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卡錫是戰后美國反共勢力的總代表，但他的“后臺”柯爾柏鮮有人知。阿爾弗雷德·柯爾柏（Alfred Kohlberg）是民國時期的汕頭抽紗大王，他的公司在汕頭叫做“柯寶洋行”，他推動麥卡錫主義以回饋國民黨政權。

柯爾柏畫像

抽紗大王

柯爾柏（1887-1960）這個名字，是民國外交部官員及《申報》的原有譯法，當代學者又重譯為柯爾伯格、科爾伯格、考爾伯格，可謂治絲益棼。譯法歧出導致同一個人被當作不同的三四個人，也使這個風云人物乏人關注。

柯爾柏是德裔猶太人，1887年出生于舊金山一個貧寒家庭，中學時期喜愛寫作，弄了一個印刷作坊，出版一份雜志在親友圈中傳閱。1904年，他考入加州伯克利大學，讀書的同時兼任記者。1906年，舊金山地震引發火災，他作為預備役軍官擔任某個上校的勤務員，在伯克利連續5天執勤。他掛念舊金山家人，向上校請假探親遭拒，氣憤之下上交佩槍，立即趕回舊金山。這個違紀行為導致他被褫奪預備役軍官資格，也被加州大學開除。幸運的是，他家的親人、房子在地震和大火之后還都安然無恙。

為應付地震、火災善后工作，政府在他家旁邊設立應急印刷廠，他的印刷設備也被征用，其父被任命為廠長。他一回到舊金山，他爸爸主動讓賢，讓他負責管理印刷廠。隨著災后重建的啟動，這個小廠的生意十分火爆，客戶排隊下訂單。雖說是日進斗金，柯爾柏卻遇到了麻煩。印刷工會要求他一定要雇用工會會員，強迫他解雇沒有加入工會的員工。這讓他非常惱火，一氣之下把印刷廠賣了。他對左翼勢力的不滿導源于此。

他有著十分敏銳的商業觸覺和冒險精神，1915年在舊金山世界博覽會看到中國出產的花邊、抽紗手巾，覺得精美異常，采購一批試銷大獲成功。次年，他為開拓業務專程來華考察，喜歡上了中國。第一印象很重要。他覺得日本黃包車夫死氣沉沉，中國車夫則脾氣甚好，笑容可掬。

1920年，他在紐約設立柯寶洋行（Alfred Kohlberg Inc.），隨后在汕頭、上海、煙臺設立分行，主要經營抽紗手巾、花邊，很快就發家致富，在中美兩國都被譽為“手帕大王”，柯寶洋行也坐上抽紗業第一把交椅。他設在汕頭的工廠雇傭12000人，簽約的住家女工超過10萬人。

抽紗工藝源自歐洲，狹義的抽紗是指把亞麻布某一部分的經緯線抽出，形成鏤空效果，再用刺繡針法加以美化。經過這樣處理的手巾，玲瓏剔透，充滿藝術感。廣義的抽紗，指花邊、臺布、椅墊、碟墊、內衣等成品半成品。民國時期，抽紗工藝品以手巾為大宗，在歐美廣受歡迎。抽紗工藝于1885年由教會女傳道率先在汕頭傳授，一開始純屬慈善事業，希望讓足不出戶的潮汕婦女通過這種彈性工作增加收入，裨益家庭。抽紗行業普遍實行“放工制”，通過代理行、“花頭”把亞麻布、棉紗發到各家各戶，抽紗女工在家里一有空就可以工作，工作不誤照顧家庭，使得這門工藝迅速傳播，涌現大批熟練抽紗女工。1930年代形成50萬人的抽紗女工隊伍，受惠人數超過百萬。柯爾柏隨時掌握美國市場脈搏，不斷推出時新圖案，產品十分暢銷。傳教士引入的抽紗手工業，一定程度上使潮汕經濟擺脫了“內卷化”，催生了大批中小企業，到1933年躍升為潮汕地區第一大產業。

汕頭文史學者張耀輝近期發現，1935-1949年間的柯寶洋行設在汕頭博愛里4號，這座建筑目前仍保存完好。筆者覺得這個發現可為曾經輝煌的汕頭抽紗業提供重要實物見證。

汕頭博愛里4號（曾耀強攝）

柯爾柏在汕頭找到美領館中文秘書張廷鑒（1884-1974，Chang T.K.）當買辦。張廷鑒長袖善舞、善于經營，其妻林怡靜則心靈手巧，能在最短時間內把各種針法傳授給抽紗工人，柯寶洋行生意滔滔。除潮汕外，柯爾柏也在煙臺等地采購，據說平均每年的生意額達150萬美元，在抽紗行業首屈一指。他把從中國抽紗賺到的利潤，投資于紐約曼哈頓地產，資產快速增值。

柯爾柏發家受益于中國，也對中國產生了深厚感情。1937年上海抗戰爆發，他為中國人飽受戰爭災難感到非常傷心，電匯2500美元給美國駐上海領事，領事以這筆錢為基礎，廣泛開展募捐，成功救助了數萬戰地難民，把他們安全送回老家。

抽紗行業實行放工制，洋行把亞麻布、棉紗等交給代理商分發給女工，這些原材料都屬于洋行財產。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日本對美國宣戰，柯爾柏有350萬件貨件尚未收回。他在賬本上已經把這些當作損失一筆勾銷。1946年初，他回汕頭時驚喜地發現，抽紗工人冒著危險把這些貨品用各種辦法埋藏起來，不讓日本人發現，聽到他安全歸來，紛紛把抽紗成品從埋藏地點取出，交還給他。（The China Lobby Man, 第162-163頁）此事在《揭陽文史》第13輯也有記載，應屬確鑿不磨。物歸原主的義舉體現了潮汕抽紗工人、代理商的高度誠信，也是柯爾柏善于收買人心有以致之。他能保持準時支付工資，還經常造訪工人家庭噓寒問暖。

對拉鐵摩爾的攻擊

1938年9月慕尼黑協定剛剛簽訂，在上海開往汕頭的輪船上，他與一個希臘航空工程師交談，證實抗戰初期蘇聯給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已經停止。這一動向，使他萬分擔心中國的抗戰形勢。他立即自己動手搜集資料，分析蘇聯的動向。

他發現，張鼓峰戰役是蘇聯遠東方面軍司令布留赫爾元帥支援中國抗戰的壯舉，他就是北伐時期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加倫將軍。張鼓峰是位于中蘇朝三國邊境的小山包，從1938年7月底開始，他親自指揮蘇軍對日軍的攻擊，目的是牽制日本軍力，打亂其攻占武漢的計劃。

他在美國聽到許多對國民黨腐敗的批評，同時也對延安表示好感。1943年，主管中國事務的總統特別助理居里（Lauchlin Curie）把他叫到白宮談話，對他說：國民黨政府毫無希望，國民黨軍隊缺乏戰斗意志。這引起了他極大警覺。他發現，這一波宣傳攻勢最早由太平洋關系協會屬下的雜志《遠東觀察》所發動，最早一篇文章的作者是協會的畢恩來（T.A. Bisson），1937年曾與拉鐵摩爾、《美亞》雜志主編賈菲一起訪問延安。

出于對中國事務的深切關注，他很早就加入了太平洋關系協會（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訂閱了該協會的各種書刊，不過之前并沒有仔細閱讀。受美國醫學援華會莫里斯·威廉醫生啟發，他系統閱讀太平洋關系協會的出版物，與美共出版的《新大眾》《共產黨》雜志作對照，發現協會與美共的步調出奇地一致。他做了詳盡筆記，整理出名單及相關證據，形成88頁的黑材料，認定“抹黑”國民黨、稱頌共產黨的源頭之一就是太平洋關系協會。他提議協會調查親共勢力。協會領導人對他的多次提議均置之不理，科爾柏在1947年動議全體會員投票表決。投票結果，柯爾柏以66：1163票慘敗。協會副主席迪恩（Arthur H.Dean）主持了會議，他正告柯爾柏，太平洋關系協會是一朵白蓮花（lily-white），難以抹黑。柯爾柏遭此慘敗，不得不退出協會。

1946年起，柯爾柏發起成立美國對華政策協會（American China Policy Association）等3個組織，創辦刊物，不斷發表文章，攻擊所謂“共產黨陰謀”。1948年，他在接受采訪時說：“美國國務院遠東司里面的共產黨同情者必須被踢走。……他們未必都是共產黨員，但都是共產黨同情者。”（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March 11, 1948）

從1945年開始，接連發生《美亞》雜志案、希斯案，曾經訪問延安的《美亞》雜志賈菲以偽證罪受處罰，右翼勢力懷疑美國政府許多部門都被蘇聯間諜滲透，大造聲勢。1950年1月24日，前太平洋關系協會官員、國務卿助理阿爾杰·希斯經法庭審判，認定為蘇聯間諜，因間諜罪追訴時效已過，以偽證罪判處5年徒刑。

1950年2月9日，麥卡錫發表他著名的反共演說，公開宣布他掌握了潛伏在國務院的共產黨員數量，其實缺乏充分證據，特別是后來在一次電臺訪談中爆出“57名持黨證的共產黨員”這一說法，證明他對地下工作極其無知，這讓柯爾柏非常焦急。

3月8日，應麥卡錫要求，參議院泰丁斯委員會開始對國務院官員忠誠問題進行聽證。3月21日，麥卡錫指控太平洋關系協會學者拉鐵摩爾為“首要俄國間諜”。3月23日或24日，柯爾柏趕到華盛頓會見麥卡錫，幾天后提供了有關太平洋關系協會、拉鐵摩爾的一整套“黑材料”。

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出生次年即隨父來華，12歲回歐洲上學，1919年重返中國，長期從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被認為是美國遠東事務權威，抗戰期間受羅斯福委派擔任蔣介石政治顧問，是協會核心刊物《太平洋事務》主編。麥卡錫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指控拉鐵摩爾為共產黨員，這是他遭左翼、自由派唾棄的一大原因。他不了解很多美國知識分子同情中共，是出于對國民黨腐敗無能的痛恨，而不一定是加入了黨組織。

拉鐵摩爾

之前拉鐵摩爾已陸續收到柯爾柏的指控材料，早已成竹在胸，為自己做了非常出色的辯護。正是在5月3日的答辯中，拉鐵摩爾創造了“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一詞，用來指稱麥卡錫對他的迫害，這個富有創意的新詞不脛而走，流行至今。7月，泰丁斯委員會宣布拉鐵摩爾無罪，但會內的共和黨少數派拒絕簽字。

拉鐵摩爾隨后寫出《誹謗的煎熬》（Ordeal by Slander）一書，采用“中國游說集團”（China Lobby，也稱“院外援華集團”）這個詞，把柯爾柏認定為總頭目。在給敵人貼標簽這方面，拉鐵摩爾無疑是蓋世高手。

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參議院重啟對拉鐵摩爾的調查，這一次換了一套全新的人馬，以柯爾柏提供的資料為主要依據，但始終無法證實拉鐵摩爾是蘇聯間諜，最終只是認定犯有偽證罪。拉鐵摩爾及時移居英國，躲過了處罰。

事后復盤

雖然缺乏足夠證據證明拉鐵摩爾為共產黨員，不過他確實被共產黨員所包圍。著名學者魏特夫（Karl Wittfogel），德共中央委員，1933年移居美國，以《東方專制主義》一書蜚聲學界。1928年，“中共第一戰略間諜”冀朝鼎從美國應召赴莫斯科，被周恩來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其間奉派參加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中國代表團工作。1929年回美途中，他在德國法蘭克福，透過共產國際的關系結識維特夫。后來，知根知底的維特夫在參議院作證說，他曾親口告訴拉鐵摩爾，冀朝鼎是共產黨員。拉鐵摩爾在聽證會上否認此事，被認定作偽證，不得不流亡英國，在法律上并不能認為他無懈可擊。拉鐵摩爾在明知很多人是共產黨人的時候，仍然推薦到關鍵崗位，這也是他被人懷疑的重要原因。

《東方專制主義》封面

魏特夫、拉鐵摩爾、冀朝鼎三人有著十分密切的特殊關系。冀朝鼎博士論文《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由維特夫“治水社會”理論的啟發下寫成，經拉鐵摩爾推薦出版。該書自序稱：“作者還要感謝K.A.威特福格爾（Wittfogel）博士，他在中國經濟與社會歷史方面，曾經作出了啟發性的成果，他的貢獻，證明了他對于這一領域中的許多其他工作者具有重要的指導地位；承威特福格爾博士盛情閱讀了全部原稿，并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作者受到《太平洋事務》（Pacific Affairs）編輯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的幫助簡直無法報答。拉鐵摩爾先生不辭勞苦地審查了全部原稿，提出了無數重要的和詳盡的編輯加工方面的建議，并且盛情地推薦本書出版。”魏特夫（Wittfogel）在此處譯為威特福格爾。

依據柯爾柏提供的材料，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列出太平洋關系協會48個嫌疑人，里面與中國有關的人物，除費正清屬于冤案、拉鐵摩爾未能證實外，冀朝鼎夫婦、陳翰笙、柯弗蘭、愛德樂、愛潑斯坦、史沫特萊、尼姆·威爾斯（斯諾夫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事隔多年以后都被官方確認為共產黨員或同一陣營的革命同志。

1942年起，拉鐵摩爾擔任美國戰時情報局太平洋區主任，把唐明照、冀貢泉（冀朝鼎之父）引薦到情報局工作。唐明照，廣東恩平人，少年時代從廣東恩平赴舊金山，回國后入黨，1932年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長，1933年返美，曾任美共中央中國局書記，1971年以中國代表團副代表身份出席聯合國大會，旋出任聯合國副秘書長。近些年來，一些權威資料逐漸公布，讓我們都知道冀朝鼎、陳翰笙、唐明照這些人都是美共中央中國局（CPUSA Chinese Bureau）重要成員。

1945年4月-11月，董必武率領中共代表團赴美參加聯合國大會，他帶來一批毛澤東著作、中央文件及英譯初稿交給美共中央中國局書記徐永煐，請他組織人員進行審校和翻譯。1947年，徐永煐到延安參加外事組工作，1950年5月，任“黨中央宣傳部英譯毛選委員會主任”，全面主持《毛澤東選集》英譯工作，至1960年因病休養，四卷《毛澤東選集》英譯本到此已基本完成。原中國局干部冀朝鼎、陳翰笙、唐明照，以及美國財政部官員愛德樂（Solomon Adler）、柯弗蘭（Frank Coe）都先后參加了翻譯工作，這兩人后來都被證實為美共黨員，都是冀朝鼎地下工作網絡重要成員，反過來證明柯爾柏的指控還是有比較高的準確率。《毛選》英譯班子以原美共中央中國局成員及其聯系人為核心組成，錢鍾書等學者只是技術專家，片面夸大錢氏在《毛選》英譯班子中的地位不太適當。

《徐永煐紀年》封面

麥卡錫主義的金主

麥卡錫主義肆虐之時，進步陣營也做出反擊，指麥卡錫主義由“中國游說集團”所發動，柯爾柏則是這一集團的核心人物，美共《工人日報》認為他是“麥卡錫背后的男人”，《美國八大冤假錯案》一書則稱之為游說集團的“財政保護神和最直言不諱的政論家”。他資助一些反共書刊的出版，出資創辦了《老實話》、《自由人》雜志作為輿論陣地，也向主流媒體投書表達他的觀點，并利用自己的資財，不斷向有關機構、重要人物寄送表達己方觀點的材料與文章，為麥卡錫主義的肆虐推波助瀾。

近年有學者認為，柯爾柏是因為1949年后抽紗生意受到打擊對中共懷恨在心才發起這一波攻擊，這個說法說服力不強。他是因為在中國做生意30年，而自覺地站到國民黨立場。

柯爾柏的反共活動，很早就引起左翼陣營的注意。1945年9月25日，進步記者愛潑斯坦在給宋慶齡的信中說：“還有一位名叫科爾伯格的先生（美國援華醫藥分會的成員、來自汕頭的亞麻織物進口商），他指控太平洋關系協會，并且幾乎把他們說成是《工人日報》的附庸。科爾伯格現在可能正在重慶為此收集更多的彈藥。”（《宋慶齡在重慶》，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年，第352頁）

從史料來看，不能說柯爾柏支持麥卡錫是因為新中國成立打擊了他的抽紗業務。他的主要生意搭檔張廷鑒父子已適時遷港，不少潮汕抽紗技工、業務人員也相繼到港；柯爾柏把亞麻布、棉紗運到香港，加工為抽紗成品后再運到美國，生意額有所下降，但并不致命。1956年，他從愛爾蘭采購原料發往香港加工的30多萬條手巾，運抵紐約倉庫后，財政部官員認為這些貨物來自“紅色中國”，以違反禁運條例加以查封，后經柯爾柏提供證據后不得不放行。

柯爾柏自掏腰包創辦刊物與團體，宣揚反共觀點，是出自在中國經商30年形成的立場。在美國，由于工會力量強大，資本家剝削工人受到一定的制約；在中國則沒有工會干預其經營活動，他認為這樣的事業成功是國民黨政權所賜，因而自愿效勞。

柯爾柏（左）

麥卡錫主義在1950-1954年間讓美國左翼、自由派聞風色變，與柯爾柏源源不斷提供的“炮彈”不無關系。麥卡錫對中國缺乏了解，柯爾柏卻是個中國通，對蘇聯也深有研究。麥卡錫不自量力，自我膨脹，到1954年把矛頭對準美國軍隊，終被主流社會拋棄，遭參議院公開譴責，于1957年郁郁而終。

1960年1月，柯爾柏舉行了最后一次生日派對，前來祝壽的有格林斯潘，也即后來大名鼎鼎的美聯儲主席。當年4月，他在紐約去世，結束了取之于民（抽紗女工）、用之于民（國民黨政權）的一生。作為麥卡錫主義的二號人物，柯爾柏幾乎被人遺忘。麥卡錫已被釘在恥辱柱上，柯爾柏則成功避免了身后惡名。

（感謝譚學斌為本文的撰寫提供了部分重要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