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有關金融創新、金融科技與金融監管之間關系的討論又成為監管層、業界和學界討論的熱點。

總體而言，隨著金融科技對于金融領域的滲透，全球金融監管者對于金融科技企業的無邊界滲透普遍懷著“欲拒還迎”的復雜心態：既有鼓勵通過金融創新解決低成本與低風險金融交易痛點的期待，又有因為金融科技的低成本跨界而造就一個新的“大而不倒”的龐然大物的擔心。

人類金融活動的歷史表明，金融監管對于防范金融風險無疑是重要的，但與此同時，在面對時代發展和新技術所帶來的發展不確定性的時候，我們其實不妨回望歷史，重新審視一下金融發展與金融監管之間的生態基礎，以此回顧金融監管的“初心”。

一、金融監管的產品生態  

金融并非是一個工業革命以后的近、現代社會所獨有的經濟現象。恰恰相反，金融作為“貨幣流通”的社會現象歷史久遠，可以說當人類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到出現可供用于經常交換的剩余產品，并且為這些剩余商品的交換而產生專職充當一般等價物的交換媒介時，原始意義的“金融”就已經產生。無論是交換早期充當交換一般等價物的貝殼、金、銀，還是后來的國家鑄幣，金融的歷史始終圍繞著充當一般等價物的“貨幣”展開。

在金融發展史是有關貨幣發展和使用的歷史認知下，當我們的視角重新落回到貨幣自身的特性時，我們不難發現：無論是從早期用以充當交換一般等價物的金、銀發展到錢莊的“交子”（中國宋代）或銀行的“提款憑證”（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無論是從王權國家以1：1的轉換比例所發行的貴金屬鑄幣到完全無等價替代物支撐的紙幣，貨幣之所以作為一般等價物被世人所接受并使用，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貨幣自身所擁有的價值，貨幣的秘密乃藏身于貨幣背后的“信用”（credit）機制。

換句話說，貨幣之所以成為交換的一般等價物只是因為“錢是農業、制造和貿易等所有創業活動的必要工具”，貨幣最為關鍵、最為重要的功能是在于其承擔起了“信用轉換”的角色，只有依托于對于貨幣這種工具背后的“信用”的依賴，貨幣才有可能在特定區域的特定群體內得以大規模接受與使用。

由此，貨幣這種“信用工具”的角色必然影響到以貨幣融通為已任的金融。在此意義上，無論從古至今金融活動是以何種形態呈現，其均通過“貨幣”這個信用工具的媒介而自然承接著人類經濟活動中的“信用轉換”角色，這種信用轉換的形式可能呈現“以空間換空間”（如匯兌業務）的特點，也可能呈現“以時間換時間”（如融資業務）、“以時間換空間”（如保險產品）或者“以空間換時間”（如期貨產品）的特性。

這樣，以貨幣的使用、籌集或者周轉為目的的金融活動，在本質上必然呈現“信用加持”的特點，無論是在貨幣、票據、存款、融資、保險等領域，金融活動在內涵上都呈現出“金融交易是信用交易，其核心是貨幣的時間價值”這一根本特點。在此意義上，作為“信用的工具”，所有對于金融監管的核心就在于對“信用”及信用工具如何使用的正確理解。

二、金融監管的風險生態 

作為一種工具，金融也是在“發明-利用-突破”的往復過程中實現螺旋式發展的。我們注意到，金融作為一種“信用工具”，不論哪一種類型的載體，特定的金融產品其在創設初期往往確實起到特定的經濟效用。

比如，紙幣之所以出現，是因為從事匯兌生意的錢莊（銀行）主們觀察到了基于錢莊或銀行自身的信用，人們為了交易的便捷，愿意接受錢莊所簽發的支付憑證（比如宋朝時的“交子”，在此姑且稱之為早期的紙幣），因為這些支付憑證在早期直接對應著由錢莊或銀行所代為保管的黃金或者白銀。此時，“交子”或者“銀票”作為一項新的“發明”成為可等同于黃金的替代物，它實現的是“信用轉換”的功能，可以幫助減少運輸、攜帶、交換、驗證貨幣的麻煩，實現減少交易成本的效果。

因此，理論上只要錢莊（銀行）主不卷款而逃，這些銀票總能換回相應價值的黃金或者白銀。但現實卻是，基于錢莊（銀行）主們的貪婪，他們發現利用發行紙幣可以產生 “實物貨幣的沉淀”的事實上，相比單純的保管和匯兌業務，把這些實物貨幣偷偷地借給其他有資金需要的人并收取利息有著更高的利潤。而這種偷偷地放貸，又可以通過簽發自家錢莊（銀行）憑證的方式而少被外人識破，這就不知不覺地放大了在市面上可用于流通的支付貨幣的數量。這種私下的放貸過程因為沒有真正可供對應的黃金或者白銀，從而在事實上產生了“信用放大”的杠桿作用。

信用放大的好處，在于可以促進社會商品的流通，促進商業的發展；但如果無節制地進行信用放大，就會導致脫離真實世界對于貨幣供需的均衡，由此導致貨幣信用的崩潰。

這就引發出了我們對于金融作為工具的另一面思考：基于金融承載著對于信用交換、中介、傳導、放大的工具屬性，使得金融這種工具在傳導、放大信用的過程中，也同時會因為創設信用的主體的信用破滅而產生信用危機的傳導風險，由此一旦因為信用危機的傳導而產生大規模的信用破滅問題，則反過來會嚴重沖擊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由此造成社會危害。簡而言之，金融創新既可以是一種規避風險的工具，也會因為其成為突破金融監管防線的工具而成為市場風險的源頭。

三、金融監管的創新生態

毫不夸張地說，對于“利益”的無限渴望和追求，是導致“金融工具”被得以濫用的根本動因。

為了防止金融工具的濫用而產生的信用危機，就像面對自然界洪水、風暴之類的不確定性風險而采取主動回避的“擇址遷徒、另選良鄉”或者被動防御的“修筑城墻、筑緊籬笆”，人類對于使用金融工具的風險也是通過兩種方式進行：

一種是希望通過新的產品、新的工具、新的方式來規避或者轉移掉風險，也即通過金融創新謀求風險控制。金融創新在本質上是一種對于信用風險規避的市場解決路徑，人類因為對于“風險-收益”的不同價值判斷而通過交換的方式在各自主體間轉移風險；

而另一種方式，是希望通過控制金融工具的使用范圍和使用條件，希望其在預定的范圍、預定的功效內使用以減少風險發生的可能，即修筑城墻的方式抵御風險。此時，即產生具備外部性特征的金融監管。

金融監管可以呈現出兩種方式：一種是市場參與主體自我發起、自我組織和自我約束的自律性管理方式，目的是通過交易過程中的集體約束機制個體的行為，防止個體風險的外溢；另一種就是常見的政府監管路徑，通過外部的監管約束某個市場主體的獲利沖動，抑制因為某些主體的逐利而導致對于其他主體的風險外溢。

由此可見，金融作為工具被濫用的可能與風險既是金融創新必然存在的背景，又是金融監管出現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原本是兩條并行防止個體利益膨脹產生信用風險的規制路徑，但在“金融工具論”背景下，兩者之間卻同樣可能因為個體對于自我利益追求而產生“矛”與“盾”的交互關系：金融監管的目的，原本是“筑緊籬笆”以抵御因為人性的貪婪所導致的信用盲目擴張，因此其不免對從事信用活動的主體設置約束性的限制條件，這種約束反過來會限制市場主體的利益空間。此時，同樣是在利益的驅動下，市場主體有動機利用金融創新這個“矛”去突破金融監管這個“盾”，出現所謂的“監管套利”現象。

此時，在信用監管與信用擴張之間，原本用于規避信用風險的金融創新反而會被利用于針對金融監管的規避手段，由此產生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的“貓捉老鼠”局面。很顯然，在市場化的條件下，金融創新既可以是一種規避風險的工具，同時也會因為其成為突破金融監管防線的工具而成為市場風險的源頭。

在此理解下，我們既不能把金融創新的效果予以神化，也不要把金融創新的后果予以妖魔化，應在“金融工具論”下正確對待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之間的關系，以正確的認識觀理解金融創新的原因與本質，由此推動金融監管的理解與跟進。

（作者鄭彧為華東政法大學國際金融法律學院教授，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