治斗爭將繼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區看起來可能會像當代的恰帕斯州，每個地區或社區都分裂為無政府主義和反無政府主義派別。實現最終的勝利將是個漫長、艱難的過程。真正贏得國家主義飛地的唯一辦法，是說服他們的孩子，這可以通過在無國籍地區創造一種明顯更自由、更愉快、更美麗、安全、放松、充實的生活來實現。另一方面，外國資本主義強國即使不進行軍事干預，也會盡一切可能通過經濟抵制和顛覆，以及向國家主義區域灌注資源的方式，來阻截臭名昭著的“好榜樣的威脅”。最終，一切或許都將取決于無政府主義者在西班牙的勝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引發其他地方類似的叛亂。

這個想象練習的真正意義在于，指出歷史上沒有干凈利落的決裂?！耙坏秲蓴唷钡膫鹘y觀念（國家垮臺、資本主義被打敗的那一刻）的隱含意思是，如果做不到這樣就不是真正的勝利。如果資本主義還在那里，如果它開始推銷你曾經的顛覆性思想，就表明資本家真的贏了，而你輸了，你被收編了。這種說法在我看來是荒謬的。我們能說女權主義失敗了、一無所成，只因為企業文化感到有義務在口頭上譴責性別歧視，資本主義公司也開始營銷女權主義書籍、電影和其他產品嗎？當然不是：除非你已設法一擊摧毀了資本主義和父權制，不然這些現象就是你已經有所作為的最明顯的標志之一。大概所有有效的革命之路都包含無數次合作，勝利的示威，微小的叛亂或者短促、隱蔽的自治的環節。我不敢猜測它究竟會是什么樣子。但要朝這個方向前進，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認識到我們確實贏了一些。

事實上，我們最近贏得不少。問題在于如何打破得意和絕望的循環，提出一些戰略性愿景（越多越好）——關于勝利如何能相互促進，以形成一個朝向新社會的逐漸累積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