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人書法研討會”近日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研討會邀請近20位學者參與研討，與會學者就清代學者書法的宏觀考察和個案研究兩大主題開展深入探討，如清代書家對筆法概念的“誤讀”、小莽蒼蒼齋收藏清代學人書法、《清代學者象傳》與學人書法、翁方綱的金石審鑒與書法成就、張裕釗與鄧石如之比較等。

金農書法

清代書法大家伊秉綬（1754-1815）

金農漆書之外的天真爛漫

劉明才 （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金農以漆書最為驚世駭俗。我們沿著其漆書逐漸成型與深化的路徑，不難發現，漆書源于其對自己成熟隸書風格的進一步極端化推演。但因為漆書過于獨特的形貌，難免做作之嫌。而他的行草看似毫無出處，實則以其隸書短促收斂的特點為基調，天真爛漫，奇奧絕塵，當為其書藝成就之真正代表。

金農行草造型結字每于字之右上角取圓轉形態，不用折筆撐頂，字字斂容獨立，疏密參差錯落，通篇望去，碎梅朵朵，既含混凝濃重主筆支撐，又備靈動弧線點綴其間，正乃江湜“老樹著花”之喻也。

金農書法

清代書家對筆法概念的“誤讀”

鄧寶劍 （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

清代書家闡釋、運用前人的筆法概念，往往偏離了這一概念的原本含義從而發生誤讀。通過對“平腕”、“回腕”、“使轉”這幾個筆法概念的語義分析，可以看到這些概念在清代書論中發生了意義的歧出。“平腕”從關聯于雙鉤執筆的樸素描述變成一種嚴格的規定，“回腕”從運筆的動作變成了執筆的姿勢，“使轉”在包世臣的解讀中特別地凸顯了“轉”而忽略了“使”。這些誤讀現象蘊含著清代特殊的書法藝術風尚，比如對篆隸筆意與奮力運筆的崇尚。

包世臣《致熙載札》紙本行書   日本私人藏

小莽蒼蒼齋收藏清代學人書法管窺

陳慶慶 （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小莽蒼蒼齋”是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的書齋名。田家英一直對清史具有濃厚的興趣，為了收集資料，撰寫一部新清史，他從新中國建立之初就十余年不輟地蒐集清代學者墨跡，至上世紀60年代，其收藏已具規模，成為個人輯藏清儒翰墨之最。這些藏品的時限從明朝末年至民國初期，跨越300余年;涉及的人物有學者、書家、官員、文士，約500余位;除了中堂、楹聯、橫幅、冊頁、手卷、扇面等形式的清人墨跡，還有大量清代銘墨、銘硯和印章。“小莽蒼蒼齋”藏品不僅是彌足珍貴的清代史料，亦是極具藝術價值的書法珍品。

王澍《積書巖帖》看清初隸書觀念的沖突與發展

張冰 （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教授）：

《積書巖帖》是王澍大規模臨古的集成，亦是其書法鑒藏活動的一個縮影。其中，王澍有意識地選擇了三件漢隸臨摹并題識，其與《虛舟題跋》《竹云題跋》共同勾勒出了王澍隸書觀念的輪廓。這些觀念基本涵蓋了清初隸書討論中的核心論題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成為乾嘉以后討論隸書的重要參照與依據。清初的隸書討論為后來篆隸書的勃興奠定了扎實的理論基礎，其思考、闡釋的范式在北碑倡興及碑學體系建構的過程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王澍《臨古法帖》紙本草書 吉林省博物館藏

《清代學者象傳》和學人書法

朱萬章 （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館員）：

《清代學者象傳》第一集是由清代學者葉衍蘭摹繪并書寫小傳，第二集由葉恭綽編輯、楊鵬秋摹繪。《清代學者象傳》所書傳記為小楷，體現出葉衍蘭“精深華妙”的書風。在其所書學者小傳中，對張照、王學浩、翁方綱、伊秉綬、黃易、黎簡、鄧石如等清代學人書法作了評騭，反映其對清代學人書法的品評及追捧，亦可看出清代學人書法在晚清語境中的影響與傳播。此外，在《清代學者象傳》中，尚有不少晚清民初的學人題簽，亦可見其端莊謹嚴而不失典雅的學者書風。《清代學者象傳》雖然是一套以圖像為主題的清代肖像畫合集，是了解清代學者形象的重要文獻，但從小傳及題箋中，亦可從側面了解清代學人書風及傳播狀態。

《清代學者象傳第二集》

劉熙載的顏書觀及其書法實踐

朱天曙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顏真卿是繼二王之后的又一高峰，影響深遠，后代書家多學其書風。晚清文藝理論家劉熙載對顏真卿書風有專門討論，認為顏書“櫽括諸家，變法得古意”，且不拘一格，自有天趣，有“沉著飄逸”、“紆余蘊藉”的特點。劉熙載欣賞顏真卿的高尚品格，推其為“書如其人”的代表。文章還總結出劉熙載在書法實踐中的“學顏”觀——三“要”：一要備高尚品格，二要“贍真實之力”，三要“胸中具旁礡之氣”。文章還對劉熙載學顏書法實踐和存世作品進行討論。

劉熙載《行書七言聯》 紙本行書  常州博物館藏

翁方綱的金石審鑒與書法成就——以故宮藏兩件書跡研究為中心

尹一梅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

論述、考證故宮藏翁方綱的兩件書跡，看“考證派”翁方綱如何審鑒考證、習字書寫。探傳世本的形成經歷，為更全面地了解翁方綱提供資料。翁氏酷愛金石考證，書于碑帖拓本上的小楷跋文，自然而然地融進了金石氣息，出于考鑒的目的，而終于觀點的表露。他積淀深厚的學問、勤懇認真的態度、堅固扎實的書法功底也于字里行間顯露，雖然有人認為他的書法是“整合”，其實在穩重平正中具個性，看似無創造卻不乏新穎風格。

翁方綱《行書題畫詩軸》灑金箋  上海博物館藏 

 張裕釗與鄧石如之比較

陳志平（ 暨南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文研院邀訪學者）：

張廉卿裕釗先生，崛起于晚清，其楷書出入魏晉六朝，旁通二篆，俯貫八分，優入圣域，自成體勢，不與唐宋諸子爭先后，幾與顏公真卿相抗衡;至于其行草，則以碑法為之，骨韻皆備，起唐宋之衰，救帖學之溺，視五季楊凝式之杰出而不遑多讓。考其專擅，約有五端：一曰篆分融合，二曰筋骨具備，三曰平正而奇，四曰漲墨實潔，五曰體多新創。吾嘗論書，置鄧石如為王羲之、顏真卿、蘇軾之后之第四人，以今觀之，張裕釗氏融篆分為隸楷，以行草通正書，實優于鄧石如之真草懸隔，洵為晚清碑學之集大成者。

張裕釗《行書書到文如七言聯》紙本行書 上海博物館藏

書印俱佳巴慰祖

李潔冰 （中國美術館研究館員）：

明清徽州地區書家善篆隸者眾多，精篆刻者也甚眾，這是其他地區所沒有的風氣。徽派篆刻的領軍地位對徽州書法影響很大。徽州眾多的篆刻家擅長篆隸，而很多以書名世的書家也擅篆刻，篆刻和書法的兼善，是徽州地域書法的特點。巴慰祖是其中的代表，他通文藝，旁及鐘鼎款識，秦漢石刻，精隸書，善山水花鳥，并能制墨，懷仿制青銅器絕技。刻印宗穆倩，務窮其學，是集四絕于身的代表人物，以篆刻成就最為突出，在清代書法史上獨具面貌。

巴慰祖《跋唐人兜沙經》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陳鴻壽書法的趣味

王赫赫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畫院國家二級美術師）：

陳鴻壽活動的時期，揚州的藝術方興未艾。陳鴻壽就曾屢次游訪揚州。他的重要贊助人阮元也是揚州儀征人。他的篆刻、書法、繪畫其實都深受揚州地區風尚的影響。揚州是一個高度藝術商業化的地區。鄭板橋的筆榜膾炙人口。職業化的文人紛至沓來。在這樣一個環境中，業余的文人理想逐漸失落。陳鴻壽的不求“到家”只求“天趣”，恰是對商業化、職業化的反思，與陳鴻壽的生涯有很大的關系。

陳鴻壽的一生，主要是作為一位幕僚和官員。他的藝術更多是人際往來的酬應，而不是純粹的自娛或純粹的市場商品。他的藝術所反映的是清代中期以來的一個特殊群體的趣味，即游幕的文人和低級官員。這個群體的價值觀，不會完全認同藝術的職業化，也不會成為純粹的自我陶鑄。對于他們而言，藝術有著特殊的功用，是對自身形象的營造，雖然他們的一生都在官場奔波，被各種事物弄得焦頭爛額，但他們卻努力用藝術營造出一個閑適的文人形象。

陳鴻壽《彝鼎醴泉行書七言聯》金箋行書 安徽省博物館藏

文人化：被忽略的軌跡——清代篆隸北碑書法的一個發展路徑淺說

葉培貴 （首都師范大學中國書法研究院教授）：

篆隸的復興，與學人關系本來甚深，北碑興起后，文人也多有投入。因視為余事，且又隨時浸淫于筆墨文章，故實際上篆隸北碑在清代有至少有雙線，一線是偏于純藝術化的，在筆墨表現上的貢獻引人注目，長期成為焦點，也使得書法史寫作上，形成了“金石”代“書卷”的單線發展觀，即使有人意識到碑帖在清后期開始融合發展，但也很少有人注意到，篆隸北碑自身有“文人化”(區別于吳昌老等偏于藝術化)的發展路徑，比如羅雪堂的篆、梁任公的隸和北碑等。這一風氣，在民國時期和當代，是被發揚了的，如商公錫永的篆隸、吳公家琭的篆隸北碑、蔣公峻齋的篆書、徐公嘉齡的小篆等。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吳偉業致梁維樞》書札探究

鄭博文 （中國國家博物館博士后）：

根據《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收藏的《吳偉業致梁維樞》書札，通過對信札的文本作出整理，并詳細分析文本內容，對于了解吳偉業的生平事跡具有學術價值。在書法方面，清李玉棻《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中記載其書法師法東坡，依據此件館藏書信，以及國家博物館等單位收藏的其他作品，可以看出吳偉業書法風格中蘇軾的成分并不多，更接近于學習趙孟頫、董其昌書法的路線，但其作品用筆飽滿有力，結構周正，仍是清代初期比較重要的一種風格類型。吳偉業作為“江左三大家”之一，以往對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學方面，今后他的書法亦值得多加關注。

吳偉業《行書七律詩軸 》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陳澧書法芻議——兼談學人書法的互相陶染

李洪智 （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

清代學人陳澧以書法為“末技”，但其書仍受到時人及后世學人的推重。陳澧極力主張學書須效法古人，追求雅正，然而，風氣囿人，陳澧的書法深受老師及前輩學人書跡的影響，他自己的書法實踐又影響了一批身邊及身后學人。這種現象其實是歷史上屢見不鮮的群體(主要以身份認同為基礎)內部書法互相陶染的一個典型例證。無疑，對這種現象的爬梳有助于更加明晰地認識書法史上典范書家之外的授受譜系，進而更全面地了解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書法審美風尚。

陳澧《篆書軸》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清代嶺南學人陳澧書法探研

吳嘉茵 （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

清代中后期嶺南書壇的一大突出現象是學者書法。學者書法大都底蘊深厚，流露出作者淵博的知識及淹雅的學養，富有書卷氣。陳澧就是其中一位。陳澧是清代晚期嶺南最著名的學者之一，對廣東的教育、學術、文化影響巨大，可以說是地方學統的領袖人物。陳澧書法，其風格概括起來為“渾樸古雅，謹持有則”，在書法上的成就以篆書為主。陳澧之學淵源于以江浙學術為本的學海堂，循“訓詁明而義理明”的路徑，特重“小學”一道，因此他的篆書法度嚴謹，醇正古雅。在書論上，陳澧關注漢字特點與書體流變，對篆、隸、真、行、草書體之間的關系具有獨到的見解。同時，強調以古為師，雅正為尚。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王文治《行書夢樓詩翰卷》考述

盧宇 （中國國家博物館博士后）：

《行書夢樓詩翰卷》是王文治寫贈親家商邱陳氏與編修曹學閔的詩文合卷，是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重要清代書法墨跡之一，也是與清代帖學與乾嘉科舉試律相關的重要作品。長久以來，學界對此書作認識不足。書卷中包含有王文治詩文的未定稿，體現出各則從屬關系的笪重光書筏節選，王文治臨宋拓顏真卿《多寶塔碑》與王氏34歲時書跡。在深入梳理、考辨有關文獻后，從學人交流、詩書創作、作者心境的角度圍繞王文治展開討論，此件書作的物證意義得以彰顯，為相關領域深入研究提供基礎。

清末女性書畫助賑

譚斐（ 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性好施”、“施散之博自其天性” 宋代士人對女性從事賑濟活動早有論述，多是圍繞親友鄉鄰間的以物賑濟，女性以書畫形式的助賑直至晚清才出現。1878年畫家黃免癡首開書畫助賑先例，此后許多書畫家紛紛加入此類社會活動，其中出現了一批擅長書畫的女性，通過《申報》、《時報》新興媒體來公布其書畫潤例助賑。女性書畫助賑的出現不僅是近代女性書畫家慈善救助的記錄，同時也是女畫家商業意識的重要啟蒙，為二十世紀初女性進入書畫市場做足了鋪墊，在近代女性藝術發展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康有為書法墨跡叢談

晏小飛（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員）：

康有為生于廣東望族，世代尊儒;然幼不好八股，喜經世、金石之學，故屢試不中;三十二歲發憤著書，十七天殺青《廣藝舟雙楫》，凡十八印，名躁當時;后聯十八省舉人“公車上書”，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里，始稱“康圣人”。

康有為《行書鄧承修臨王羲之蘭亭序跋》紙本行書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容庚先生捐贈） 

康氏郁勃一生，在碑學的理論和實踐領域，竟鼓蕩出豪放雄肆的局面，成為了書法史上一流的人物。他博覽群書，心有巨眼，承阮、包之學，啟碑法之門;尊魏卑唐，變勢而通，讓世人知道“二王”之外還有書。他“孕南帖、胎北碑、融漢隸、陶鐘鼎，合一爐而治之。”筑篆籀之基而倡懸腕、強金石之骨而尚雄強、修書卷之氣而重讀書，堅定而沉緩地將碑學理論與筆墨實踐全面打通，展現出寬博多元，獨立標高的審美境界，其高蹈的陽剛氣象、獨創精神引領至今，在當代書法理論與實踐領域具有積極的啟示價值。

曾熙書法的再認識——曾熙書法藝術及書學觀念概述

王高升 （中國國家博物館副研究館員）

長期以來曾熙的藝術成就和研究價值被學界低估，這與時人對“顫筆”筆法的誤讀和后人的穿鑿附會、以訛傳訛關系密切。實際上，在清末民國書壇，曾熙是為數不多五體兼擅、融會碑帖的“全能型”書家，尊重傳統、銳意求變的“創新型”書家，以及學養深厚、參通詩書的“文人型”書家，其篆隸、行草、小楷及書法理論價值都有待重新審視，尤其是他“求篆于金、求分于石”和以大篆統攝各體的藝術實踐和書學觀念影響至今，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傳薪譜系，值得深入研究。

曾熙《行書立軸》

（本文轉載自中國國家博物館，圖片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