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狀病毒屬巢式病毒目，冠狀病毒科，冠狀病毒屬，為有包膜的正股單鏈RNA病毒，直徑為80-120納米，約有3萬個堿基組成，其遺傳物質是已知RNA 病毒中最大的。1965年，科學家分離出首個人類冠狀病毒。

而實際上，在2002年底SARS（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出現之前，人類并未過多關注這類自帶“皇冠”的病毒，此前發現的冠狀病毒旨在人類中引起輕微類似感冒的癥狀。但SARS-CoV、MERS-CoV對人類制造了嚴重威脅，而和這兩種未造成全球大流行的病毒相比，SARS-CoV-2最終吸引了全球科學家對冠狀病毒的重視。

11月20日， 在Cell Press 細胞出版社與北京市科學技術委員會聯合舉辦的線上學術會議“新冠直擊：認知、防控和預后”上，德國靈長類動物中心感染生物學部主任Stefan P?hlmann教授，著名病毒進化學家、美國斯克里普研究院Kristian Andersen副教授，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Kanta Subbarao教授，中國農業科學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研究員、國家禽流感參考實驗室主任陳化蘭院士進行了圓桌討論，闡述了他們對SARS-CoV-2的認識和見解。

SARS-CoV-2的獨特之處

相比此前的SARS-CoV-1、MERS-CoV，SARS-CoV-2獨特之處在哪里？

陳化蘭表示，一般來說病毒從動物傳播到人類需要時間來適應，而SARS-CoV-2出現之后其傳播性特別強，這可能是它最大的特點。

P?hlmann提到類似情況，“它能感染上呼吸道，傳播性特別強，這和之前從動物傳播到人類的冠狀病毒不太一樣，我們需要清除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如何阻止它的傳播是很重要的。”

Andersen則從病毒進化角度分析，他表示，實際上SARS-CoV-2個體的變異是比較低的，有部分觀點認為它的演化是比較慢的，“但問題是它可以在宿主之間進行重組，最后導致其演化速度越來越快，我認為從某些方面看它變異是低的，但從另外一些方面看它變異又是高的。”

“我們需要意識到，一些疫苗在選擇病毒的時候可能會出現意外。”Andersen以水貂來舉例，“病毒傳播到水貂之后，很快就適應并演化。”

Subbarao在發言中表示，他認為SARS-CoV-2最大的特點是人傳人的效率特別高，“SARS-CoV、MERS-CoV必須近距離接觸，例如在醫療機構等場所，我記得在今年2月的時候，我認為它更像流感而不是類似于SARS。”

Subbarao還提到第二點不同，即很多COVID-19病例表現為輕癥，“從公共衛生角度來說，防控會變得更難，因為SARS和MERS可以清楚找到病例和接觸者，因為他們病情很嚴重。”

Subbarao還從Andersen談及的病毒變異角度補充談及疫苗。她表示，從流感疫苗來看，選擇毒株很重要，“新冠疫苗目前還是一個挑戰，我們面臨很大的壓力。”她建議，在進行全球病毒監測和全球流感監測的同時，應同時有平行體系來監測冠狀病毒的進化，“然后才能生產出最先進的及時的疫苗。”

人類是否可以提前做好準備

COVID-19不會是人類最后面臨的一場大流行，甚至也不會是最后一場冠狀病毒引發的大流行，我們是否能提前做好應對？

Andersen表示，其一直支持持續監測冠狀病毒。他提到，有些人認為可以從蝙蝠身上去進行測序，然后就能預測什么病毒會傳播到人身上，但他認為其實并非如此。Andersen更傾向于監測集群事件，他同時強調，“流感病毒和冠狀病毒是我們認為該持續監測的兩種病毒。”

長期研究流感病毒的陳化蘭表示，“實際上我們在中國對流感病毒進行了大規模的監測，在動物模型中研究不同的亞型，研究它們是否會從動物身上傳播到人類，我認為不同的科學家有不同的研究領域，我們需要仔細的研究，找到合適的動物模型，看它是否有傳播到人類的潛力。”

P?hlmann則從治療角度來闡明其觀點，“我們必須要使用現在的資源找到抗病毒的藥物，不僅僅是針對新冠病毒，而是廣譜的抗冠狀病毒的藥物，為未來做好準備。”

Subbarao認為了解不同的物種身上有什么病毒需要耗費很長的時間，“我想了解到怎樣產生跨物種的傳播，在流感方面有很多的分子變化需要監測，我覺得最有效的是對從動物到人的傳播環節進行監測，因為可能性非常大，需要協調全球力量。”

另外，至于基因組監測能提供的信息，陳化蘭認為，“以流感來說，我們確實做了監測，也做了測序和動物研究，然后要把所有的研究結果放在一起來看，基因組測序本身不能告訴我們太多東西。”

Andersen強調基因組測序意味著巨大的數據量，這些數據目前已經有很多，告訴我們病毒是什么，“這當然對后續工作和疫苗很重要，但是我們不能用這個去做監測，我們不能對每個病毒都去做測序。”他認為，就新冠病毒而言，基因測序早期給予了一些信息，而未來的關鍵問題是了解它將會往哪個方向進化。

政治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全球疫情防控形勢不一，這背后有哪些因素？

Andersen在發言中表示，在美國有不同的監測中心，在大流行的時候盡可能地做到最好，“目前我們是做得非常差的，我們需要時刻做好準備，一旦有事情發生我們能夠全部動員起來。”他認為，對于新冠病毒其實我們現在了解了很多，真正需要的是切實行動。

展望未來，Andersen提到，“政治在疫情防控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從過去將近一年的時間來講，一個好的政策是可以控制疫情的，所以必須重視起來，包括是否可以早起做檢測、盡快得到結果。”

他尤其提到美國，“我們想一件一件地去落實，在新西蘭、澳大利亞、中國，疫情是能夠控制的，希望美國也可以控制。”

Subbarao希望科學家的研究能帶來一些希望，“能帶來有效的疫苗，到目前為止，我們需要得到一手的資料，我希望疫苗能廣泛地使用。”

P?hlmann同樣提到，我們希望能共享疫苗，共享一些之前提到的抗病毒藥物。他希望在不遠的將來能看到更多的臨床研究的結果，希望這些結果都是正面的，“對于講者之前提到的政治方面的因素，也希望能夠改善。”

陳化蘭則表示，“在中國，我們在沒有使用疫苗的情況下控制住了疫情，但我們的策略在別的國家可能很難復制，我們同時也在努力研發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