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古越都”諸暨以西施故里著稱，據說自古以來多美女，而以“盛產”哲學家著稱則還是相當晚近的事。

諸暨之成為“哲學之鄉”——至少是二十世紀的“哲學之鄉”，中國現代最著名的專業哲學家之一金岳霖先生之族譜的發現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件。在一般知識大眾的心目中，以電視劇《人間四月天》中的“男二號”聞名的金岳霖一直被認定為湖南長沙人，似乎與諸暨沾不上邊兒。

應該是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后，在上海圖書館和浙江諸暨金家村，分別發現了纂修于1945年左右的《靈泉金氏宗譜》，此譜輯錄靈泉（現為金家村）金氏共30代，其中有關于金岳霖的記載：“涵一百四十五，名岳霖，字龍蓀，留學美國，哲學博士，現游歐洲，生于光緒己未年閏五月廿日（即公元1895年7月14日）”。

據見過此譜的記者報道：金岳霖的父親金珍，是諸暨縣學庠生（秀才），因太平天國運動波及諸暨，遠赴湖南投奔任永定縣知縣的堂叔祖金兆基，入幕作師爺。后在湖南娶妻生子，落地生根，所以學界大多將金岳霖稱為“湖南長沙人”。其實金岳霖自己在回憶錄中曾提及他父親是浙江人，還說依照辛亥革命之后以中山先生為首的政府頒布的一部法律，里面有一條說在什么地方生長的就是什么地方的人，那么他是湖南人是毫無問題的。但是按照以父親之出身地為籍貫的舊例，則金岳霖之為諸暨籍哲學家同樣斷然無疑。

金岳霖是個有故事的哲學家，這不但與林徽因有關，更與他自己有關：據說他三、四歲時就憑著天賦的邏輯感從“朋友如金錢”和“金錢如糞土”中“推出”了“朋友如糞土”；據說他在西南聯大做過一個題為“《紅樓夢》里的哲學”的講座，而結論是《紅樓夢》與哲學沒有什么關系；據說他對艾思奇在燕園批評形式邏輯的評論是：艾思奇同志的報告很精彩，他講的每一句話都符合形式邏輯；據說他戴著大墨鏡（因為眼睛怕光）坐著黃包車（一說平板車）在王府井逛街，對人說是在響應毛主席深入群眾的號召；據說他晚年經常講他對不起人民，培養了三個“跟不上時代”的學生：沈有鼎、殷福生（海光）和王浩。

作為中國現代邏輯學的祖師和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除了大量論文，金岳霖主要有《邏輯》、《論道》、《知識論》和《羅素哲學》四部著作，共中《邏輯》列入民國教育部部定大學用書，《論道》和《知識論》代表金岳霖的哲學體系，而《羅素哲學》則是其1949年以后唯一的著作，且是在其身后由其學生，同樣是諸暨籍的哲學家馮契先生委托學生整理出版的。

雖然金岳霖是中國現代邏輯教學和研究的主要創始人，但據他自己在自傳材料中說，他是“先教邏輯再學邏輯”的。金岳霖早年在哥倫比亞大學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鄧寧教授的指導下以一篇題為《T. H. 格林的政治思想》的論文獲得博士學位，后游學歐洲。在到清華教邏輯后又至哈佛研修邏輯。1936年始出版《邏輯》一著。也因為此著屬于當時的部頒教材，所以風靡民國學界，客觀上造就了作者作為中國現代邏輯學之“開山祖”之地位。

如同與金岳霖一同創辦清華哲學系的馮友蘭之不滿足于做一個哲學史家，而要做一個哲學家；不滿于“照著講”，而要“接著講”，金岳霖也不滿足于做一個邏輯學家，而是要做一個哲學家。繼在1940年發表《論道》，又在抗戰后期寫作《知識論》，由于跑警報致七十萬字舊稿被毀，后又逐字重寫，最初在1959年作為“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批判參考資料”先行內部出版，又在八十年代由商務印書館與《論道》一起重印。

金岳霖曾經形容馮友蘭善于把復雜的問題講簡單，而他自己則善于把簡單的問題講復雜，又說前者的新理學是“新瓶裝舊酒”，而他自己的《論道》則是“舊瓶裝新酒”。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中，金岳霖又提出“中國哲學的史”和“在中國的哲學史”的區分，并認為與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根據于一種哲學的主張而寫出來的” 不同，馮友蘭并“沒有以一種哲學的成見來寫哲學史”，也就是說，馮友蘭所注重并得到金岳霖認同和贊賞的，“不僅是道而且是理，不僅是實質而且是形式，不僅是問題而且是方法。”

按照郁振華教授關于“科玄論戰”之后中國現代哲學中清華實在論、北大觀念論和延安唯物論“三足鼎立”的“譜系”，與以熊十力為代表的觀念論傳統代有傳入不同，無論馮友蘭還是金岳霖，新實在論的哲學傳統一直并沒有可與觀念論傳統相頡頏的哲學家出現。在此意義上而言，清華哲學系之得馮契與北大哲學系之得牟宗三之比擬的確并不是其來無因的。

在晚年所撰的“憶金岳霖先生以及他對超名言之域問題的探討”一文中，馮契回憶他在昆明從金先生受教的情況，尤其是在昆明郊區司家營清華文科研究所師生兩人一對一上課的情形：“開始讀休謨的Treatise時，只有一本書，由我捧著朗讀，金先生半閉著眼睛聽我讀，讀到其間，他說：‘打住！’便向我提問，要我回答……從這方面解析，從那方面探討，又從第三方面考慮，等等，不一定得結論。但把問題引向深入了。金先生對休謨的書真是熟透了，哪一頁上有句什么話，有個什么重要概念，他都記得，并且不止一次地提醒我：‘要認真讀幾本書，不要浮光掠影把書糟蹋了！’”

對于金岳霖在《論道·緒論》中區分“知識論的態度”和“元學的態度”，以為知識論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學的裁判者是整個的人，馮契認為這個提法可以商榷：“我認為，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認識論也不能離開‘整個的人’。”也就是說，認識論也應研究關于智慧的學說，討論“元學如何可能”和“理想人格如何培養”的問題。事實上，從題為《智慧》的碩士論文，到晚年的“智慧說三篇”，馮契一直把意見、知識與智慧的關系作為自己探索的哲學總問題。他認為金岳霖偏重的是如何能“達”，亦即如何能把超名言之域的智慧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而他自己則著重考察如何能“得”，亦即如何能“轉識成智”，獲得智慧的問題。

面對自己的學生的批評和修正，金岳霖一方面承認《知識論》只講名言世界，而把超形脫相、非名言所能達的領域交給元學去探討，另一方面又鼓勵馮契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探索，并敏銳地意識到馮契所論“可能還更接近中國傳統哲學”。金岳霖還提出可能有兩類哲學頭腦，一類是abstract mind，另一類是concrete mind，并認為自己偏于abstract，而自己的學生則更喜歡concrete。

有意思的是，作為金岳霖和馮契這個哲學傳統繼承人的楊國榮教授也是一位諸暨籍哲學家，而他的主要哲學成就，亦即“具體形而上學”的系統建構，正是秉承著這個由知識論和形而上學、抽象和具體的討論框架所做的“具體”推進。而其與金—馮哲學傳統的內在關聯以及學術上的相關闡釋，則尤其體現在《實證主義與中國近代哲學》一著及其不同版本的附錄中。值得注意的是，楊國榮在這種哲學傳統中所做出的“推進”在某種程度上同樣呈現出了一種“迂回-detour”式的“戰術”——用《迂回與進入》的作者，法國漢學家Francois Julien的話來說：“意義的到來像所有東西的到來一樣不屬于行動，而是屬于等級秩序，屬于過程。總而言之，迂回的價值在于：借助自己引起的距離，迂回通過擺脫意義的所有指令（直接的和命令的），為變化留下了‘余地’，并且尊重內在的可能性。”

十月的最后一天，秋光明艷，在諸暨籍哲學家酈全民教授的籌劃和操持下，我和幾位同事一起踏上了諸暨籍哲學家的尋根之旅。我們首先來到了現在屬于東和鄉的施家塢村，在當地鄉人和鄉賢委員會的向導下，來到了馮契先生的故居，雖然祖屋已經整修過了，但是馮先生少年時的讀書處，那片蒼翠的竹林依然，那環抱著小山村的群山依然。

“馮學”專家晉榮東教授還從馮先生族人的介紹中找到了足以補正當年認知的某些重要細節。而我作為馮先生的同鄉，除了在同事們的鼓動下用家鄉方言朗讀馮先生的名句“不管處境如何，始終保持心靈自由思考，是愛智者的本色”，似乎更多關注和引起共鳴的是那些細節中所體現的所謂諸暨人的某些品性特點，例如嫉惡如仇、剛正不阿之類。雖然我笑稱諸暨人的這些“特征”有時只是為了刻意與例如蕭山人和紹興（城里）人“區分”開來而自我暗示和強加的標簽，當然這并不是要否認地理環境、從業慣習以及所謂“民風”在局部解釋某些品行特征時的“參考價值”。

從施家塢村所屬的馮蔡行政村文化禮堂出來，我們驅車直奔位于金家村的金岳霖先生祖居，終于在夕陽西下時分來到了傳說中的這個所在。這是一所老舊的宅第，只有那殘存的高大圍墻還在暗示主人當年的身份，而其余的一切仿佛都已淹沒和流失在時間的塵埃中了。其實這個村子離開我的高中草塔中學只有不到三公里，我的金姓同學中就有幾位是那個村子的，想來他們中應該也有屬于金先生的族人的吧。

次日上午，紀念馮契先生誕辰105周年座談會在諸暨市社聯的熱情安排和張羅下在浦陽江畔召開了。在陳衛平教授主持下，晉榮東和郁振華兩位教授分別介紹了馮契先生的生平經歷和思想歷程，以及馮門后學傳承和弘揚馮契哲學的具體舉措。“馮學”研究第一人晉榮東果然名不虛傳，用近一個小時報告了馮契學生時代的上半部分，以從延安回到昆明復學為界。報告圖文并茂，尤以馮契參加“一二九運動”前后的資料為翔實。在聽報告的過程中，我還按圖索驥，在孔網上下單了兩部相關的回憶錄，分別是趙德尊的《征程鱗爪》和僅印600冊的《趙繼昌回憶錄》。

作為“金-馮學脈”的主要詮釋者和闡發者，郁振華區分了擁有傳統的三種方式：博物館式的擁有，牢籠式的擁有和工作坊式的擁有。從其闡釋來看，馮契對金岳霖的哲學體系所采取的方式其實已經例示了這種工作坊式的擁有，這尤其體現在堪稱其畢生最重要的論文“論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之中。此文分別從作為認識的自然過程、作為科學的認識方法和作為實現理想的活動三個方面論述了“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的具體內涵。無論如何，作為從金岳霖的“以經驗之所得還治經驗”“引申”而來的“以得自現實之道還治現實”這一原理的“引理”，把“理想與現實的關系問題從形而上學的天國拉回到人世間來”，至少為同樣作為馮契門生的童世駿教授——這是一位與諸暨相鄰的蕭山籍的哲學家——把理想與現實的關系作為最重要的哲學問題奠定了部分學理基礎。

職業哲學家的報告結束之后，與諸暨籍“民哲”們的“對話”開始了，當幾位馮門弟子與馮契先生故鄉的哲學愛好者們開始就知識與智慧、“轉識成智”、“名言之域與超名言之域”等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時，在一片短暫的空白之后，我腦海中浮現和盤旋著的除了頭天黃昏看到的秋風蕭索中的金岳霖祖居，更還有金岳霖對馮契說過的這句話：“哲學既不會終止，也不會至當不移。哲學總是繼續地嘗試，繼續地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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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應奇，系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