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氣候變化與全球生態系統破壞的危機日漸凸顯，生物多樣性恢復迫在眉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生物多樣性公約》秘書處特派專家Odile Conchou曾坦言，“生物多樣性的流失將會對整個世界經濟的三分之二造成巨大影響，全球50%的GDP將會遭到打擊。生物多樣性的損失是一種系統性風險。”習近平總書記也在今年9月30日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峰會上強調，生物多樣性既是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也是目標和手段，我們要以“自然之道養萬物之生”。

城市為人類創造了美好生活，但同時也破壞了野生動植物的棲息環境。雖然城市的面積不到地球陸地面積的1％，卻承載了地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城市生態系統的狀況關系到每個人的生活質量與安全。然而，過去的城市規劃中基本沒有考慮生物多樣性問題，城市生態系統是所有類型生態系統中受人為干預破壞最大的。因此，生態系統的修復，生物多樣性的維護，不能僅在保護區進行，更應當走進人類賴以生存的城市。

自2013年以來，作為滬上知名自然教育品牌，城市荒野工作室開設過科普課程近50門，擁有10萬余用戶。但鮮少有人知道，城市荒野其實是一家從事生態修復的專業機構，甚至是目前中國唯一有成功案例的專注于“生物多樣性恢復”的機構。

2016年，城市荒野在上海浦東宜嘉苑保育區，設計并實施了中國首個成功的城市生物多樣性恢復項目。通過物種引入和群落構建，三年后，面積僅3000平米的保育區內已容納了鄉土生物410余種，形成了頂級群落，項目獲得成功。2019年，城市荒野在上海浦江郊野公園再度為17000平米的場地做生態修復，設計并運營了中國首個以城市生物多樣性恢復為主題的科普教育基地。不到一年時間，基地已經記錄到50多種本地鳥類與哺乳動物，其中不少在上海已近瀕危。

城市荒野鄉土生態科普示范基地地圖 城市荒野 圖

作為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UN SDSN）的在地合作伙伴，以及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UN CBD）全球青年生物多樣性網絡的會員，城市荒野身體力行地踐行著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2030（SDGs），尤其聚焦于可持續城市和社區、氣候行動與陸地生物；同時也積極響應2021-2030聯合國“生態系統恢復十年”倡議，以及密切關注明年將在昆明舉辦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及其后將確立的2020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

11月深秋，位于上海浦江郊野公園內的城市荒野鄉土生態科普示范基地迎來了一群大朋友。他們從城市中回歸自然野趣，學習生態修復區系布局，制作傳粉設備，清除入侵生物，掌握紅外相機數據甄別，體驗了“城市生態修復師的一天”。作為本次體驗活動的發起人，我對城市荒野工作室創始人郭陶然進行了一次關于城市生態修復的專題訪談。

郭陶然在城市荒野鄉土生態科普示范基地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攝

根據自然資源部發布的信息，目前大多數保護修復項目存在“保護修復目標單一，未體現生命共同體理念”的問題。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問題？ 

郭陶然：以前大多數項目都是只考慮水源涵養、水土保持、防風固沙這樣的目標。比如說上海有許多水源涵養人工林地，當時是出于水源涵養的目的，沿水系邊上種林地。理論上，最好能統一實現水源涵養、水土保持、防風固沙、生物多樣性維護等生態功能，但生物多樣性其實是一個最難去營造和評估的生態功能，不容易用工程的方式評估。所以過去的項目在生物多樣性，也就是“生命共同體理念”上考慮不充分。

2020年11月22日，在“城市生態修復師的一天”活動中，講師徐敏為大家介紹什么是城市生態修復師。 澎湃新聞記者 沈健文 攝

根據自然資源部聯合三部委于2020年9月印發的《山水林田湖草生態保護修復工程指南（試行）》（以下簡稱“指南”），要根據生態系統退化、受損程度和恢復力，合理選擇保育保護、自然恢復、輔助再生和生態重建等措施。你認為適合上海的生態修復措施有哪些？

郭陶然：由于上海市區的生態系統情況嚴重受損，我們的修復措施基本上是進行生態重建。具體來說，第一步是消除脅迫因子，比如入侵物種，這是城市中普遍出現的問題，修復的時候要先考慮入侵物種的清除和種間競爭來抑制它的生長。其次是施工環節，對場地做地貌重塑，包括重構它的水系、堆坡、造地形。再就是生境重構，根據群落結構來營造不同環境，恢復植被與動物種群。

接著是群落構建，這個部分首先要做植被。浦江（郊野公園）項目受限于它原有植物的生長情況，由于原先場地上存在國有林地，不能砍掉，所以我們就根據它原有的植物種類進行了分區。比如說，場地上的香樟林，也是鄉土植物，常綠樹種，林下特別陰暗。我們就把它設計成了一個陰生植物的生境，底下種植比較耐陰的鄉土植物。這樣一共分了7個區域。

最后是生物多樣性重組。比如基地里原本種植的女貞林由于微環境不適宜，有很多樹在死亡，出現大量空地，這樣的林地需要重新引入不同的種類，做生物多樣性恢復。我們可能會引入30-50種喬灌木。植物群落構建完之后要構建動物群落，先引入昆蟲，因為昆蟲是植物的初級消費者。這方面，首先是原有植被恢復以后，昆蟲也開始恢復種群數量，這部分不需要引入；但另外一些附近可能很少或者已經消失很久的物種，需要重新再引入一遍，這部分包括像蜘蛛這一類捕食者。昆蟲這部分第一年就能看到明顯的效果。之后，昆蟲的捕食者，如黃鼬、刺猬、鳥類等動物，不是引入，而是做監測與棲息地營造，它們自己把種群數量提升上來。

城市荒野鄉土生態科普示范基地教室內，墻上掛著昆蟲標本。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攝

你認為生物多樣性修復如何與“海綿城市”相結合？

郭陶然：二者是一體的。所謂海綿城市，是要恢復原有的土壤的保水、儲水和抗洪澇的功能。現在的問題是，第一，“海綿”的規模太小，它應當是一個生態系統整體的水流的問題，單純的小項目解決不了問題。第二，現在很多項目更多地是考慮水怎么排下去，植物下滲土壤后，下面又做一個水溝將水排走。這就只是一個排水系統的問題了，而不是海綿。

現在上海很多地方為什么排水有問題，就是一方面地下水位比較高，土壤黏重。如果植被自然而然地生長，隨著幾百甚至上千年植物的生長，土壤里的有機物含量會增高，它會變得更加疏松，排水效果肯定比現在的土質好很多。另一方面是種植的植物，比如草坪，儲水量很低；還有植樹的時候，大面積種同一種樹，林下什么植被都沒有，同樣面積下，它的植物生物量是不如我們生態修復后的場地的。在我們修復的場地中，上層到下層全部都有植被，水是被層層截流的。群落結構和生物量有問題，“海綿”的效果就會差。

2020年11月22日，在“城市生態修復師的一天”活動中，郭陶然（右一）帶大家在尋找池塘中的蝌蚪。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攝

指南中提到，“原則上使用本地物種，不使用未經引種試驗的外來物種，或經引種試驗有生態風險的外來物種”。你認為這里存在什么問題？

郭陶然：第一，引種試驗大多數是從商業角度，忽視了“入侵風險評估”。因為園林公司不太考慮這個問題，植物能生長、能賣就行了，至于長得太多怎么辦，他們不在意。我們希望政府對此進行評估，因為現在很多園林植物有變成入侵植物的趨勢，但一直沒有及時把控。

第二，“本地物種”的界定會在實際操作中出現問題。本地物種是人類還沒有干預這塊地方之前原本就生長和分布在這里的物種。上海是一個沖積平原，它是從泥沙形成灘涂，灘涂形成土地，慢慢再變成陸地，它的演替過程還沒有多長。舉個例子，在江蘇有的植物，理論上來說，再過一億年或者五百萬年，假如人類不存在，它可能就會自然分布到上海來了。但當這個過程還沒有結束時，人類先進來了。那么這個時候，我們發現的上海本地植物確實是本地物種，但上海旁邊（比如說昆山）的植物算不算本地物種，就是個問題了。我們認為它還是算的。還有一個問題，同樣是本地物種，比如上海松江生長的樹，種到浦東的長江邊上的話，絕大部分是不能成活的，因為土質、生境差別非常大。所以本地物種的定義不太好界定，不能用行政區劃去劃定物種的分布。

2020年11月22日，一行人走在城市荒野鄉土生態科普示范基地中。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攝

指南規定生態修復要“參考受損生態系統歷史狀態或周邊類似生態系統狀態，確定一個或若干個環境和自然生態狀況相似的本地原生生態系統，或類似生態系統作為參照生態系統。”這在上海這樣的人為干擾長期存在的地區會遇到什么問題嗎？

郭陶然：問題就是不存在“參照生態系統”。理論上來說，必須按照一個原有的類似群落結構，才能知道怎么去做修復。還有一些物種，現在沒有不代表以前沒有，我們并不知道它該不該在，結構是怎么樣的，這個物種喜歡跟什么物種長在一起，光照從哪里進入……這些非常細微的差別，如果只靠人的經驗和判斷，會出各種各樣的問題。但問題是，在長江中下游平原地區的城市環境中，根本找不到任何一個生態系統參照樣本。所有的平地，不是城市就是農村、農田，或者被人為開墾過又變成了荒地，不存在自然植被。我們只能根據自己的種植經驗，或者去很多地方看到的群落結構來修復。

生態本底調查在修復項目開展前很重要，但很多地方既沒有高校數據，也沒有政府數據。政府有時候最多有些名錄，但這些名錄調查也會存在問題，比如調查的經費、時間不夠，導致調查不充分；調查員專業度不夠，鑒定發生錯誤，都有可能。而且，很多時候調查并不是定期的，經常是一些高校的小項目，論文發完也就結束了。

城市荒野鄉土生態科普示范基地，從教室向窗外看到的風景。  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攝

你認為上海市的生態修復應當設立怎樣的分級分期目標體系？

郭陶然：市級規劃的話，首先要有一個定位。比如十五年后上海的生物多樣性維持要達到什么樣的程度，要有一個大概的指標，但不能太細。因為目前來說，很多方式、方法、技術都沒有驗證成熟。尤其是后面上海要打通生態廊道，比如說上海全市要達到多少公里的生態廊道，這個廊道大概要達到什么樣的功能，要把這個明確下來。

接下來就要從小的項目去倒推。比如在上海不同類型的生態系統中要做多少個試點，要積累相關的數據，比如稻田、陸地、山地，都需要相關的樣本。每個樣本的目標是不一樣的，研究的內容也不一樣，有了十幾、二十個目標之后，在四五年之后，再根據這個樣本去復制。有了一定的量，再把廊道連通起來。

在“城市生態修復師的一天”活動中，參與者學習制作“招蜂引蝶”裝置。 澎湃新聞記者 沈健文 圖

你認為目前生態廊道的構建存在哪些問題？

郭陶然：廊道不是一個實體的概念。也許對人來說廊道是一條道路，但對動物來說，有飛的，有地下鉆洞的，有游泳的，所以生態廊道是以動物能自由遷徙和擴散為標準制定的。可能某片林子看上去密不透風，一條路都沒有，人過不去，但實際上就是一條生態廊道。要考慮到物種的生存需求，包括像植物種子的傳播，花粉的擴散，這些跟空氣動力學有關系，跟城市的風有關系，周圍的建筑肯定會影響到風，所以這些都要考慮。但現在沒有數據，也沒有人去關注。

我們浦江項目中一直在收集鄉土動物行動路徑的數據，這些對生態廊道的構建有參考作用。我們想知道它們的活動范圍、取食的規律，是不是有固定的路線、走多遠、種群密度有多少。

2020年11月22日，城市荒野鄉土生態科普示范基地內，一棵樹上的紅外相機。在“城市生態修復師的一天”活動中，參與者需回收紅外相機里的存儲卡，并在室內通過觀看圖像來了解經過觀測點的物種動態。 澎湃新聞記者 沈健文 攝

作為在場地尺度上負責具體工程實施的機構，如何參與區域（流域）尺度的工程規劃？

郭陶然： 我們希望最好能參與做一些指標性的實施標準或細則。通過我們場地尺度修復的成果，這幾年積累的數據，定一個標準。比如說小微濕地在上海這種環境下應該怎么做，達到哪些條件，可以用哪些物種，不能用哪些物種等等，我們可以參與制定。

生態修復后的場地應該怎么管理？

郭陶然：要進行適應性管理。生態系統本身存在調控的問題，可能有失控的風險，比如某個物種過度生長，影響到別的物種生存。

我們目前是自己監測與管理，高校會把一些科研項目放在這里，同時我們利用修復場地開展生態科普類活動。先修復，再開展科普活動，是我們希望可以推廣的模式。科普活動的收益可以完全覆蓋場地修復成本，另外也解決了很多自然教育工作者長期找不到教育場地的問題。

2020年11月22日，在體驗“城市生態修復師的一天”活動中，參與者回收河道里的地籠，取出入侵物種，再把本土水生動物放回河道。 澎湃新聞記者 沈健文 攝

目前建立生態修復技術的團隊遇到了哪些困難？作為一線生態修復從業者，你對這個領域的人才培養有什么建議？

郭陶然：國內基本上沒有相關針對性的專業。因為生態修復的問題是，它的學科交叉太明顯，包括園林景觀與工程、植物培育與種植（園藝這一塊）、植物的分類、引種、育種、保育、監測、調查，除了植物還有鳥類、昆蟲、兩棲動物、爬行動物……所以它要求的團隊是一個各方面都有能力的團隊，很難招人。國內沒有這樣的培養機制，很多老師都不懂。

我的建議是通識學科要加強。比如學植物學的，不能只認識自己研究的植物，而整個分類的功底都沒有，野外調查時什么植物都不認識，這樣根本沒有辦法做項目。高校相關專業培養出來的人，在實踐中經常并不如某些從小就有這方面愛好的人。

（作者山冰沁系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LPF項目組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