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7日至21日，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與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中心聯合舉辦“進京找廟”田野工作坊，十二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學者踏訪三山五頂、尋跡內城胡同，從寺廟活動及其遺跡中理解元明清王朝中心的社會歷史。

本期田野工作坊分為五個主題進行：“五頂與香會”、“古道與朝山”、“水邊的寺廟”、“寺廟與日常禮儀生活”，以及“從皇僧到藝僧”。工作坊成員每天考察一個主題，在田野現場展開討論，并不斷地與中國其他地區的研究經驗互相比較，站在日下之中思考中國社會，也從街巷角落反觀王朝歷史。本文系此次田野工作坊的考察與討論紀要，限于篇幅，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分三篇刊發。

10月19日上午：京西古道

10月19日上午，工作坊一行13人從北京市海淀區出發，乘中巴車前往妙峰山。首先到達距離妙峰山鎮不遠的京西古道。

京西古道，是北京以西永定河中上游流域地區古老道路的統稱，最遠可追溯到遠古先民遷徙時踏辟出來的山間道路和永定河廊道，到元代后，陸續形成了縱橫交錯的古道路網。門頭溝境內的古道，全長100多公里，兩旁保存著大量古跡、碑刻、關城遺址。工作坊成員在當地工作人員的帶領下，沿古道徒步前行至牛角嶺關城。這里曾為京西軍事要塞，自古以來馬幫馱隊絡繹不絕，軍事通行，商旅來往，民眾進香，都要從中通過。如今關城雖已殘敗，門券卻仍舊聳立在山脊上。

清笳去宮闕，遠村出關山（牛角嶺遠眺）

牛角嶺關城東邊的仿古六角碑亭中現存有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所立的《永遠免夫交界碑》，碑文記述了京西鄉村“石厚田薄，里人走窯度日。一應夫差，家中每嘆糊口之艱。距京遙遠，往返不堪征途之苦”。 雍正八年（1730），王平口巡檢司官員阮公將鄉民疾苦呈報縣官，縣官上奏朝廷允準免除這里的夫役，得到皇上恩準。王平、齊家、石港三司夫役全部豁免。

穿過涵洞口，在關城西邊路旁的山坡上還有兩通石碑，均為復制品。靠西的一通即前文所說清乾隆四十二年《永遠免夫交界碑》，靠東的一通是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重修西山大路碑》。此碑中記載了同治十年，暴雨成災，沖毀道路，民間舉善重修道路的情況。由碑文可見，當時捐資修路的以三家店和琉璃渠兩村的商業店鋪為主，表明這條古道是煤商們的經濟命脈。

圍繞這兩通石碑，鄭振滿延伸到明代一條鞭法改革后地方財政與差役的難題。明初差役由專人承擔，通常以里甲為單位輪換，這一制度在明中后期逐漸演變為折算稅銀，差役變成雇役。然而由于地方財政困難，到清代以后地方上的臨時徭役常常需要由養廉銀支出雇工。清乾隆到嘉慶年間的改革規定了養廉銀使用方式，又反過來加劇了夫役雇金結算的難度。這些都導致雜役夫差無法全改為稅銀。總之，夫役改革是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每個地區情況又不盡相同，例如經常興修水利的江南地區變動很大，福建地區的改革圍繞四大差役進行，而在民生艱難的京西地區則可能導致了乾隆四十二年《永遠免夫交界碑》的出現。從具體時空中民眾生活的角度出發，去補充和修正制度史的討論因而是必須的。

關城之西還有一座關帝廟，正殿三間、左右配殿各三間，始建年代不詳。據悉，古時騾馬商隊過牛角嶺必拜關帝廟，祈求路途平安，還有傳說在此廟內供奉過楊八姐的石像。有人說楊八姐像被桃園村人請去供在了東桃園村的娘娘廟內，現今已無存。民國初年，關帝廟被毀，現在的廟宇是2012年4月水峪嘴村在原址重建而成，廟貌幾乎全新，香火也較少，以旅游為主要功能。

10月19日下午：妙峰山

妙峰山距離北京阜成門西北約40公里，海拔1291米，是西山分支仰山的主峰。大約從清康熙年間開始，妙峰山作為碧霞元君的朝圣地開始聲名鵲起，到了晚清民國時，已經是京津以至華北地區碧霞元君——“老娘娘”信仰的中心地，有“金頂”之稱，其香火之旺盛已超五頂之上。抗日戰爭爆發后，妙峰山香會日益衰落，20世紀80年代開始逐漸恢復，目前是華北地區規模最大的朝山圣地之一。每年農歷四月初一至十五舉辦娘娘誕廟會期間，約有上百檔文武香會朝頂進香，零散香客每日有數千人之多。上世紀二十年代顧頡剛等先生的妙峰山調查被認為是中國現代民俗學實地調查之始，自此以后妙峰山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這里也被譽為中國民俗學的圣地。

金頂妙峰山合影

在當地工作人員的帶領和講解下，老師們參觀了惠濟祠建筑群。惠濟祠俗稱“娘娘廟”，院內共有殿宇八座。正殿為靈感宮，供奉妙峰山的主神碧霞元君，其左供奉著斑疹娘娘、子孫娘娘，其右供奉著眼光娘娘、送子娘娘。東配殿奉地藏菩薩、西配殿為藥王殿。東側一路，從北向南依次是月老殿、觀音殿、三教堂，西側從北向南分別為王三奶奶殿、文昌殿和旅游商店。惠濟祠下的碑林中多為近年來香會立碑，舊有石碑不見蹤影。沿香道步行至澗溝村的路上，還有傻佛殿與靈官殿兩座殿宇，但可惜大門緊閉，無法進入參觀。在半天的行程中，工作坊眾人感興趣的話題大致有如下一些：

民俗學運動與華南研究

正如劉志偉在各種場合強調的，“華南研究”的學術追求可以追溯到多個淵源，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中國民俗學運動就是其中之一。1925年，受北京大學國學門風俗調查會的委托，顧頡剛、孫伏園、容庚等一行五人對北京妙峰山進行了為期三天的考察，他們的調查報告于1928年結集為《妙峰山》出版。1927年，顧頡剛先生在中山大學建立了民俗學會，創辦《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和《民俗》周刊。1929年，已在中山大學任教的顧頡剛回到北京，與魏建功、白滌州等人一起進行了第二次有組織的妙峰山調查，調查報告后來由中山大學《民俗》周刊以“妙峰山進香調查專號”為題發表。顧頡剛先生所開創的這一傳統深刻影響了中山大學、廈門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的歷史學、人類學與民俗學等專業，本次工作坊眾人大多與之有直接淵源。

劉志偉強調，100年前開始的中國民俗學運動，喊出了“建設全民眾的歷史”的口號，這正是“華南研究”一直以來堅持的信念，也是本工作坊的宗旨所在：站在民眾的立場來認識民眾，打破以圣賢為中心的歷史，為此采取多學科交叉的方法，最終目的是要探索如何從民眾的生活與欲求來理解整個社會。

民俗學運動紀念碑前合影

妙峰山的娘娘，照遠不照近

“妙峰山的娘娘，照遠不照近”，是廣泛流傳于京西地區的俗語。以往有很多學者已經聽說過和注意到了這句話，但通常將其理解為對碧霞元君靈驗程度的解釋。但事實上，妙峰山所在的京西地區有自己的廟會，在1950年代以前，京西各村香會朝頂進香的是九龍山、百花山、北港溝以及其它星羅棋布的各處娘娘廟。每座寺廟有自己穩定的香會圈，例如九龍山廟會由門頭溝十三村合辦、百花山的香會來自于門頭溝與房山交界處的五十八村，北溝港則是王平口外五、六個村莊的朝圣地。這些村落香會并不去妙峰山進香，或許這才是“妙峰山娘娘照遠不照近”這句話的含義。

以九龍山娘娘廟為例，它由門頭溝地區的窯主和窯工集資興建而成，也是舊時門頭溝地區煤炭行業共同尊奉的圣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以前，九龍山娘娘廟于每年五月初一舉行廟會，門頭溝各煤窯也從此時開始封窯停產，直至九月初一娘娘回鑾，煤窯才又開始生產。據劉鐵梁等人的調查記錄，“廟會期間要把娘娘像以十分隆重的儀式從圈門里的九天娘娘廟抬出去，走過七里的山路，送往山頂的娘娘殿內安放。在送娘娘的途中，以門頭溝十三會為核心會檔的各路香會緊緊跟隨，沿途紛紛向娘娘獻藝。溝里人把這一活動稱為‘送娘娘避暑’。同時，從五月初一九龍山廟會開廟后，門頭溝的各煤窯必須統一停產，由各窯的大作頭頂最后一班，最后一個出窯封井，俗稱‘下山’。到了九月初一，廟會的組織者又會派人和駕會一起上九龍山娘娘廟，將娘娘殿內那尊小的九天玄女娘娘神像請駕到龍鳳坡村后的九天娘娘廟，各窯這時開啟封窯生產，俗稱‘上山’”（劉鐵梁編《中國民俗文化志·北京門頭溝區卷》，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6年，第212頁）。

與這些更加“在地”化的廟會不同，妙峰山雖然坐落于門頭溝，但它吸引的香會卻主要來自于“井字內外”——即北京城內外。晚清民國以后，天津商人成為妙峰山進香的重要力量，這進一步加強了妙峰山娘娘“照遠”的能力，卻并沒有改變門頭溝本地村莊自己的廟會格局。

“文武”之外的香頭

在武術表演的“武會”和慈善施舍的“文會”之外，妙峰山上還有一類由“香頭”組織起來的香會。“香頭”，亦稱“頂香的”，即巫覡一類。北京地區常見的香頭是為“四大門”（狐貍、蛇、刺猬、黃鼠狼四種被認為是“仙家”的動物）服務，由其附體而具有法力的人。1941年李慰祖在楊堃指導下完成的《四大門》一文中對香頭的朝頂進香有比較詳細的調查，根據他的記錄，香頭雖然分門別派、有明確的組織關系，但他們定期朝山進香的地點卻是大致相同的，其中妙峰山就是最重要的一處。

每年四月初一妙峰山開廟后，香頭就會組織他的善男信女一同結伴朝香。有的香頭在進香日期的一個月前，便往與之有關系的人家勸捐，被香頭治好病的人往往不僅助財捐資，還為了還愿而與香頭一起進山朝拜。據說，傻佛殿就是天津的幾位香頭捐資建立并歷年維護，至今天津香頭還年年帶著信徒來傻佛殿添香助善。王三奶奶殿也是這些香頭的必去之地，這乃是因為王奶奶總管天下四門仙家之故。現在廟會之期時還能看到帶著信徒叩謝王奶奶，甚或在神前當場被附體的女巫。這些香頭從哪里來，在當地有怎樣的社會關系與角色，他們所組織的香會與文武香會有何異同，香頭進香又構成了怎樣的社會行動，這都是值得繼續追問的問題。

妙峰山進香古香道

10月20日：寺廟與日常禮儀生活

在《民國初年一個京城旗人家庭的禮儀生活——一本佚名日記的讀后感》一文中，趙世瑜勾勒出一個京城旗人家庭與社區寺廟的關系。日記主人常去隆福寺和護國寺購物游玩，但目的都不是燒香敬神。他母親曾遙向妙峰山天仙圣母駕前焚香行禮，也有逝去的家人在東岳廟內停靈治喪。而與他家來往最密切的三座寺廟：方家胡同白衣庵、法通寺胡同凈因寺、扁擔廠大佛庵，以及曾來他家請善會的土兒胡同增福寺，都在距離他家兩三條胡同的范圍之內。沿著這位日記主人的日常禮儀生活痕跡，工作坊也探訪了與他常有來往的這四座寺廟，及其所在區域內的其它寺廟。

10月20日探訪寺廟（以1937年北京城圖為底圖）    

10月20日探訪寺廟（以2020年遙感衛星圖為底圖）

扁擔廠大佛庵與旗民分治

寫日記的旗人家住扁擔廠內，大佛庵與他家是鄰居。據趙世瑜研究，大佛庵與這家人應該早有來往，很快又因為他們搬家至扁擔廠內而發生更直接的往來，甚至在搬家過程中，將自己家供奉的佛位神龕都一度供奉在大佛庵內。整個扁擔廠胡同如今已是北京某空軍部隊大院，這可能是清代原有公共建筑被整體接管后所致。

日記主人搬家進入鑲黃旗所在的扁擔廠胡同，這引起了眾人對清代內城旗民居住情況的討論。邱源媛介紹了劉小萌關于北京城內旗人的研究。八旗進入北京城之后，實行旗民分治政策，內城成為旗人的專屬居住地。但旗人的生活離不開民人，康熙初年起，民人便不斷涌入城內，其中，做碓房生意便是較早且頗為重要的方式之一。旗人每月支領的錢糧米不能直接吃，需要碓房去殼，但旗人自己又不能經商、更不會碓米的技術，只能交由民人開設碓房來處理。到了康熙年間，碓房已經在內城大量出現，并慢慢得到默許認可。清代中后期，開設碓房的漢人經濟實力越來越強，他們甚至盤下旗房變成店鋪，竟然還給旗丁放債。隨著民人在內城的增多，旗人與民人兩種人群的同時存在也增加了北京城市管理的復雜性，例如順天府的管轄范圍、城墻內外管理制度的差異等等，都帶來了與其他城市不同的問題。

白衣庵、增福寺與寺廟善會

方家胡同白衣庵是與日記主人一家來往最為密切的寺廟，家中女眷可以在庵中住宿十天，常常參加庵里組織的善會，應該是積極參與到了寺廟的宗教活動之中。1908年，原籍北京大興（今東城區）的尼僧法安開始擔任白衣庵住持，1911年她又買下了北邊國子監胡同內的皂君廟，并為兩廟添置了不少法物。民國時期，白衣庵大約有佛殿27間、尼僧自住僧房15間，另外還有29間房屋用于出租。除了各式法物之外，廟內還有乾隆年間各色官花瓶、官窯瓷佛、沉香木南海大士像等各種寶物，足以見得法光及其繼任者財力雄厚。廟內尼僧在佛教界內地位也很高，據說最后一任住持在廟內去世時有很多人來廟內為她誦經超度、吊唁行禮。這些都是白衣庵能舉辦善會、留宿女眷的原因。

與白衣庵不同，另一處來日記主人家里邀請善會的增福寺卻并是名不見經傳的街邊小廟，僅有前殿一間、北殿三間。但增福寺從光緒年間開始，已經成為南城崇效寺的下院，由崇效寺僧人兼任本寺住持，所以增福寺僧人才會來日記主人家投帖，勸說他們參加崇效寺的善會。名寺大廟在京城內設下院，作為其“駐京辦事處”是清代常見的做法，經由這些城內的下院，各寺僧人能常在名門宅邸中走動，不僅有利于他們化緣捐資，也有利于他們斡旋各色人等、結成綿密的人際關系網，并以此為平臺進行各類社會活動。

現存的寺廟遺跡大多已經大雜院化

凈因寺

法通寺與凈因寺名為二廟，實則合一，以下以凈因寺之名統稱之。日記主人一家與凈因寺是舊鄰、舊友，還有向寺僧借貸的經濟關系。凈因寺在明代有太監常居廟內焚修，到清康熙四十四年還得到御前總管梁九功和御前達哈里珠子李郁二人捐贈十頃香火地。梁九功除了捐贈凈因寺外，還在東壩娘娘廟街捐資重修顯應寺，這兩所寺廟名為佛寺，但都與碧霞元君有密切關系。顯應寺俗稱娘娘廟，有人認為它可能就是京師“五頂”之東頂。而凈因寺則是“涿州圣母香會”的會址所在地。18世紀初，鼓樓舊街的司門王氏，組織上百信徒（絕大多數為女性）成立此香會，每年前往涿州進香。年長日久后，于康熙四十二年立碑為記。趙世瑜在文章中提到，此旗人日記中唯一記載的神誕日是碧霞元君的生日，日記主人的母親在四月十五日晚間遙向天仙圣母駕前焚香行禮。也許這家旗人與凈因寺的關系也與廟內朝山香會的活動有關。

文丞相祠

文丞相祠乃祭祀文天祥之專祠。元至元十六年文天祥被俘至大都，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被戮于柴市，文天祥祠原址就是曾關押他的兵馬司，明洪武九年建祠立享。1947年，文丞相祠更名忠烈祠，由大興縣公產保管委員會管理，1951年時，文丞相祠與其鄰順天府儒學一道，為府學胡同小學所用，但大興縣廟產管理委員會仍然負有看管保護之責。趙世瑜回憶，他1967年上小學時就是在這里上課，由于1966年停課一年，他入學后直接讀二年級。大殿被用作教室，黑板在西，學生在東，那株“不指南方不肯休”的歪脖棗樹正在教室窗外。到1979年，文丞相祠被列為北京市第二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4年重新修繕后對外開放。文丞相祠用作小學校的歷史宣告結束。

在“不指南方不肯休”的棗樹下合影

南新倉

本日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南新倉。南新倉是明清兩代皇家倉庫之一，永樂九年征調30萬民工疏通元代河道，開展漕運，使江南糧食得以源源不斷運至北方，為此，在通州及北京逐步修建了包括南新倉在內的許多糧倉。清代仍實行南糧北運，官家倉廒仍盛。每院倉房主要建筑有：廒座、龍門、官廳、監督值班所、官役值班所、科房、大堂、更房、警鐘樓、激桶庫、太倉殿、水井、轅門、倉神廟和土地祠等，而保存至今的只有部分廒座。

10月21日上午：智化寺

北京智化寺是目前北京市內現存極少的明代木結構建筑群之一，也是最早進入中國現代研究者視野的北京寺廟。1931年，時任南京中央大學建筑系主任的劉敦楨對智化寺進行了測繪和建筑史研究，次年秋天，完成《北平智化寺如來殿調查記》一文。1952年，中央音樂學院中國古代音樂研究室對智化寺的京音樂進行了系統調查，形成了《智化寺京音樂（一）（二）（三）》三冊采訪記錄，于1953年油印成稿。兩次實地調查在中國建筑學、宗教學與音樂學學術史上都有舉足輕重的開創性意義，從此智化寺研究也成為中國學術界的熱點問題之一，并且明顯分為兩個主要領域：建筑學者與宗教史學者們通過智化寺的建筑與神像研究明代皇家建筑與宗教藝術；而音樂學者們則通過智化寺保留下來的康熙曲譜與藝僧演奏來研究中國民間音樂。但問題在于，寺廟建筑與造像藝術具有明顯皇家特征的智化寺，為何其僧人卻又以民間音樂為生呢？

智化寺如來殿前

事實上，智化寺內的僧人有明顯的從上層僧官降為社會底層的過程。有明一代，智化寺住持歷來在僧錄司內擔任高級僧官，寺內現存的轉輪藏、大藏經都是皇家不斷御賜的結果。直至清初，智化寺住持兼掌僧錄司印仍然是慣例。清順治年間的第十一代智化寺住持篤修，同時也掌僧錄司印、兼任西苑內萬善殿住持，不僅手握佛教界最高權力，也與順治帝過從甚密。智化寺不僅是河北等地僧人往來京城落腳掛單之處，也大量組織僧人參與皇家葬禮，這正是智化寺佛教懺儀融匯華北民間音樂特征，又為京城之冠的原因。但雍正、乾隆二朝，皇帝不斷打擊以木陳道忞為代表的禪宗僧人，這直接波及智化寺。直至乾隆七年沈廷芳上奏乾隆帝請求毀王振像，乾隆八年乾隆帝下令將超善等三位僧人治罪，智化寺最終四分五裂。在乾隆四十年左右，智化寺已經分裂為四個小廟，臨濟宗的傳承基本斷絕，它徹底走入了民間，乃至于清末民國時期，寺僧有“酒色財氣四大花和尚”之稱，成為專靠經懺喪儀為生的底層僧人。在1930年春夏之交寺廟生活陷入絕境后，僧人將廟內明代藻井等文物賣與美國商人，最后這兩方藻井輾轉保存于美國費城藝術博物館與納爾遜博物館中。

工作坊同仁認為，與其它寺廟相比，智化寺的建筑與文物保存相對完好，但廟鄰四周仍然有大量居民入住，占用了原本屬于寺廟的建筑。那么，這些居民是在什么時間、以什么方式入住的？在大量入住的同時為何又能保持智化寺主體部分的相對完好？為什么智化寺沒有像其它北京寺廟一樣徹底大雜院化？北京寺廟究竟什么時候開始大雜院化？通常認為“文革”時期對寺廟造成了巨大破壞，而我們從智化寺所看到的是20世紀30年代的混亂貧困帶來的沖擊反而更為嚴重。這些問題引發了工作坊成員在“山水客廳”內的進一步討論。

（本文在寫作中得到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碩士生葉瑋琪、本科生張喆、文學院本科生劉嘉悅的大力幫助，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