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翼足球愛好者們看來，馬拉多納是真正的球王，他繼承了格瓦拉的革命氣質，至于貝利，更多的時候他被稱之為政客或者“烏鴉嘴”。

許多年后，垂暮之年的加西亞·馬爾克斯坐在家中，或許還能想起那個貝雷帽上別著一枚紅星的切·格瓦拉上校。

1959 年的哈瓦那，32 歲的馬爾克斯應邀參加了古巴的革命勝利慶典，見到了格瓦拉與卡斯特羅。隨后，他在格瓦拉領導下的拉丁通訊社當記者。

數年后，他的魔幻現實主義巨著《百年孤獨》問世。他以豐富的想象力和滄桑的筆調寫下布恩迪亞家族的孤獨，編織了一個現實與幻想交錯的拉丁美洲世界。

如果要寫那位格瓦拉上校呢？

馬爾克斯說，他需要準備1000 年、寫上100 萬頁。

格瓦拉離開古巴前留給妻子的訣別詩：“再見了，我的唯一。不要在餓狼面前顫抖，也不要在思念的草原上冷得發抖，我把你放在心里，我們將在一起，直到路途的盡頭。”

這是一頭孤獨的美洲豹，格瓦拉，世界僅此一人，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這是他們生存的土地，這也是加西亞·馬爾克斯筆下的拉丁美洲世界：殘忍，虛偽，無知又愚昧。

在這片土地上，人們被可怕的超自然力量所主宰，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比他們更可悲地意識到自己的軟弱無能——在文明世界所賦予的國際分工里，他們提供的是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得到毀壞的土地、靠軍事維持的政府以及貧富懸殊的社會現實。

他們也習慣用瘋狂來反抗這種命運。僅在1960年代，拉美總共爆發了16次軍事政變，有10個憲政政府被推翻。

生長和戰斗在這片土地上的切·格瓦拉，同樣帶著死亡和暴力的宿命。

馬拉多納與貝利的世紀之戰而在格瓦拉的故鄉阿根廷，有一雙憂郁的眼睛，和他的眼睛驚人相似。他是馬拉多納。

這兩個偉大的阿根廷人的眼睛為什么這樣相似，相似得就像一顆慧星在十幾年后穿過同一塊天空？

馬拉多納似乎也醒悟到這種相似，他在很早的時候就喊出了“像切一樣戰斗”的口號，后來他的手臂上又文上了切的頭像。

這兩個偉大的阿根廷人給當時的權貴留下了驚恐的回憶，也給現在的人民留下了驚艷的遐想。

面對馬拉多納，有時候新聞本身已經勝于藝術，簡直像電影和小說一樣精彩，比如他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減肥事業，比如一個革命憤青，終于搖身一變當上博卡青年副主席，從前不斷號召球員跟資本家死磕的馬主席如今居然要扮演軟化乃至鎮壓革命勞工的角色……

如果拍電影，以馬拉多納的偶像格瓦拉為例，哪個聰明的導演會撿革命時期的格瓦拉去拍呢？聰明的捷徑是去拍一個革命前的格瓦拉——果然《摩托日記》大獲成功——更神的是拍一個完全虛構的格瓦拉，巴西就有一部電影，說的是格瓦拉沒死，這哥們活得好好的，現在靠賣格瓦拉紀念品為生……當格瓦拉已經完全被革命政治和商業社會雙重神化，來這么一個反諷是好玩的。

而要拍馬拉多納，就這樣來拍吧：讓他當格瓦拉的戰友，或者當阿根廷總統，要么當一個瘦身教練，或者馬拉多納博物館的守門人……

一個奇怪的現象，似乎在神壇的巔峰，總要有兩個并駕齊驅的人，分分合合，恩恩怨怨。比如卡斯特羅之于格瓦拉，略薩之于馬爾克斯，玻利瓦爾之于圣馬丁，當然，還有馬拉多納之于貝利。

馬拉多納和貝利，阿根廷和巴西，世界足壇巔峰上的兩極。由于巴西與阿根廷這對南美勁旅歷來都是死敵，桑巴軍團的領軍人物貝利與阿根廷探戈的代表馬拉多納也是一對不折不扣的老冤家。人們一直在爭論兩人誰最強，但由于他們處于不同的時代，無法對比，所以爭論才會一直持續。

貝利將馬拉多納視為一個“反面典型”，指責他為年輕球員樹立了壞榜樣。而老馬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當記者將貝利的指控拋給馬拉多納時，老馬一臉壞笑地回應說，“你們想讓我說什么？他可是把自己的初夜獻給了一個男人。”

我們還可以這樣說，最懂阿根廷人的，是阿根廷人，當然，更懂得他們的，則是巴西人。

從玻利瓦爾到查韋斯，拉美的自我救贖

一切要回到玻利瓦爾。

這位現代拉丁美洲的締造者，是又一個華盛頓式的人物。而他顯然是一個雄心勃勃的人。在危難關頭，他有時利用職權，獨斷專行。但是面臨一種抉擇時，他愿意將個人的雄心大志置于民眾的福利和民主的理想之下，不斷放棄自己手中的各種獨裁權力。曾一度有人要封他王位，但被他拒絕了。無疑他感到自己已被授予“救星”這個稱號比起任何王冠都是一種更大的榮譽。

此種榮譽感，后來在格瓦拉那里繼續升華。

與玻利瓦爾并肩作戰的圣馬丁，是格瓦拉的另一個源頭。

玻利瓦爾影響了無數人，除了格瓦拉，還有已故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當年，玻利瓦爾的一些想法包含建立拉丁美洲國家聯盟、提供國民教育及強化主權以對抗外國入侵，這些外國入侵包括了外國強權的經濟統治。玻利瓦爾主義始終影響著拉丁美洲。

當查韋斯自1999 年開始其總統任期時，從他的政治表現中即可發現玻利瓦爾主義的身影，在其上任后，亦稱其自己為玻利瓦爾主義的擁護者，并將他所解讀到的玻利瓦爾主義實踐到日常生活中，亦即是玻利瓦爾革命。他還在1999 年修改憲法，將國名由委內瑞拉共和國改為委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

卡斯特羅當然是一個特例，這位和格瓦拉同時代的雪茄英雄，送走了查韋斯和馬爾克斯，現在正和馬拉多納走在一起。

然而，通往自由之路充滿變數。

1970年，智利選舉產生了阿連德為總統的合法政府。阿連德就任總統后，開始推行國有化政策，被國有化的對象包括礦山和銀行。這一政策使得既得利益者很不安，同時美國意識到自己在智利的利益將受到巨大損失。

197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直接插手，導致軍人皮諾切特政變上臺，總統阿連德在政變過程中被槍擊而死。美國當時的國務卿基辛格難以掩蓋美國插手的事實，不得不婉轉地承認，美國“沒有發動政變”，而是“盡力創造政變的條件”。

皮諾切特在智利施行了17 年的獨裁統治，被他殺害的不同政見者，有證據的在3000 人左右，國內失蹤人口說法不一，最高說有10 萬。像皮諾切特這樣維持十幾年的獨裁統治，在拉丁美洲并不多見，最短的大概只有幾小時。

這位充滿爭議的獨裁者，得以善終。后來，可笑的是，皮諾切特死于國際人權日。

本文原刊于《齊魯周刊》2014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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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從馬拉多納到格瓦拉：足球、革命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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