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8日，由廈門大學歷史系主辦的“多元視角下的漢唐制度與社會”青年學者工作坊在廈門召開。來自中國歷史研究院、武漢大學、陜西師范大學、四川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福建師范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山東大學和華中科技大學等科研院所的十余位學者以及廈門大學歷史系師生共同參加了此次工作坊。

漢魏南北朝邊境地帶的政治與族群

本次工作坊共設有四場專題討論及一場綜合討論。第一場專題報告會研討主題為“漢魏南北朝邊境地帶的政治與族群”，由廈門大學歷史系林楓主持。

首先報告的是廈門大學歷史系朱圣明，題目為《漢匈之外：漢代西域政治史新探——以“持兩端”“兩屬”、稱霸等現象為中心的考察》。朱圣明指出，以往學界對漢匈爭奪西域時期的西域政治史考察多從漢匈交爭的宏觀視角下展開探討，忽視了西域諸國自身的主體性、能動性角色。通過對漢代西域地區曾出現的“持兩端”“兩屬”、稱霸等現象的考察，可知西域諸國除了被漢、匈控制之外，亦利用漢、匈的斗爭主動爭取自身的利益，表露出顯著的“主體性”特征。

與談人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黃楨指出，本報告跳出以往的“大國思維”指向，關注到了西域諸國本身，是對已有觀點的一種突破。不過，雖然題目名為“漢匈之外”，但在具體討論諸國行為時，仍然認為它們是因應漢、匈做出的行動。西域諸國內部的多邊性關系也是值得關注的。西域各國內部不同政治派別的利益訴求差異是否導致決策轉向以及如何造成決策變化，似乎是需要進一步深入思考的問題。與談人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胡耀飛指出，應該考慮補充西域諸國的區位、系譜等知識內容。西域諸國有游牧國家亦有城邦國家，不同的組織結構應會對國家抉擇有所影響。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魏斌指出，應該超出描述性的研究，對西域諸國抉擇的原理進行考察。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胡鴻指出，應對“兩屬”等概念進行概念史的思考。目前出土的簡牘以及烽燧遺址等物質文化遺存已有不少，可以嘗試復原這些軍事地理等內容來進一步思考西域諸國的選擇。廈門大學歷史系杜樹海指出，邊緣地區通常表現出兩屬或者多屬的形態，可以考察貿易、宗教、思想觀念等方面是否對西域諸國的政治抉擇帶來影響。朱圣明對諸位老師提出的問題進行了回應，他強調諸位老師的建議提供了不少新的思考路徑，但受限于材料的碎片化，有許多問題仍難以進行深入研究。

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劉瑩是本場第二位報告人，她報告的題目是《北朝稽胡的“統一”》。該報告從區域人群身份變化的角度出發，描繪了北朝時期河、汾流域山居諸胡由多樣化的族群名號逐漸統合為稽胡的演變過程。與前一過程相伴隨的，是北朝諸政權對該地區不斷加深行政控制的過程。隨著國家對人群控制的強化以及政治權力向地方的滲透，最終促使被黃河分割的河西羌胡之地與河東山胡區域統合為稽胡區域。

與談人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孫齊指出，本文是將文本變化和政治史相統一進行的研究。文中“稽胡”和“山胡”的稱謂，不是一個層面的概念。此外，北朝后期東西政權對“步落稽”名號的不同傾向可能導致對名號的差異性運用，進而影響到文本的差異。與談人胡鴻指出，本文討論諸胡名號主要援用正史，但正史是經后人整理過的文本，文本中呈現出的現象與歷史事實間是否完全符合，是需要加以考慮的。另外，報告中的地圖可以更為細化，以呈現出北魏至北周、北齊時期該地政區的時代差異。廈門大學歷史系林昌丈指出，對于該地區的行政區劃可以進一步深化考察。

本場第三位報告人為武漢大學歷史學院胡鴻，他報告的題目是《族群分類的史相與史實——以〈宋書〉對“蠻”的分類為中心》。針對《宋書》與《后漢書》所載蠻人分類體系的差異，以往學界多從遷徙論的視角進行分析。胡鴻指出，《宋書》所載蠻人分類體系，是沈約兼顧《后漢書》與劉宋時期史實而做出的新的分類譜系，但與史實之間存在一定的脫節。這一分類體系最終并未被后世繼承。

與談人廈門大學歷史系杜樹海認為，除了史料批判、文本分析等視角之外，亦可以從蠻人分布區域的區域生態、政治地緣等方面對蠻人的變動過程進行分析。與談人廈門大學歷史系劉婷玉對當時的槃瓠蠻、廩君蠻等是真實的族群主體，還是一種他人眼中的標簽化的存在提出疑問。此外，南方的部分人群的確存在遷徙現象，那么蠻族名號的區域變動，是部族傳承的傳統信仰，還是部族名號的逐漸接受過程。胡鴻回應稱，早期蠻族有多種祖源信仰類別，最終槃瓠、廩君成為大范圍蠻人的祖源認同，期間應該存在一個攀附和加入的過程。孫齊針對報告中根據姓氏判定族屬提出疑問。胡鴻認為，若是同一個姓氏單獨出現，的確不易判定；但如果同時出現一系列某一族的姓氏，那么據以判斷就應該不會有太大問題。

中古中國的制度、宗教與社會

第二場專題報告會的研討主題為“中古中國的制度、宗教與社會”，由武漢大學歷史學院魏斌主持。

首先由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院聶溦萌發表報告，題目為《正史列傳編纂的政務運作基礎：對相關制度與文本的考察》。在官修史體制的學術背景下，聶溦萌圍繞行狀，考察南北朝時期與列傳編纂相關的政務—修撰機制，探討南北朝時期與行狀相關的政務過程以及行狀與列傳、碑志文之間的文獻關系。

與談人中山大學歷史系周文俊指出，該報告融匯了制度運作與史源分析兩個層面的研究，將研究放在史傳文獻形成的上層環節。但報告中用南朝文本和北朝制度進行探討的方式似有不妥，預設了南北朝處在同一種制度環境中。同時提出史傳修纂中具有多樣文獻源頭的可能性。與談人林昌丈提出，早期中正制作的行狀文本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北朝未見行狀，或說明北朝史傳修纂存在另外的機制。劉瑩則對中正獲取行狀內容的途徑提出了疑問。聶溦萌回應稱，中古早期的行狀是駢文，與史傳文體不同。目前南朝和北朝的材料差異，確實是研究中的一種困境。不過北朝并非沒有行狀，只是目前沒有完整的行狀原文保存下來。本報告探討的是一種撰述機制，不排除史官能動地采用多樣史源的可能。

本場第二位報告人是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黃楨，他帶來的題目是《說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之北巡》。黃楨通過仔細梳理太和十八年孝文帝突發北巡的前因后果以及巡行途中對各種事件的處置，展現出孝文帝遷都洛陽過程中各方勢力間的沖突及弭平過程。孝文帝在巡行途中所做的多種政治活動，凸顯出孝文帝更新政治文化的追求。

與談人劉瑩認為，孝文帝太和十八年的北巡和軍事行動，有可能并非突發，而是對原有計劃的調整。另外，北魏時期皇帝巡行是一種重要的統治方式，她亦對孝文帝遷都以后巡幸活動的意義提出了疑問。與談人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陸帥認為，目前史籍中見到反對遷都的記載比較多，而在這一過程中，那些中立者、搖擺者的態度和抉擇也有必要加以分析。此外，反對遷都者的理由大都冠冕堂皇，其背后究竟有著怎樣的真實訴求亦需加以探究。魏斌針對過于線條化的思路提出了反思，應該考慮到孝文帝在北巡途中更為豐富的活動。黃楨回應稱，孝文帝遷都之后，隨著華夏化的進程，皇帝巡行逐漸受到士大夫的制約，部分出巡主要是因軍事需求而為。

本場第三位報告人是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陸帥，題目為《江南的具象：吳都建業的物質圖景及其特征》。該報告擇取吳都建業的城邑格局、生活空間分布、青瓷和墓葬形制等方面，展示了六朝早期江南地域歷史的特點，即一是由大小私兵軍團組成的孫吳政權所具有的高度軍事性，二是江南開發過程中的拓殖色彩及其華夏邊緣的文化心態。

與談人廈門大學歷史系周楊指出，該報告為物質文獻證據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方法，他希望研究能更好地將微觀考察與宏觀研究結合起來，亦希望報告人能夠凝練出江南城邑的發展模式。與談人劉瑩對“苑城”的名稱和性質提出了疑問，她同時述及長江中游地區的孫吳墓葬形制與長江下游地區的墓葬形制的關系問題。林昌丈針對報告中指出的孫吳文化心態上的保守性，提出思考漢末三國南方區域的普遍性和建業地區特殊性的建議。魏斌亦認為可進一步將長江下游地區和中游地區進行比較考察。

本場第四位報告人是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孫齊，題目為《古靈寶“未出”經研究》。該報告圍繞敦煌本《靈寶經目》中標明“未出”的經典展開探討。以往學者認為，“未出經”指陸修靜之后、北周《無上秘要》成書之前陸續問世的晚出靈寶經。孫齊則對此提出質疑，認為“未出經”并非在陸修靜時代尚未作成，而極有可能是當時已經流傳于世，只是被陸氏主觀判斷為“偽經”的一批早期靈寶經。

與談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陸辰葉指出，真、偽與“已出”、“未出”是兩種不同的概念。與談人魏斌從學術史意義肯定了本報告對“未出經”研究的價值，同時提出了道經亡佚現象與道經目錄編纂關系的思考。杜樹海則從道教正統性的爭奪角度提出對“已出”、“未出”的思考。中國歷史研究院陳志遠提出，拋開陸修靜的目錄框架研究靈寶經，可能會有新的發現。胡鴻則對陸修靜據以進行標定工作的經目的來源問題以及陸修靜信奉此目錄的緣由提出了疑問。孫齊回應稱，經目在陸修靜之前已經存在，并對真偽等問題進行了解答。

唐代制度的時空運作

11月8日上午進行第三場報告會，主題為“唐代制度的時空運作”，由廈門大學歷史系水海剛主持。

第一位報告人是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李永，題目為《唐代都城的時空管理與時空秩序》。該報告選取唐代長安城承天門擊鼓、夜禁與宿直、帝王視朝等事項，探討這些事項所反映的統治者賦予時間與空間的社會性、秩序性內涵。

與談人水海剛對唐代城市時空管理的淵源、變化等提出了疑問，同時對如何把握秩序及秩序掌控者對秩序本身的破壞提出了反思。與談人廈門大學歷史系王炳文指出，唐代漏刻隨時日而變，不知這種變化是否會體現在承天門擊鼓活動中。此外，王炳文對唐代不同時期夜生活的變化、帝王與宮城之外的都城空間關系等提出疑問。劉瑩將建康城端門擊鼓現象與唐長安城承天門擊鼓現象進行了關聯性探討。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陳文龍亦對報告中的一些具體內容有所補充。李永回應稱，唐代的坊市制度通常追溯于北魏平城，不過坊市制度仍以唐長安城最為典型。唐前后期夜生活的變化的確存在，但夜生活的突破，首先表現在坊的內部，在街道上仍然施行嚴格的宵禁制度。

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胡耀飛是本場第二位報告人，他報告的題目是《長慶鎮州行營考》。該報告對唐長慶年間鎮州行營的建置過程及作戰情況進行了仔細梳理，并探討了白居易《論行營狀》對唐中后期施行的行營體制的反思。

與談人周文俊指出，行營是朝廷整合各地半獨立勢力軍事力量組成的一種臨時性軍隊，這些臨時整合而成的軍隊涉及到各地方勢力的復雜關系，對行營內部各種勢力的紛爭加以考察，或有助于加深對行營體制的理解。與談人林昌丈提出，鎮州行營的制度與其它行營的制度相比有何區別的問題。此外，行營的兵源各有來源，朝廷是如何控制這些多源的軍隊，行營和藩鎮等又是如何應對行營制度的。李永對行營中的都監和監軍的來源及身份提出了反思。王炳文則指出白居易在唐廷中的政治歸屬問題與其制作《論行營狀》的關系問題。胡耀飛回應稱，內地與邊疆的行營制度存在一定差異。諸鎮出兵的情況，有其各自的原因。

本場第三位報告人是廈門大學歷史系王炳文，報告題目為《三千唐馬——唐馬政神話的政治隱喻及其流變》。該報告指出，唐代前期由三千匹馬發展到七十萬馬的馬政神話，實際上是疊加唐初若干重大歷史事件后產生的一種政治隱喻。

與談人李永指出，“三千馬”實際上是一個虛實相間的概念，需要具體分析。唐玄宗時期馬政神話的塑造，可能與開元年間對貞觀時期歷史的重塑有關，可以深入探討張說塑造貞觀馬政神話的背景。與談人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李猛針對報告中所用的一些重要文獻進行了補充和探討。胡鴻指出報告中對赤岸澤在渭南的判斷與傳統意見相左，對這一論斷應該提供更多的證據。

梁武帝與南朝佛教的展開

第四場報告會的主題是“梁武帝與南朝佛教的展開”，由中山大學歷史系周文俊主持。

本場第一位報告人是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李曉紅，報告題目為《梁武帝天監十六年“去宗廟牲”始末考論》。她在報告中指出，“去宗廟牲”是蕭梁王朝禮樂制度轉向崇釋老的關鍵標志，這一轉向體現出梁武帝“孔釋兼弘”“道貫幽顯”“義高三王”的禮樂追求，并將之與其后蕭梁的北伐、劉薩訶禮拜阿育王造塔、佛弟子修孝順觀念的興起等現象進行關聯思考。

與談人陳志遠指出，天監六、七年時，梁武帝主導了神不滅論爭、宗廟去牲諸論議，相比北方的戰事勝利，可能更直接的原因是齊梁之間避難逃到嶺南的幾位學問僧在天監四、五年間回到建康。這個知識群體為梁武帝的改革提供了理論的支撐。與談人李猛指出，在梁武帝之前，齊武帝、蕭子良等人已經有過去殺、除肉的舉措，梁武帝“去宗廟牲”的行為，或可放在這一大的歷史脈絡下進行考察。周文俊提出對報告中的部分結構內容進行調整。李曉紅認為，梁武帝推行去殺，的確存在一個很長的醞釀過程，不過本文重點探討梁武帝本人強力推行“去殺”的心理動機，探尋這種行為與梁武帝本人政治訴求的關聯。

本場第二位報告人是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李猛，他報告的題目為《梁武帝〈敕答臣下神滅論〉與梁初佛教》。該報告對學界普遍接受的《神滅論》有兩個版本的看法提出質疑，認為現存文獻屬同源文本。報告詳細梳理范縝《神滅論》相關辯難的發生過程，揭示出蕭衍在該事件過程中貫穿始終的影響。

與談人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楊祖榮認為，從學術史意義來看，探討《神滅論》的創作時間可能要大于對《敕答臣下神滅論》的討論。此外，報告中探討《神滅論》為一個版本而非兩個版本的論點，仍有待進一步論證。與談人李曉紅亦對《神滅論》的文本問題提出了一些反思與探討。李猛認為，目前關于《神滅論》版本的問題，學者均是立基文獻進行的推論，仍需進一步思考。

中國歷史研究院陳志遠是本場第三位報告人，他報告的題目為《傅大士彌勒分身形象的思想淵源》。該報告圍繞傅大士僧團展開討論，傅大士僧團將傅大士塑造為彌勒分身，傅大士彌勒分身信仰超越此前彌勒降生信仰的整體性特征，回應當世信眾的個體性訴求，使彌勒信仰具有了新的意義。傅大士僧團的思想淵源，一方面是模擬江南流行的觀音信仰，同時也受到建康主流僧團知識的輻射影響。

與談人孫齊指出，傅大士的思想和形象已經被后世的塑造遮蔽，目前看到的傅大士形象，很可能是他的弟子們塑造而成。所以需要將傅大士的自我形象塑造和后人對他的塑造加以區分。在歷史過程中，尤其是南朝至隋唐時期，傅大士被多層包裝，所以論證時要對傅大士的相關文獻進行甄別。與談人楊祖榮認為民間思潮或許對傅大士的形象有所影響。此外，為傅大士僧團帶來建康主流僧團知識的慧和在傅大士僧團中地位不高，引人疑竇。胡鴻對傅大士的思想主要來源于佛經抑或故事提出了疑問，并提出慧和加入僧團后帶來的具體影響等問題。李猛則對慧集追隨傅大士的動機及其行為提出疑問。陳志遠回應稱，傅大士所居附近的剡縣興造的大佛會給當地人帶來一定的沖擊，圍繞大佛誕生的靈驗記之類的故事會傳播影響到周邊民眾?！锻Ｋ洝房赡苁歉荡笫康茏訛楦荡笫恐谱鞯膫谓??；奂瘏⑴c傅大士僧團的行為和動機中，利益交換的跡象比較明顯。

綜合討論

本次工作坊的綜合討論階段由陳志遠主持。他指出，當下的歷史學界，對歷史學的考察似有兩種視角，一些學者關注國家上層制度和結構，一些學者比較關心社會下層的結構性內容及基層民眾。同時，文獻學較為盛行，滲透到歷史研究的各個領域，社會學及人類學的知識也較多進入歷史學研究中。在當下考證工作較為豐富的基礎上，如何借助于其它學科建構中層理論引導學術發展，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內容。陳文龍指出，對于中觀層面理論和概念的構建，需要深入理解相關理論之后，將之作為歷史學研究的背景。近些年社會文化史研究的下層視角非常盛行，但仍有不少上層問題有待解決。二者雖有所沖突，但仍可以在研究中將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研討。

劉瑩認為大家研究中的個人色彩表現得比較濃厚，研究視角多元的同時，卻帶來了深入溝通的障礙。周文俊認為歷史學仍是一個非常包容的學科，即以制度史為例，兼存閻步克及劉志偉所做的不同路徑的研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理解問題。胡鴻認為，隨著研究的深入，無論是自上而下的視角還是自下而上的視角，都不可避免地會出現碎片化現象。中古史知識量有限，學者間仍可以相互了解，這是相互交流的基礎。孫齊亦認為碎片化是難以扭轉的趨勢，學者們應從理論、關懷、趣味和寫作技巧上尋求共通之處。林昌丈認為每個時代都有與之相關的學術風潮，學術視角已經不成為問題，而是需要在多元化的視角下盡可能地豐富、提升史學的立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