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6日，應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研究所邀約，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周少川教授，做了題為“陳垣先生的史學及其成就”的線上演講。此次講座是歷史所“國故新知”第四十一期，旨在紀念陳垣先生誕辰140周年。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雷家宏教授主持講座，歷史所師生及來自北京師范大學、南京大學、內蒙古大學、暨南大學、云南師范大學、湖南師范大學、河南大學、貴州師范大學等多所高校，以及首都圖書館歷史文獻中心、第一歷史檔案館等科研院所的220多位師生，一起云端相會，在線聆聽了本次講座。

周少川首先簡述了陳垣先生的早年經歷。陳垣（1880-1971），字援庵，號“勵耘主人”，廣東新會人，是著名的史學家、教育家及社會活動家。他出身藥農家庭，早年進入私塾，接受傳統的四書五經教育。12歲以后閱讀張之洞《書目答問》、清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等目錄書，見識愈廣。陳垣21歲考中秀才，后在鄉試中受挫，遂棄科舉。陳垣又在廣東新會的新式小學擔任老師，“講國文、算學、博物、輿地外，還兼教體操”，可見其深受新思想的影響。25歲，他在廣州創辦《時事畫報》，抨擊清政府的腐朽統治與外國列強的侵略。27歲，為洗刷“東亞病夫”的污名，陳垣考入美國教士創辦的博濟醫學院。因醫學院內部歧視中國教員和學生，陳垣和部分同學憤而退學，與同仁集資創辦光華醫學院，并進入學習。1911年，陳垣于醫學院畢業，留校任教，并創辦《震旦日報》。辛亥革命后，陳垣因創辦進步報刊，被推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1913年，他赴北京參加國會會議，自此定居北京。由于歷睹議會的腐敗狀況，陳垣對政治的熱情日減。與此同時，因與基督教學者英斂之、馬相伯交往，陳垣的興趣逐漸轉向學術。1917年，他撰寫并發表第一篇正式史學論文《元也里可溫教考》。1922年，陳垣辭去教育部次長、京師圖書館館長等政府職務，全身心投入史學研究與教育。

在講述陳垣由學醫到從政、最后歸于史學的早年經歷之后，周少川將陳垣學術生涯分為三階段。1917-1937為第一階段，此時陳垣的學術研究以考證為主，其“史學服膺錢大昕”。中外交通史是當時漢學界的研究重點，陳垣欲與海外學者爭鋒并趕超之，因之撰作“古教四考”（即《元也里可溫教考》《火祆教入中國考》《摩尼教入中國考》《開封一賜樂業教考》）和《元西域人華化考》，享譽國際。如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評介《元西域人華化考》一書，稱贊其研究方法之科學，“裨益吾人者甚多”；20世紀30年代法國學者伯希和認為，陳垣、王國維可稱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胡適、陳寅恪等國內著名學者與陳垣之間亦有頻繁的學術交流。由此可見當時陳垣學術聲名在世界范圍的廣播和影響。

1933年2月7日，楊鐘羲、尹炎武宴請伯希和、柯劭忞，席間特邀陳垣、陳寅恪等作陪。第二排右起第一人為陳垣。

第二階段為1937-1945年。陳垣先生結合抗日的現實，表彰民族氣節，以史學激發國人的愛國熱情。而其學術旨趣也從考據轉向強調“有意義之史學”。他撰寫“宗教三書”（即《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鑒胡注表微》，都重視闡發氣節，正如陳垣后來所謂“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據，皆托詞，其實斥漢奸、斥日寇、責當政耳”，以史鑒今。與此同時，陳垣在北平淪陷后，堅守擔任輔仁大學的教育陣地，在教學中，通過講論《日知錄》《鮚埼亭集》等明末清初遺民事跡來昭示后學，激發學生愛國熱情，支持抗戰。

1947年12月27日陳垣（左二）與啟功、劉乃和、柴德賡等歲末東游什剎海。

第三階段為1949-1971年。新中國成立后，陳垣先生開始學習馬列理論和毛澤東思想，大力提倡史學為大眾服務。他參與了《歷史科學12年遠景發展規劃》的制定和新舊《五代史》的點校，并出任中國社科院歷史所二所所長、學部委員，指導故宮博物院等博物館的展覽規劃，審定教材和歷史著作等，為新中國歷史學科的建設與發展出謀劃策。1952年，陳垣出任北京師范大學校長，致力新中國的教育發展，深入教學一線，指導講課。1971年6月，陳垣先生病逝，享年91歲。

1955年12月1日，陳垣聽教改公開課的錄音。

1959年7月3日，陳垣在歷史所二所參加學術討論。

1961年4月9日，陳垣與劉乃和討論點校新舊《五代史》的問題。

1970年11月8日，陳垣和啟功。

接下來，周少川從宗教史、歷史文獻學、元史三方面細致論說陳氏的史學成就。在宗教史方面，陳寅恪高度評價陳垣在中國宗教史研究上的首創之功，稱“中國乙部之中幾無完善之宗教史，然其始之，實自近歲新會陳援庵之著述始”。陳垣“古教四考”和“宗教三書”，不僅涉及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道教等主流宗教，還囊括祆教、摩尼教等已消亡的宗教，均為中國宗教史相關領域的開山之作。概言之，陳垣的宗教史研究有如下四個特點：一是注重擴充史料，正史、文集、碑銘、政書、地方志無所不用；二是注重宗教與世俗之間的關系以及闡明宗教盛衰與政治的關系（如對摩尼教、也里可溫教興衰的考證）；三是探索宗教文化傳播的過程，考察宗教傳播與相應文化擴散的情形；四是重視史學的社會功能，褒貶是非，結合現實，考證史實，得出相應的歷史認識。

“宗教三書”書影

在歷史文獻學方面，陳垣將古人零散的考據手段，以科學方法歸納出義例和理論，使其成為可供傳授和發展的各門專學。如其目錄學代表作《四庫書目考異》《敦煌劫余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年代學經典著作《中西回史日歷》《二十史朔閏表》、避諱學杰作《史諱舉例》、校勘學典范《沈刻元典章校補》《元典章校補釋例》（又名《校勘學釋例》）以及史源學代表性研究《陳垣史源學雜文》等書，尤其是他系統總結避諱學和史源學的理論，提出校勘四法（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建立敦煌學，為后人指明了治學門徑。

《元典章校補釋例》《史諱舉例》書影

在元史方面，《元西域人華化考》共引書210種，考證人物168人，分別從儒學、宗教、文學、美術、禮俗等方面論述中華文化對西域少數民族乃至中亞、西亞國家的影響。陳寅恪贊許此書“關系吾國學術風氣之轉移者至大”，稱“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服，蓋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徵（大昕）以來未有之有也”。此外，陳垣的另一部名著《通鑒胡注表微》，研究元代學者胡三省對《資治通鑒》的注解，并評議對胡注的意見，從中體現陳垣本人的史學思想。全書20篇，前10篇談史法，后10篇講史事，論及史學的社會功能，廣涉民族、宗教、邊疆等問題，并結合當時國家與民族危難的事實，集中體現其憂國、愛國之情。

《元西域人華化考》《通鑒胡注表微》書影

周少川將陳垣的史學思想概括為五個方面：一是，多民族統一發展的民族觀念。陳垣曾打算作《漢以來新氏族略》一書，正為指斥當時專講漢族之風，他認為我國歷史上沒有純粹的漢族，而是混合民族，中華民族也包含多民族在內，強調多民族共建中華歷史的事實。二是，立本兼容的民族文化史觀。在宗教史的研究中，陳垣立足于中華文化，以觀外來宗教，特別注重這些宗教受中國政治、制度、文化的影響，其中佛教的本土化以及明末天主教利瑪竇的說漢話、著儒服等即為表征。三是，歷史主義的宗教史觀。陳垣先生強調從客觀歷史的角度和同情理解的態度看待宗教，堅持宗教之平等，信仰之自由，并注重宗教與政治的關系以及宗教背景下的民族、邊疆等問題。四是，收集和考辨史料的史料學思想。陳垣先生提出應用50%的時間搜集史料，30%的時間考辨史料，20%的時間撰寫文章。他提倡史源學研究法，注意判斷史料的源流，審查材料的運用。五是，考證方法論。陳垣先生在《通鑒胡注表微》中提出如下考證方法：考證貴能疑、考證當于細微處入手、考證應注意數字、考史要觀其語之所出、讀史須考首尾、考地理要親歷其地。陳垣主張懷疑精神，不輕信已有結論；利用排除法，排除不可信者，保留接近客觀事實者；以目錄、校勘、年代、避諱學為史學考證的“四把鑰匙”。

講座的最后，周少川以“陳垣先生的優良學風”為結束語，勉勵后進以前輩學者為榜樣。第一為勵志耕耘、刻苦治學的精神。周少川舉陳垣“要有決心、有恒心、刻苦鉆研、循序漸進”的治學“秘訣”，并以陳垣先生少年辛苦借閱《二十四史》，中年費十年之功讀《四庫全書》、忍蚊蟲叮咬讀《嘉興藏》，晚年耐酷暑作《佛牙故事》等生動事例，說明陳先生的刻苦勵學精神。第二為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態度。在對史料的搜求上，陳垣先生是“竭澤而漁”、窮盡史料的典范，其撰著能做到言必有據。第三為簡明扼要、力求創新的旨趣。第四為謙虛謹慎、精益求精的做法。陳垣先生曾說，“文成必須有不客氣之諍友指摘之”，文章“要多置時日”，其每一文章成，便出示師友以求建議，經過反復修改、沉淀，終成典范。

周少川歷時兩個半小時的精彩講授，令在場師生深受震撼，收獲頗豐。雷家宏所長總結到，周少川教授的深刻詮釋，帶給我們有益的啟迪和深刻的啟發，經典常讀常新，而經典的詮釋，常聽常新。通過周教授的詳實解說，我們深刻感受到陳垣先生的一生，正是一位愛國學者孜孜以求的精神映照。通過理解前輩學者的生平志趣，啟發著學術后浪對當下歷史研究、人生選擇乃至為人處世的諸多反思，這就是學術薪火相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