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05年起，導演庫斯圖里卡用兩年的時間拍攝馬拉多納的生活。綠茵場上加冕的輝煌，現實生活中的暴烈脾氣，疾病纏身的落魄和無奈……庫斯圖里卡用現實里的馬拉多納和無數個代表阿根廷的文化符號，拼貼出一種覆蓋在這個傳奇球員身上的世俗神性。“上帝是一個世界上唯一的主宰者。”庫斯圖里卡在篇首引用波德萊爾的這句詩，似乎就指向了一個存在于人間的“上帝”，一個在足球賽場上創造了足夠輝煌和足夠偉大的“上帝”。如今“上帝”猝然遠去，但仿佛仍在人間。

生活就像在賭博，它糾纏著你，讓你跑不掉。

如果我是馬拉多納，我就有數不清的朋友和數不清的敵人，更有那數不清的財富，如果我是馬拉多納，就能時常上電視，

如果我是馬拉多納，我可以在世界杯上咆哮，

如果我是馬拉多納，足球就能為我帶來無數花環，

如果我是馬拉多納，我在的每一場球都會勝利，如果我是馬拉多納，我就擁有了神賜的力量。         

——《如果我是馬拉多納》

即使在埃米爾·庫斯圖里卡2008年的影像里，馬拉多納聽到街頭的歌手唱起關于自己的歌，頭發卷曲的矮個子球員戴著墨鏡抹眼淚，但他的臉上感受不到太多悲情。

北半球的冬季，感恩節前一天的下午，隔著電腦，隔著南半球和北半球，隔著夏季和冬季，隔著電影和歷史，一切卻混雜著錯愕和遺憾，一把足夠鋒利的劍插入了根本隔不開的現實：馬拉多納離開了這個世界，而且是永遠。

傷病與身世：無法假設的馬拉多納

早上起床得到的第一個消息：阿根廷傳奇球星迭戈·馬拉多納25日在家中突發心梗去世，享年60歲。

雖然是猝然而逝，他的身體似乎也總無限接近這個終點。

自1997年退役后，他曾多次出現健康問題，最嚴重的一次是2004年，他曾因肺部感染引發心臟病緊急住院，甚至一度出現呼吸停止；

2019年，馬拉多納因健康原因，不得不停止執教墨西哥第二級別聯賽的多拉多斯隊，執教期間，他曾因胃部出血住院接受治療；

今年11月2日，馬拉多納再次因為健康問題入院，檢測結果顯示，馬拉多納患有硬膜下血腫，起因有可能是頭部受到了不明原因的撞擊；

3日，馬拉多納接受了緊急手術，醫生當時表示，這次腦部手術成功，馬拉多納意識清醒、狀況良好。

但他無盡揮霍的軀殼終于在60歲零26天這個時間點不堪重負——終場哨響，上帝收回了“上帝之手”。

整個阿根廷降半旗志哀，總統府玫瑰宮舉行悼念儀式，總統宣布將舉行國葬，那不勒斯球場更名為“馬拉多納球場”，阿根廷聯賽更名為“馬拉多納杯”……這是一個對逝者來說最高的榮譽，也許只有馬拉多納能擁有這樣的殊榮，他像一個神，成為阿根廷人們心目中永遠的驕傲和膜拜的對象。

埃米爾·庫斯圖里卡的紀錄片即使不是這個冬季最應景的文本，但那在90分鐘里活著的馬拉多納，足以勾勒出一個真實而矛盾、立體而多元的個人塑像——正像在流浪歌手的歌聲中，真實的馬拉多納聽到了傳唱的馬拉多納，聽到了一個可以假設的馬拉多納。

他從貧民窟的家庭球場起步，找到了無人能及的踢球感覺；

他在博卡青年隊時的形象激勵了所有還在拿報紙揉成球亂踢的阿根廷男孩；

他是那不勒斯人的彌賽亞：意大利南方球隊第一次在他的帶領下打贏了北方，在那一場對決中，那不勒斯竟然進了尤文圖斯6個球；

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上，馬拉多納先以“上帝之手”攻破英格蘭大門，又以連過五人的“世紀進球”征服了世界。憑借馬拉多納的杰出表現，賽前不被看好的阿根廷隊奪得了世界杯的冠軍——《一個人的世界杯》，這是FIFA官方為1986年世界杯紀錄片確定的片名，足夠震撼，卻無比貼切。

賽場上下的英雄主義

英雄主義并非完全詮釋在狹小的綠茵場上。這個平時喜歡聽法斯塔夫歌劇，沒事到小酒館吃一碟細面條的馬拉多納，這個喜歡瑪麗蓮·夢露的波普藝術家，身上卻有著強烈的國家意志。他是一個即使在綠茵場上也表達著自己左派觀點的激進人士。1986年的那場比賽阿根廷以2:1戰勝了英格蘭，在馬拉多納看來遠不是一場簡單的四分之一決賽，“我感覺我偷走了英國人的皮夾子，可事實上我把他們戲弄了一番。”

馬拉多納之所以把這場比賽的勝利看成是信仰的勝利，是因為阿根廷背負了馬島之戰的屈辱。那一年，在英國人的炮火下，南半球那端的島嶼上，埋藏著幾百名阿根廷青年的冤魂，懦弱的軍政府只帶給它的子民恥辱與淚水。所以世界杯上的阿茲臺克成為馬拉多納的戰場，他代表阿根廷，用另一種更加讓世界陷入瘋狂的方式，漂亮地回擊了對手。

“他也許天生是個革命家，如果不踢球，說不定他真的會鉆入密林中手持武器與敵人搏斗。”球場上他有敵人，球場外他更有冤家，那個庫斯圖里卡在“世紀進球”中插入的卡通動畫，足以代表馬拉多納的政治觀。在朋克音樂聲中，在馬拉多納足球的戲謔中，英國女王的腦袋被擰成了麻花，美國牛仔小布什赤裸著上身卻擦槍走火打中了自己，還有英國前首相布萊爾，還有美國前總統里根，他們在賽場上根本不是馬拉多納的對手。當然，在戲謔中庫斯圖里卡給馬拉多納的是一個左派的政治立場：他罵布什是兇手，是“殺人惡魔”，他不和查爾斯王儲握手，因為他感覺“那雙手里沾著鮮血”……他站在反對美帝的拉美陣營中，他參加馬德普拉塔舉行的“擴大邊境軍區”計劃活動，他和查韋斯站在一起，被查韋斯稱作是拉美解放陣營這一列火車的“機械師”，他和卡斯特羅親切握手友好交談，稱他是“偉大領袖”，這個左腿紋著卡斯特羅、右臂紋著切格瓦拉的斗士像個酣暢淋漓的小孩撲通跳進游泳池，在水中揮舞著雙手：“卡斯特羅，我愿為你而死！我尊重歐洲人，我尊重南美洲人，但我更愛古巴！”

“墮落上帝”馬拉多納

在球場上他有著“上帝之手”，當馬拉多納成為阿根廷人心目中的“上帝”，他的神性似乎指向的是一種世俗性存在。

“馬拉多納教堂”是球迷對這種信仰的命名，小小的教堂里擺放著馬拉多納的神像，“上帝引領著我們”，只要模擬馬拉多納的“上帝之手”， 穿上標志性的10號球衣，球迷就可以成為信徒。甚至連新人結婚也接受這樣的儀式，他們在馬拉多納教堂里立下誓言，然后以足球為媒，在開球進球和狂歡中完成結婚儀式。

馬拉多納是上帝，作為“上帝”，馬拉多納卻更像是一個闖入人間的迷途者。庫斯圖里卡引用了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的一段話：“在偉大的博爾赫斯的眼中，阿根廷人就像一艘艘安靜停泊在港口的船舶，然而馬拉多納卻不一樣，他就像一艘永遠沒有錨的船。”他曾經在足球場上帶頭群毆，他曾經槍擊記者，他幾乎一直在吸毒，“如果可卡因是毒品，那我就是吸毒了。”沒有錨的船在自己的大海上航行，自由卻總是會遇到風浪，甚至會有將船打翻的風險。

1994年世界杯上，作為隊長的馬拉多納在小組賽中將球打進希臘球門，壓抑許久的激情終于在那一刻爆發，他狂奔著向著攝像機怒吼，這成為最經典的馬拉多納表情。這也是馬拉多納留在世界杯賽場上最后一個鏡頭。國際足聯宣布馬拉多納因服用麻黃堿而被禁賽，從此他再也沒有以球員身份歸來。

“我感覺血液全都凝固了，你沒有辦法讓他流。這種感受我現在還能體會到，你就是沒有辦法控制你自己的血液，我就一直這樣地掙扎，直到有一刻，忽然之間我就醒了過來。后來我知道我的女兒吉娜尼亞在一旁不停地叫我的名字，但我當時什么都不知道，我已經完全昏迷了。”面對庫斯圖里卡的鏡頭，馬拉多納在流淚，在懺悔，“是什么讓我墮落的？——是可卡因，否則我會重回賽場，像一頭猛虎下山。”所以馬拉多納說：“我是為足球而生的，沒有人經歷過我的生活，但我不會重蹈覆轍……”

2008年之后，馬拉多納作為阿根廷隊主教練重回世界杯賽場，站在綠茵場邊緣的他，臉上寫盡了滄桑和無奈。毒品讓他遠離了世界杯，讓他承受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但是這一艘永遠沒有錨的船，在摧毀了生活和道德之后，在依然有人尊敬和崇拜中，馬拉多納依然向前，甚至把毒品的危害又忘在一邊，正像他自己所唱的那首歌一樣：“我已經開始出發……在與生活的比賽中，我是贏家……”

后記

馬拉多納是誰？

他是賽場上的英雄，主宰了一切，他也是塵世的孩子，無法擺脫孤獨和壓抑。他會在勝利時狂吼，更會在壓抑時落淚；他是別人膜拜的神，卻是自己的惡魔——馬拉多納是復雜的混合體，他注解了現代足球的理念，他帶著“上帝的手”成為了人世的上帝。

而對于庫斯圖里卡來說，馬拉多納的意義更在于神性的世俗意義，就像他自己所說，他如果要成為一名演員，就像德尼羅的一樣，在“公牛的憤怒”中不斷突破自己。而馬拉多納進入庫斯圖里卡的電影里，他的角色意義更在于“出自庫斯圖里卡之手”中找到一種顛覆的革命力量：不斷插入《你還記得多莉貝爾嗎？》、《爸爸出差了》以及《黑貓白貓》中的電影片段，借以表達對這個專制和病態世界的反抗。當在貝爾格萊德街頭看到被炸毀的建筑，馬拉多納質問道：“這是誰干的？”也許那個已經從庫斯圖里卡世界中消失了的“祖國”南斯拉夫，也在遭受了蹂躪之后需要一種馬拉多納式的神性解救。

“探戈的輕節奏代表死，重節奏代表生。”在輕和重之間，生命也如這節奏不斷進行著轉換，也許在馬拉多納和庫斯圖里卡毫無阻隔的交談中，好友的互訪中，甚至球場上射門秀的表演中，兩個人才體會到一種如探戈“重節奏”的生活。“生命的步伐如同探戈舞步般輾轉演變，這昭示著時間能改變一切。”但是在輾轉演變中，2008年已經遠去，那些記錄的影像已經遠去，馬拉多納曾經對著庫斯圖里卡的鏡頭說：“我是死了，只是沒有離開人間，那是因為上面的那個人不接收我。”而現在，上帝終于收回了“上帝之手”，終于接走了人間的上帝，輕節奏的音樂慢慢響起，“我是馬拉多納”永遠成為了一種“假如”狀態。

世間只有一個馬拉多納，世間再無馬拉多納。

*本文系 湃客·眼光 和 凹凸鏡DOC 共同制作

文 / 五行缺水

編輯 / 宗辰

插圖、運營 / 胡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