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前，我國正處于構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關鍵時期。一方面，國際國內發展環境越來越錯綜復雜，一系列支撐傳統經濟高速發展的動力逐漸衰弱，給中國經濟的下一步高質量發展帶來了新的巨大挑戰。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具有非常大的增長改進空間和潛能釋放空間，城市化進程推進、所有制結構改革、戶籍制度改革、壟斷壁壘破除、土地制度改革……未來在發展的過程中，如果能夠對這些“改革短板”進行破解，則可以帶來高質量發展的巨大空間和潛力。如何在未來尋找到新的發展動能，實現經濟發展動能的轉換和升級，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內我國必須解決好的核心難題。

在此背景下，澎湃商學院特開設“中國經濟新動能”專欄，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劉瑞明教授撰文來梳理總結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在增長點，助力中國高質量發展動能轉換。劉瑞明教授長期致力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研究工作，在《經濟研究》、《管理世界》、《經濟學季刊》《世界經濟》、《中國工業經濟》、Research Policy、China Economic Review等雜志發表40多篇學術文章，主持完成過多項國家級課題，獲得“教育部第七屆中國高校科學優秀成果獎”、“全國優秀博士論文提名獎”、“第六屆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等多項學術榮譽。我們相信劉瑞明教授這一系列“中國經濟新動能”專欄文章，對理解中國經濟轉型問題有所裨益，對推動中國經濟改革、尋找到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動能有所幫助。

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上升到了2019年的60.6%。這種城市化進程，構成了中國過去40多年高速增長的持續支撐動力。

然而，盡管中國的城市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但是，從理想的角度看，中國目前的城市化發展既不平衡、也不充分，呈現出一種“跛行城市化”的態勢。一方面，中國的城市化率表現出“不充分性”，依然有著巨大的提升空間；另一方面，中國的城市化率在地區間、人群間表現出明顯的“不平衡性”。伴隨著時代的進步，這種“跛行城市化”越來越成為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阻滯因素，也引發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亟須糾正和完善。

在未來，我們需要的“城市化”，不僅要使得城市化越來越“充分”，能夠繼續構成經濟高速增長的持續動力，而且要能夠擺脫“不平衡”的桎梏，使得經濟發展的果實能夠惠及到每一個貢獻主體，實現高質量發展。而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在未來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我們需要重點實現“雙重城市化”。

“雙重城市化”的第一重含義是，人口要繼續由農村向城市轉變。縱觀經濟史，人類社會之所以在過去0.01%的歷史里創造97%的財富，很大程度上歸因于三次工業革命的變革。而工業革命的果實，在現代的城市體系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所以，工業化往往和城市化相伴相生。

從全世界的發展規律來看，城市化和工業化的進程也構成了絕大部分國家發展的重要動力。

目前，以常住人口統計的中國城市化水平是60.6%，在過去的40多年中，以每年大約1個百分點的速度進行“農-城”人口結構的轉換。而如果對比城市化的國際經驗和規律，發達國家的城市化率普遍在80%以上。也就是說，按照國際經驗，我們還有大約20個百分點的增長空間和轉移空間。如果這種轉換速度可以保持在每年1個百分點，就意味著，在未來20年中，這種由農業轉換為工業和服務業、由農村人口轉換為城市人口的城市化進程，依然會形成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支撐動力。

“雙重城市化”的第二重含義是，已經轉為城市常住人口的居民要實現“市民化”。盡管以常住人口統計的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已經達到了60.6%，然而，這其中，相當一部分并未實現“市民化”，處于一種“身在城市籍在農”“一只腳在城里，一只腳在城外”的“半城市化”的尷尬狀態。如果以戶籍城市化率來統計，我們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4.38%。這其中，相當一部分城市人口是以“農民工”的身份存在的。而如果我們追根溯源，這種“半城市化”的狀態的病因表象上是在戶籍，而實質上是在于，與戶籍捆綁在一起的教育、醫療、養老等一系列政府公共服務資源的緊缺性和競爭性所引致。而這些領域的“不充分”，又進一步是由我們遲滯的改革理念所引發的。

客觀來看，這種“半城市化”的狀態，不僅對于那些城市建設和工業發展具有杰出貢獻的“農民工”群體是不公平的，而且也無法有效激發這部分人群帶來的經濟增長潛力。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農民工數量高達2.9億人。而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測算，如果我們每年能夠使得1000萬農民工實現市民化，則可以實現經濟增長率1個百分點的提升。也就是說，保守估算，如果能夠讓現有的2.9億農民工“市民化”，在未來的大約30年里，每年至少會增加1個百分點的增長率，推動未來持久的高質量發展。因而，在未來“城市化”的進程中，將“半城市化”的居民“市民化”是另一個必須實現的任務。

進一步而言，“雙重城市化”并不是孤立的。“第一重城市化”有所滯后的部分原因，在于我們“第二重城市化”的條件不成熟，使得大量本想進城的農村人無法進來，阻滯了“第一重城市化”；“第二重城市化”之所以滯后，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發展階段的歷史客觀條件束縛，另一方面則是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改革理念的滯后導致的供給“不充分”，進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制造了戶籍這一人為的壁壘。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能夠改變發展理念和改革思維，在這些民生保障方面做好布局和規劃，改革既有的供給體制，則在破解民生保障“不充分”的基礎上，我們也可以將城市化進程“不平衡”的問題迎刃而解。在此基礎上，我們將“第一重城市化”和“第二重城市化”同時穩步推進，發揮出改革的“聯動效應”和“協同效應”，那么，屆時會激發出更大的增長潛力。

事實上，從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來看，它既包含了“公平”的因素，又內涵了“效率”的要求。而“雙重城市化”，毫無疑問是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的能夠幫助同時實現“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支撐力。

通過“第一重城市化”，我們可以讓城市化進程對于高質量發展的推動更加有力更加充分；但是，如果不能解決好“第二重城市化”，兩個輪子就會呈現“一高一低”的非平衡狀態。所以，通過“第二重城市化”，我們可以讓城市化進程中的短板得到迅速補充，不僅能夠保障效率，而且也能夠保障公平。從而，通過“雙重城市化”，使得城市化的進程和經濟發展都更加平衡有力，共同穩步推進未來的高質量發展。

（本篇為澎湃商學院獨家專欄“中國經濟新動能”系列之一，作者劉瑞明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