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說新語》與同類著作相比，一個明顯的長處是它所描繪的人物較少受傳統(tǒng)禮教的束縛，各具個性而性情活躍。后世仿《世說》之作甚多，但并無一部堪與之比肩，主要的原因就是在這一點上難以企及。而此書中女性人物的形象尤為引人矚目。因為在中國古代，婦女所受到的限制格外嚴厲，長期以來，“男尊女卑”和一味要求“貞順”的觀念成為女性無法解脫的枷鎖，其聰明才智不得發(fā)揚，獨特的個性也無法形成或彰顯。縱使實際生活中偶有例外，但這樣的人物不能獲得由男性所控制的社會輿論的贊許，因而也無法在載籍中留下她們的音容笑貌。而《世說新語》卻一反舊則，以寬容和贊賞的態(tài)度描述女性的美貌、才能、智慧和活潑的性格，在中國古代典籍中最早留下了令人欽佩和喜愛的女性群像。人或稱《世說》為“奇書”，得此愈為奇也。

這固然由于編著者的眼光不似前人偏執(zhí)酸澀，但根本的原因則在于魏晉社會尤其士族階層思想的解放和習俗的變化。干寶《晉紀·總論》指斥晉時婦女怠于勞作，卻每每“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妒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而葛洪《抱樸子外篇·疾謬篇》在強烈抨擊“今俗婦女”廢其紡織與烹飪之“正務”的同時，更用文學化的筆法描述她們找各種理由出游，“承星舉火，不已于行。多將侍從，暐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冒夜而返。游戲佛寺，觀視漁畋。登高臨水，去境慶吊。開車褰幃，周章城邑。杯觴路酌，弦歌行奏”，以為不可忍。當然，他們將分別的現(xiàn)象匯聚為一片，夸張是難免的，實情未必如此嚴重，但也足以說明魏晉時代上層婦女獲得了較前人遠為寬松的生活環(huán)境，多少有了展現(xiàn)自我的舞臺。

一

《世說新語》記女性事跡，以《賢媛》一篇為集中，而在其他各篇亦間有涉及。“賢”就本義而言，雖然與能力有關，卻主要是道德意義上的褒詞，用于“媛”，首先是要求合于“婦德”的規(guī)定。而《世說》的《賢媛》篇，特別是魏晉人物，正如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所批評的：“唯陶母能教子，為有母儀，余多以才智著，于婦德鮮可稱者。”所以余先生認為“殊覺不稱其名”。這表明在本書編著者的立場上，“賢”的含義已經(jīng)有了擴展，他們認為女性的才智也是十分可貴的。

許允為吏部郎，多用其鄉(xiāng)里，魏明帝遣虎賁收之。其婦出誡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既至，帝核問之。允對曰：“‘舉爾所知。’臣之鄉(xiāng)人，臣所知也。陛下檢校為稱職與不？若不稱職，臣受其罪。”既檢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釋。允衣服敗壞，詔賜新衣。初，允被收，舉家號哭。阮新婦自若云：“勿憂，尋還。”作粟粥待，頃之允至。（《賢媛》7）

許允為晉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人欲藏其兒，婦曰：“無豫諸兒事。”后徙居墓所，景王遣鐘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賢媛》8）

許允是魏晉易代之際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官至領軍將軍。他與反對司馬氏的夏侯玄、李豐親善，卷入李豐欲廢司馬師的圖謀，事泄被殺。其妻阮氏，父阮共、兄阮侃皆為名士。婦女因為所受教育和活動范圍的限制，她們即使有出眾的才能，通常也和政治無關——那是男性獨占的領地。然而從《賢媛》篇寫許允夫婦之事的數(shù)則以及劉孝標注引錄的相關材料來看，竟是妻子比丈夫在政治上更具有判斷力，這實在是很不尋常的。上引兩則，前一則寫阮氏為丈夫出謀劃策，解除了他仕途中一大危機。而她的指點，所謂“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也確實一語道破關鍵所在，是富于政治經(jīng)驗的人才能明白的道理。許允遵循妻子的教導，在應對魏明帝的指責時，首先用圣人之訓（“舉爾所知”出于《論語》）為自己從理論上做辯護，而后要求檢核自己所推舉之人是否稱職，以事實證明自己行為的正當，不僅未遭處罰，還獲得獎賞。至于阮氏煮粥以待的細節(jié)，更顯出她的從容與自信。后一則說到許允被捕而阮氏對此早有預見，令人猜想許允之所以陷入羅網(wǎng)，或許就是因為沒有聽從妻子的指教。劉注說及，《婦人集》載有阮氏給許允的書信，信中詳細分析了他遭禍的緣由，證明確實存在上述可能。而在危險進一步向許家的兩個兒子逼來時，阮氏又教給孩子們恰當?shù)膽獙Ψ椒ǎ乖S家不致徹底覆滅。《尚書·牧誓》有謂：“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這是著名的古訓，教女人不要做主，說若信女人的話，家就會敗落。然而許允婦的故事卻像是要證明一個完全相反的道理：不聽婦人言，禍事接連連。異哉！

因為有多種不同的資料記載了許允婦的這一類事跡，可以相信她的政治經(jīng)驗實非虛傳。而由于政治經(jīng)驗不可能緣于天賦、遺傳，我們可以想到：在魏晉時代的上層社會中，至少有一部分杰出的婦女，在知識與思想方面已經(jīng)不甘被封閉在狹小的圈子里，她們試圖理解向來只允許男性活動的政治領域，而像阮氏，政治能力甚至已經(jīng)超越其久歷仕途、身至高位的丈夫。這其實是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而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恐怕不僅由于當時對貴族婦女的思想束縛有所松動，更由于在貴族家庭中，婦女不完全是依附性的存在，她們對家族興亡也承擔著一定的責任。

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于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視之，達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賢媛》11）

這是一個關于人物識鑒的故事。自漢末以來，對各式人物的品行、才能加以鑒定和評論，是士大夫社交生活的重要內(nèi)容，而能夠恰當?shù)卦u價人物，論其短長，本身也是一種為世人所看重的才能。然而這是男性世界的活動，與女性并無關系。但本篇卻表彰了山濤夫人韓氏的識鑒能力。她在墻上打個洞觀看丈夫與嵇康、阮籍的徹夜長談，這是女性“侵入”男性世界的一個具有象征意味的舉動；而她對山濤與嵇、阮二人的比較與評價，能見出自己丈夫的長處與短處，并得到山濤本人的認可，也證明她的識鑒并不在男性之下。

文中韓氏所云“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是出于《左傳》的一個典故。女性也能夠從歷史經(jīng)典中找到她們的榜樣，證明自己行為的合理。

王江州夫人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為是塵務經(jīng)心，天分有限？”（《賢媛》28）

謝遏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并游張、謝二家。人問其優(yōu)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賢媛》30）

以上兩則都是謝道韞的故事，她是《世說》一書中反復出現(xiàn)的才女，前面我們引用過謝安與諸子侄聚會講論文義，道韞以柳絮喻雪，勝過謝朗的故事。她的丈夫王凝之做過江州刺史，所以文中稱她為“王江州夫人”“王夫人”。

這兩則故事表明謝道韞雖為巾幗，卻頗具名士風度。她指責弟弟謝玄（玄小字“遏”）“何以都不復進”，這里的“進”不是指泛義的長進，當時專指玄學修養(yǎng)和精神境界的提升。謝玄并非泛泛庸才，而謝道韞責怪他莫非因為“塵務經(jīng)心，天分有限”而導致“都不復進”，不僅顯示了她對弟弟因關切之深而責之嚴，也顯示了她的自視之高。后一則濟尼對“王夫人”即謝道韞與“顧家婦”即張玄妹的比較，雖未明言兩人之高下，而實際上已表明她們相去甚遠。因為顧家婦只是“閨房之秀”——她的優(yōu)秀純屬于傳統(tǒng)婦女的德行范圍，王夫人則已經(jīng)超越了這一范圍，而具有“林下風氣”（“林下”指竹林名士），可以在男性世界爭短長。《晉書·列女傳·王凝之妻謝氏》載：“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道韞能為小叔王獻之解圍，在他已經(jīng)招架不住、“詞理將屈”的窘境下，仍用他的觀點戰(zhàn)勝論客，可見她素有玄學清談的素養(yǎng)。獻之也是高門佳子弟，而道韞似猶勝之，這正是對其“林下風氣”的恰好注解。

以上從《賢媛》篇選出的材料，集中說明了魏晉時代一部分貴族婦女的生活已經(jīng)突破了兩漢所謂“婦教”的約束，她們不再以“閨中之秀”為滿足，而闖入了向來由男性獨占的社會活動范圍；雖然她們的行動仍然受到許多限制，但只要有合適的條件，無論是政治領域還是思想領域，她們都能顯示自己不遜于男性的才能。如許允婦事，李贄的評點就說：“如此，男子不能。”（《初潭集·夫婦·才識》）這給后世的女性留下無限向往。

二

從來對婦女的教育，首要的要求是“貞順”。男人們認定女子的天性就是“卑弱”，因此主張她們在家庭中應該把無條件的順從作為行為的準則。然而《世說新語》所描寫的女性卻不盡如此。

王公淵娶諸葛誕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謂婦曰：“新婦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婦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彥云，而令婦人比蹤英杰！”（《賢媛》9）

王廣字公淵，其父王凌，字彥云，諸葛誕字公休。王凌、諸葛誕是魏晉易代之際的重臣，王廣則是一位名士，劉注引《魏氏春秋》稱廣“有風量才學，名重當世”。結婚的當晚，王廣嘲笑新娘子“神色卑下”，實在不像父親諸葛誕，這也許只是一個玩笑，然而太太卻毫不相讓，痛斥他身為大丈夫而不能和自己的父親相比，卻有臉苛求自己的老婆！劉孝標在注中表示自己的意見:“臣謂王廣名士，豈以妻父為戲，此言非也。”他認為以王廣的身份，不應開這樣的玩笑。但既是戲言，也難說一定不可能有。不管怎么說，這個故事流傳下來，表明人們對故事中諸葛誕女的言辭犀利抱著欣賞態(tài)度，而這樣的故事能夠列入《賢媛》，足見編著者對“賢”的要求實在是很寬。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賢媛》26）

謝道韞的丈夫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兒子，門第既高，仕途也自然順暢。雖然從史書的記載來看，這人在政治上未免昏聵，但舊時代女人嫁了昏聵的丈夫也是尋常事，比這等而下之的還得忍受著呢！而謝道韞偏不，叔父謝安婉言勸慰她，她卻列數(shù)她們謝家長一輩的英彥、同一輩的俊秀，意思是自己向來生活于此等人物之間，終了喊出一句惡狠狠的話：“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即使是普通人，如此鄙薄自己的丈夫，也是夠厲害的了，況且謝道韞身出名門，還得留幾分矜持。李贄評點《世說新語》常有些滑稽的話，關于這一條，他既說：“此婦嫌夫，真非偶也。”（《初潭集·夫婦·合婚》）又云：“謝氏大有文才，大怨凝之，孰知成凝之萬世名者哉！”（《初潭集·夫婦·言語》）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賢媛》23）

在關于士族的婚姻與家庭的一講中，我們選了好幾則謝安教育子弟的例子，不過，他自己也會被人教誨，那位是他的太太。夫人在幃帳內(nèi)觀婢女歌舞，不讓丈夫觀看，理由是：怕敗壞了你的德行。從前謝安在東山蓄妓，風流廣傳，夫人牢記在心。

明人王世懋評此條：“此直妒耳，何足稱賢？”確實，這種故事跟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婦人之“賢”扯不上關系，莫非編《世說》的人認為妻子有教育丈夫不好色的責任？

東晉名相首數(shù)王導、謝安，但兩人的夫人均以善妒稱。南朝宋虞通之著《妒記》，一條記王導在外立別室被夫人曹氏發(fā)現(xiàn)，率家中奴婢持菜刀趕去抄家，王導在外得報，急趕牛車奔赴現(xiàn)場救火。一條記謝安夫人劉氏之事：謝安欲立姬妾，讓小輩婉言勸告劉夫人，說《詩經(jīng)》中《關雎》《螽斯》諸篇均贊美不妒之德，那可是圣人的教誨！劉夫人乃問：“誰撰詩？”答曰：“周公。”夫人曰：“周公是男子，乃相為耳（互相包庇）；若使周姥撰，應無此語也。”大有深意。就連女子善妒故事的流行，也有值得注意的文化意味。

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賢媛》29）

當然，《賢媛》篇中并不都是出格的故事。如上選一則，述郗超（字嘉賓）死，其妻周氏拒絕兄弟接她回家的計劃，宣稱要和丈夫死而同穴。這似乎很可以當作女子“從一而終”的榜樣。但“從一而終”的精神雖然很早就受到肯定（劉向《列女傳·貞順》：“終不更二，天下之俊。”），但很遲（差不多到宋代）才成為人們普遍信守的教條。魏晉時代，夫死回母家擇機改嫁乃是常事，《世說》中就有數(shù)例涉及。所以，周氏的選擇首先是出于個人的情感，這和不近情理地宣揚強制性的道德還是有所不同。

三

女子是可愛的，但前提是要有讓她們舒張性情的空間。魏晉時代正統(tǒng)的思想禁制在各種社會思潮的激蕩下逐漸松懈，女性有更多的機會盡情展現(xiàn)她們的性格魅力，尤其在婚姻生活中，她們或善解人意，或慧黠善辯，在《世說》中留下了許多情趣盎然的故事。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婿，于禮為不敬，后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惑溺》6）

魏晉時代，“卿”作為第二人稱，用于對等關系或身份低于自己的對象。妻子按禮要對丈夫表示敬重，故不合宜用“卿”。但王戎的太太卻喜歡“卿安豐”，丈夫向她指出以后，她變本加厲，一口氣吐出八個“卿”字，還說得理直氣壯。丈夫再也沒有辦法，只好由她去。成語“卿卿我我”便由此而來。我們現(xiàn)在讀“親卿愛卿”數(shù)句，仍然能夠感覺到一種活生生的嬌嗔與伶俐。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余，乞粗存活，便足慰吾余年，何敢希汝比！”卻后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假譎》9）

溫嶠字太真，先為劉琨僚屬，后代表劉琨與司馬睿聯(lián)絡，遂留在江東，成為東晉開國重臣之一。劉孝標注根據(jù)《溫氏譜》所載溫嶠婚姻情況，認為《世說》此條為虛謬。我們暫且不做史實方面的斷定，而只當它為一個故事來看。據(jù)故事的細節(jié)推測，溫嶠事先對他那表妹的情況已相當熟悉并心中喜愛，同時也斷定自己必定為對方所滿意，所以玩點花招，想給對方一個驚喜且由此得到心理上的滿足，從而增添婚姻的樂趣。豈料表妹不僅事先已猜破真相，而且竟比他更灑脫無羈，在婚禮上就敢自行撥開遮面的紗扇，拊掌大笑，說：“果然是你這老東西！”預設的效果全被破壞了，但產(chǎn)生了另一種意外的效果。倘若兩人真是相互親愛，這場面應該是非常快樂的。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強，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后。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暮）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虨暝入宿，恒在對床上。后觀其意轉(zhuǎn)帖，虨乃詐厭（魘），良久不悟，聲氣轉(zhuǎn)急。女乃呼婢云：“喚江郎覺！”江于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魘），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假譎》10）

諸葛令謂諸葛恢，東晉初曾為中書令。江虨（字思玄）官至國子祭酒，為東晉名士，特以善圍棋著名。諸葛恢女先嫁太尉庾亮之子庾會，會死后改嫁江虨。這故事前半有點問題，大抵以諸葛恢和江虨的門第和聲望，不大可能出現(xiàn)完全是欺騙和強迫的婚姻。也許諸葛女嫁到江家有點勉強，所以婚后不給老公好臉色看；新郎喜滋滋趁暮而來，只得到一陣痛罵。之后故事轉(zhuǎn)到喜劇方向：江虨每日睡在對床，作委屈狀而觀新婦神色，待到形勢似有好轉(zhuǎn)，便詐為夢魘，且“聲氣轉(zhuǎn)急”，似乎馬上要完蛋。新婦情急之下表現(xiàn)出關切之意，頓時掉入對方的圈套——新郎跳將過來，狡辯說：“我不過是一個跟你不相干的男子，自發(fā)夢魘或死或生皆不關卿事，既然關心我，還能不跟人說話嗎？”這個故事既寫出諸葛女倔強的一面，又寫出她善良和軟弱的一面，后來的戲劇小說很喜歡描寫類似的人物與情節(jié)。

不知為什么，男性在女性面前用裝扮可憐來耍賴，成功的幾率較大。

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為妾，甚有寵，常著齋后。主始不知，既聞，與數(shù)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發(fā)委藉地，膚色玉曜，不為動容。徐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主慚而退。（《賢媛》21）

溫平蜀，以李勢女為妾，郡主兇妒，不即知之。后知，乃拔刃往李所，因欲斫之。見李在窗梳頭，姿貌端麗，徐徐結發(fā)，斂手向主，神色閑正，辭甚凄惋。主于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賢媛》21劉注引《妒記》）

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關于女子的美貌及其魅力的故事。桓溫（謚宣武）正妻是明帝女南康長公主，公主照例蠻橫多妒，聞丈夫?qū)檺劾钍希⒓窗稳斜家u。而阻止禍事發(fā)生的，竟是引發(fā)禍事的緣由：李氏的美貌，或許也要加上她的從容。“發(fā)委藉地，膚色玉曜”，這是一種在日常生活中不易出現(xiàn)的唯美的畫面，它足以令人忘懷產(chǎn)生于現(xiàn)實中的得失之念和憤怨之情，拜倒在美的化身之下。至于《妒記》所寫，更加上了公主動情的自白：“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這似乎是宣布：美麗就是最高的價值和最充分的理由，誰也沒有權力毀滅它。這故事過于小說化了，雖不能指其必不可能，卻總還是令人懷疑它經(jīng)過較大的修飾。但它所散布的唯美主義氣息，卻是時代的真實。

韓壽美姿容，賈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賈女于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fā)于吟詠。后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蹺捷絕人，逾墻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拭，說暢有異于常。后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帝唯賜己及陳騫，余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墻重密，門闔急峻，何由得爾？乃托言有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余無異，唯東北角如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即以狀對。充秘之，以女妻壽。（《惑溺》5）

這是一則很古老的自由戀愛故事，后世很多戀愛故事的情節(jié)，如賦詩言情、借婢女溝通，以及跳墻而入的慣用動作，是以此為源頭的。賈充是司馬氏奪取曹魏政權過程中的核心人物，亦是西晉勢傾一時的權臣。前引干寶《晉紀總論》指斥晉人往往“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是不是與賈家的故事有關呢？無法確定。

盡管賈家在歷史上的聲譽不太好，但這一故事是美麗而動人的。賈充的小女兒賈午隔窗偷窺韓壽，情不自禁，發(fā)于吟詠，內(nèi)心充滿了對自由的愛情的渴望。及至韓壽逾墻來會，她從此每日裝扮自己，而心情總是沉浸在愉悅歡暢之中，猶如鮮花為雨露所滋潤而盛放。有意思的是，當賈充勘破女兒與韓壽偷情的秘密之后，并沒有做出什么嚴重的決定，而是成全了這一對情侶，讓他們結婚了事。可見在當時的貴族家庭中，青年男女的自由戀愛即使不能獲得父母的贊同，也并不被視為大逆不道之事。

上面所引的故事，有兩則出于《惑溺》篇。“惑溺”自然帶有不贊同的意味，但事實上敘事的風格也并不顯示鄙薄之意。或許，在《世說》的編著者看來，為“情”所惑溺，本也是人情所難么？

王渾與婦鐘氏共坐，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排調(diào)》8）

這一則令后人大感驚訝的故事，卻是編在《排調(diào)》篇中，也就是說，編著者把它當作一個有趣的玩笑。王渾與妻鐘氏看到他們的兒子王濟（字武子）從庭院中走過，做父親的表示很得意，鐘氏卻潑他一頭涼水，說：“若是我和你弟弟（王渾弟王淪，曾為大將軍參軍）生個兒子，肯定還要棒！”細析起來，鐘氏內(nèi)心恐怕真有暗慕王淪之意，但這并不表明她打算出軌；她也不在乎用小叔子把丈夫比下去，會招致嚴重的誤會甚至麻煩。這固然可以見出晉時婦女言談的自由，同時也見出她們生活環(huán)境的寬松。

然而后人卻對此感到不好接受。先是王世懋云：“此豈婦人所宣言，寧不啟疑？恐賢媛不宜有此。”而清末的李慈銘態(tài)度更為峻厲，云：“案閨房之內(nèi)，夫婦之私，事有難言，人無由測。然未有顯對其夫，欲配其叔者。此即倡家蕩婦，市里淫姏，尚亦慚于出言，赧其顏頰。豈有京陵盛閥，太傅名家，夫人以禮著稱，乃復出斯穢語？齊東妄言，何足取也！”（《越縵堂讀書記》）他把鐘氏的話認作是“顯對其夫，欲配其叔”，這是將“排調(diào)”即玩笑視為行動計劃，這本身是苛酷的評議。他認為這樣的話，以鐘氏的身份（京城中的世家，父親是太傅，本人以禮著稱），是絕不可能說出來的；不僅鐘氏這樣的人說不出口，就是娼家蕩婦、市井中的下流女人也說不出口，卻可以看出一種時代氛圍的差異。鐘氏與王渾的對話，一定要證其有或證其無，都是困難的，無非是古有此記載而已。但至少《世說新語》的編著者沒有認為這是十分要不得的話，甚至覺得這很有趣，所以收到《排調(diào)》篇里。而且，總是喜歡以史學家的立場檢查《世說新語》的劉孝標，也沒有特別覺得它荒唐不可信，在注中一句話也沒有說。但對王世懋，尤其對李慈銘來說，這就是不可理解甚至無法忍受的了。這表明在魏晉以至南朝，人們認為婦女可以擁有的說話的自由，到后世反而消失了。這也證明了《世說新語》的可貴。

（本文摘自駱玉明著《〈世說新語〉十三講》，河北教育出版社，2020年6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發(fā)布，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