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殺人案于歡牢獄五年后獲釋

這一次，能回家感受到母親的溫度了！

來源：南方傳媒書院

作者：陳安慶（南方傳媒書院創始人）

辱母殺人案新聞主角于歡，深陷牢獄五年后獲釋。

今天有人問，辱母殺人案于歡出獄，你對當年的案件怎么看？

只想回答一句話，所謂正義，就是每一個人得到自己應該得到的東西，辱母殺人案刺痛的是大眾樸素正義和人倫最敏感脆弱的神經。

2020年11月18日，山東“辱母殺人案”當事人于歡獲減刑提前出獄。

據此前媒體報道，2016年4月14日，因不堪母親受辱，時年22歲的于歡將水果刀刺向了暴力催債人；2017年2月，山東聊城中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于歡無期徒刑；2017年6月，山東高院作出改判，認為于歡刺死一人行為系防衛過當，于歡最終獲刑5年。2020年11月18日，聊城中院作出《刑事裁定書》，決定對于歡減去余刑釋放。至此，于歡共服刑4年7個月4天。

蘇銀霞當初被黑惡勢力成員限制人身自由、各種毆打脅迫，兒子揮刀殺人，該承擔的防衛過當的法律責任也承擔了；但是防衛過當是真的過當了嗎？當自己的母親遭遇羞辱，自己不挺身而出，請問還是一個血性男兒嗎？

11名討債人使用非常規手段限制了于歡母子的自由，并施加侮辱。于歡案由此而引發。在因遭暴力討債而受侮辱的情境之下，蘇銀霞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同時于歡在母親遭遇羞辱的情況下，激憤中防衛過激殺人，從道義和情感上，民間普遍持同情且支持態度。

一審法院否認于歡構成故意殺人罪，輿論當然會炸鍋。因為，這不符合民間樸素的正義情感。

“于歡案”觸動的矛盾點在于個人的公平與公正，其刺痛的是大眾樸素正義和人倫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經。

1 親人受辱時，是“以法律的名義繼續忍受凌辱”，做一個“不孝”的“守法者”

還是“以道德的名義奮起抗暴”，做一個“違法”的“孝子”？

從情感層面來說。孝子，血性男兒，這樣的男孩子，雖然遭遇牢獄之災，但是老百姓樸素的正義情感上，還是特別認可他的。

從法治層面來說。“于歡案”下正當防衛制度的適用存在困境，而于歡效應下的中國式關注一定程度監督著司法機關，也影響著司法機關的審判。

在辱母殺人案中，一審法院完全沒有權衡和評價這一事實，完全沒有考慮一般正當防衛的適用，而是否認特殊防衛直接排除一般防衛的適用，民眾相當不理解，也不服。一審法院認為于歡和其母親的現實危險性較小，且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但事實的經過如南方周末等媒體披露后，現實危險性實際上是大的，而且非常大，甚至是威脅生命的，而且在中國人的傳統人倫倫理中是士可殺不可辱的，不共戴天之仇，必須奮起反抗的。

雖然從結果來看，三重傷一輕傷在于歡所處的緊急環境，其自身防衛能力、侵害人實施的嚴重侵害行為來說，民間輿論普遍認為這些都應當屬于正當防衛的范圍，不存在防衛過當。

社會普通大眾大都為于歡的判決感到憤懣與不公，而輿論的導向也直指司法審判瑕疵。

于歡是否構成正當防衛及是否適用防衛過當”？“于歡無期徒刑”的適用明顯量刑過重，甚至存在法律條文適用錯誤的可能。

媒體的主要焦點則在“倫理”與“法律”之間的博弈與交鋒，司法中的“民意”體現，新聞媒體打出“民意”感情牌，批判司法審判缺乏“正義與倫理”；以易中天為顯著代表的社會大眾則極具感性的為于歡無罪吶喊，社會大眾則易受法學專家和新聞媒體的影響，缺乏理性的選邊站隊，對司法審判進行批判。

在司法實踐中，如果將“超過必要限度”的“門檻”抬高，施以無差別的“對待”，只會使公民抗爭邪惡的勇氣遭受遏制，從而與正當防衛的立法精神背道而馳。

社會民眾為被害人或者被告人鳴不平。雖說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對司法審判起到一定的監督作用，但基于不完全正確或者有待證明的事實的基礎上去大抒言論，一方面會積聚民怨，而且易導致民怨直接訴諸于司法審判，使得民眾不再信任司法審判權威，這也是此案留下的一個巨大后遺癥。

這個案子的啟示還在于——雖然不鼓勵輿論媒介審判干預司法，但是司法審判也要接受輿論監督，案件的專業化與公開化，透明化，在法與情之間做到平衡，也是官方司法實踐中需要考量的。

“于歡案”的司法審判，之所以能夠引起社會民眾廣泛關注及討論的意義在于，民眾對司法審判結果的公正性存在的質疑，另一方面則是推動司法審判過程的進一步的公開與透明。

“于歡案”給立法者與司法者對正當防衛制度的適用帶來一定的審視，于歡效應下的中國式關注，也值得我們重視與深思。回應好人心的訴求，審視案件中的倫理情境，正視法治中的倫理命題，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人的生存條件不僅包括肉體生命的存續，還包括底線人格尊嚴的保留。判決時如能給正常的人倫情理留下必要空間，能考慮到當面凌辱自己母親導致的精神痛苦，那判決勢必會被更多人認同。

司法，不僅關乎紙面規則的落地，還關乎規則背后的價值訴求，更關乎人心所向，倫理人情。

即使是防衛過當，判得是不是也太重了？

量刑畸重，民間輿論場普遍認為當時的一審判決量刑過重，應減輕或免于處罰。于歡沒有超過正當防衛的必要限度，不應負刑事責任。從法律上、情理上，于歡采取防衛的行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本案都不能認定為正當防衛，普天之下，哪里還有正當防衛？直到今天，4年過去了民間仍然認為“刺死辱母者案”應定性為正當防衛，于歡的防衛力度沒有問題，屬于正當防衛，應該無罪釋放。

“辱母殺人案”發生時的倫理情境，不應該被草草忽視。如果不是于歡拿刀殺了人，奮起抗暴的結果會是于歡母子遭受到的暴力、凌辱會進一步升級，不僅僅是人格尊嚴受辱，還有可能威脅到生命安全。在這一倫理情境中，于歡并沒有預謀實施殺人，只是在雙方的互動中對方觸動了于歡的道德底線，在強烈的環境刺激下，于歡因恐懼和絕望而殺人，這應當屬于正當防衛，在護母，面對黑惡對母親施暴，侮辱的情況下，不反抗，那還算是一個血性男兒嗎？還是一個正常人嗎？人倫和道義上如果他忍了，大眾反而會鄙視他，看不起他！因為在中國人的傳統情感和倫理上，他如果不反抗不護母，那就不能稱之為一個人。

所以，于歡的行為不僅僅是一個法律行為，更是一個中國人的倫理捍衛和道義捍衛行為。大眾當然支持維護樸素的正義倫理和情感，這無可厚非。就問你一句，如果你的親人受辱時，是“以法律的名義繼續忍受凌辱”，做一個“不孝”的“守法者”，還是“以道德的名義奮起抗暴”，做一個“違法”的“孝子”？

辱母殺人案背后也是“守法”與“不孝”、“違法”與“孝”之間的沖突。“守法”與“違法”是一種法律評價，“不孝”與“孝”是一種道德評價。

法律與道德相沖突，但法律也具有道德性，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司法審判不能完全偏離公眾的道德認知。法律之內，應有天理人情在，這要求司法審判應考量案件發生時的倫理情境，以讓公眾從情感上真正認同司法審判的道義權威和公平正義。

2   欠了債就該被辱？就該逆來順受甘受欺凌？

為吳學占地方黑惡洗地的噴子鍵盤俠不僅蠢而且壞

但是，輿論的水也經常被網絡噴子攪混。在“辱母殺人案”之初，就有一些人打著內幕消息的幌子說，蘇銀霞家里也“不干凈”，為暴力討債的黑惡勢力“洗地”，搬出了“欠債還錢，天經地義”的說法。

應該注意到，從定罪的角度來說，蘇銀霞被定的只是“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是因為其所吸收款項主要用于源大公司生產經營、還本付息等，并沒有用于揮霍，所以適用的是刑罰較輕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而不是“集資詐騙罪”。而且案發前其已返還集資參與人1247.74萬元，目前涉案款項已全部退繳到案，綜合幾種因素，蘇銀霞獲得了3年的輕判。

因為受害人涉及其他的經濟犯罪，所以當受到黑惡勢力的毆打侮辱、限制人身自由時，就應該逆來順受，認為這就是“正義”。這種想法不僅糊涂，而且危險，缺乏基本的是非對錯，也喪失了應有的道德底線，為黑惡勢力充當了免費的傳聲筒，毒化了輿論環境，這些網絡噴子三觀不僅不正，不僅是蠢，而且很壞。

事實上，“辱母殺人案”中的討債方——吳學占黑惡勢力團伙劣跡斑斑，其累累暴行令人發指。

2013年，時任冠縣東古城鎮鎮長武德明安排吳學占去截訪，之后被于歡過失殺死的杜志浩等人對女訪民王某某實施非法拘禁，脫去其衣服拍裸照、逼其喝尿、用電棍擊打女性敏感部位，無所不用其極，毫無人性。

吳學占因為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強制侮辱婦女罪、強迫交易罪、故意毀壞財物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等數罪并罰，獲刑25年，成為中國“掃黑風暴”當中的典型個案。

這樣的惡棍居然有人還在網上給他洗地，攪亂輿論，這些人都是什么人？其心可誅！在自媒體時代，面對存在的民粹情緒，輿論尤其要鎖定法治的價值觀和標尺，不被“帶節奏”，不混淆是非。

對于“辱母殺人”中吳學占這樣典型的黑惡勢力暴力討債案件，社會應該是統一的譴責態度，不容一些草根三觀歪的自媒體帶壞節奏，攪渾是非。鏟除這些黑惡勢力，社會才能安寧！每個人的安全才能得以保障。

3   辱母殺人案其實也是中國金融界的恥辱：

黑惡高利貸罪惡之下的中小企業“遭逼債悲劇”

在情與法的爭論之外，也折射出當前中小企業所面臨的融資困境。

這幾年來，盡管中央三令五申推動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多個部門也頻頻出臺文件推動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但這仍是當下不少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難以邁過去的坎兒。

蘇銀霞是一個做實業的人。蘇銀霞的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5月18日，注冊資金1億元。從時間上來看，蘇銀霞的企業正好趕上“4萬億”救市計劃推動經濟迅速膨脹的時候。

“4萬億”的時候，銀行拼命找企業放貸，受寵若驚的企業也拼命吸納這些貸款，而到泡沫慢慢撕裂的時候，正是貸款到期銀行收貸之時，而產能過剩與經濟的下滑，已經讓許多企業走向虧損——這正是許多企業被迫借高利貸的根源之一。

銀行債務到期的情況下，蘇銀霞面臨著資金流斷裂的風險。她依然沒有選擇退出實業，她堅信實業會再次給她帶來機會。在無奈的情況下，她做了兩個選擇：非法集資、借高利貸。

蘇銀霞在支付本息184萬和一套價值70萬的房產后，仍無法還清欠款，最終由逼債引發悲劇。

吳學占在蘇已抵押的房子里，指使手下拉屎，將蘇銀霞按進馬桶里，要求其還錢。

2016年4月14日，警察接警后到接待室，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于歡看到警察要走，情緒崩潰，站起來試圖沖到屋外喚回警察，被催債人員攔住。混亂中，于歡從接待室的桌子上摸到一把水果刀亂捅，致使杜志浩等四名催債人員被捅傷。

2016年4月14日，11名催債人將蘇銀霞和兒子于歡控制，百般侮辱。“杜志浩脫下褲子，一只腳踩在沙發上，用極端手段污辱蘇銀霞……被按在旁邊的于歡咬牙切齒，幾近崩潰。”報警后，民警到場說了一句“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隨即離開……22歲的于歡摸出一把水果刀亂刺，致4人受傷。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駕車就醫，卻因失血過多休克死亡……

吳學占在當地能拿下那么多工程項目，能明目張膽地放高利貸，僅僅是因為他個人黑嗎？常識告訴我們，在黑社會的背后，經常隱藏著官商勾結、警匪勾結的影子，恐怕這才是值得有關部門徹查的癥結所在。

造成慘劇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借了高利貸。瘋狂高利貸已不僅僅只是嚴重擾亂正常金融市場秩序這么簡單，顯然已成了危害社會穩定和諧的一顆毒瘤。“辱母殺人案”其實是金融界的恥辱。這么多的金融機構，竟然沒有一個可以給蘇銀霞提供貸款。

這無疑是一個惡性循環。銀行壞賬率提高，風控收緊，對于次貸人群、小企業貸款，越發嚴苛。而這群人的借貸需求又日益旺盛，于是，從2016年開始，線下貸款、小貸公司、網上的小額現金貸都集中爆發——新的經濟體發展壯大，來吞噬消化這些新生需求。

民間資金緊缺。在當地，許多企業都曾經遭遇到蘇銀霞同樣的命運：銀行貸不出錢，只能找吳占學這個表面上是地產商，實際上是黑社會頭子借高利貸。當“于歡案”發生后，源大工貿已經拿不出一分錢出來，是冠縣工業園22家企業共同出資十幾萬幫于歡打官司。他們知道，蘇銀霞和于歡母子的遭遇，就是他們自己的遭遇。

越是缺錢的人，越借不到錢，于是不得不卷入高利貸中，惡性循環一旦產生，會讓這個下行周期，變得晦暗而血腥。一旦這個無序競爭的口子打開，就如洪水決堤般難以回旋。

這實際從側面折射了縣域經濟的現狀。一毛錢難倒英雄漢，實體經濟從銀行拿不到錢，被迫去找高利貸周轉，稍不留意，就會陷入滅頂之災。資料顯示，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位于冠縣工業園區內，濟邯高速（青蘭高速）冠縣出口南500米，占地120畝，注冊資金2000萬元，現有職工200人，其中高級技術人員16名，自主設計研發人員10名。一個能夠為當地解決200個就業崗位的實體企業，就這樣毀于一百多萬的周轉資金上。

高利貸成就了一種社會現象，經濟問題開始嬗變為社會問題，無疑需要深刻反思當前的經濟治理癥候。不管是行業自律，還是監管施壓，只為杜絕于歡悲情故事的再發生。

做了近5年牢的于歡見到母親很心酸，后悔當年的沖動，他說“我犯法了”。上一次見到媽媽是去年12月份，我媽媽剛釋放回家的時候，來監獄看我。那時只能看到，觸摸不到；這一次，能親自感受到母親的溫度了。

于歡獲釋后回到家中。目前正在老家祭拜爺爺奶奶，同時感謝鄉親們和中國廣大網友對他的幫助。

（傳媒智庫—南方傳媒書院創始人陳安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