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逖北伐以其私家武裝為核心，規模不大，但從西晉建興元年（313）祖逖率部曲百余家渡江北伐，至東晉太興四年（321）祖逖病死，堅持八年，一度占據黃淮地區，迫使羯人在華北所建的后趙不敢進攻河南。以往學界強調祖逖北伐的堅定意志和民族性，將失敗原因簡單歸結為東晉統治集團的不支持和牽制，但如將祖逖北伐放置在東晉門閥體制中，就會發現祖逖北伐的成敗和祖逖家族的覆滅，很多都是取決于東晉門閥體制的制約與影響。

祖逖北伐是東晉門閥體制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

西晉末年，北方胡族酋帥趁八王之亂后紛紛起兵建政，胡漢矛盾空前激化，北方高門士族、次等士族流民帥紛紛率領宗族鄉里和依附人口流徙各地，南渡江淮。永嘉五年（311），都城洛陽陷落后，出身范陽次等士族的祖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在南渡途中，祖逖“多權略”，能應對北方混亂復雜的政治局勢，他把自己的車馬讓給同行的老人、病人，把藥物、衣糧與流民共享。由此，獲得同行的鄉黨、流民的擁戴，被推為“行主”。祖逖率眾到達泗口（今江蘇淮安市西南）后，被西晉皇室在江南的最高統治者司馬睿任用為徐州刺史，尋被征為軍諮祭酒，遂率領家族鄉黨暫時居住在京口（今江蘇鎮江市）。

如田余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中所論，東晉形成了司馬氏皇權與門閥士族共治天下，司馬氏垂拱而居帝位，北方高門士族當權專兵，吳姓士族既得經濟利益不受侵犯的門閥體制。高門士族可憑借權勢地位獲得田宅和勞力，而范陽祖氏、盧氏等北來的次等士族流民帥，大多處于統治集團中下層，所任職官在朝廷無實權，所任刺史、太守等地方官則無實土，無法給其帶來實際權益。在吳姓士族看來，次等士族與高門士族一樣是北來的“傖楚”，是被排斥的對象。在高門士族看來，次等士族雖有武力，但是與自身門第、文化、修養相差懸殊，無法與次等士族結為一體，只能對其階層加以利用和防范。這是東晉門閥體制中無法克服的體制性缺陷。

北來次等士族實際上是在東晉門閥體制的夾縫中生存。高門士族可利用權力和地位，在建康及吳會地區獲得良田美宅。沒有政治權位的北來次等士族，雖盡量選擇京口、晉陵等邊遠荒貧之地，安置追隨自己南渡的宗族鄉里和依附人口，但他們與吳姓士族圍繞土地和糧食的沖突不斷。如依附于祖逖的賓客義徒“多為盜竊，攻剽富室”，祖逖“輒擁護救解之”，飽受吳姓士族指責。祖逖所招徠的賓客大多是“暴杰勇士”，祖逖待他們如子弟，具有很強的戰力，很可能會因爭奪土地和糧食與吳姓士族爆發武力沖突。與其在江南受制于高門士族、吳姓士族的擠壓，供養追隨自己的家族成員、賓客都成問題，不如趁北方政局混亂，北伐中原收復失地，開拓屬于自己的勢力范圍，在門閥體制之內贏得一席之地，因此祖逖北伐是東晉門閥體制內部不同士族階層政治經濟矛盾發展的結果。

在祖逖提出要北伐雪國恥時，司馬睿除給祖逖“千人廩，布三千匹”象征性的經濟支持外，主要是任命祖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任其招募軍隊，賦予祖逖開辟地盤和擴充武裝勢力的政治合法性。當時，司馬睿自身權位很不穩固，在政治和經濟上尚需依靠高門士族、吳姓士族，沒有能力給予祖逖北伐更多的支持。可見，門閥體制能給以祖逖北伐的實際支持極為有限。這使祖逖非常清楚北伐根本指望不上弱勢的司馬睿，只能靠自家子弟部曲。這是祖逖率眾渡江北伐，當船至中流時發誓“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的原因。

祖逖北伐的雙重性質與塢壁共同體的關系

祖逖北伐戰略是先占據黃淮，然后渡河北進“掃清冀朔”。當時后趙勢力尚未控制黃淮，眾多塢主是黃淮社會秩序的主導者。由流民帥、本地豪強大族充當塢主的塢壁共同體，是當時北方社會基層較為普遍的組織形式。西晉在北方統治雖然崩潰，但在胡漢民眾之中還有巨大的號召力。北方一些堅持抵抗匈奴漢國、后趙的胡漢豪強勢力，如遼西鮮卑段匹磾、遼東鮮卑慕容廆、并州劉琨、河南李矩、郭默等都將“尊奉晉室”作為提升政治影響，獲取民眾支持的有力武器。中原漢族百姓也普遍有反抗胡族統治的民族意識。因此，黃淮塢主大多接受留在北方西晉官員的任命，或者自封為西晉刺史、太守等職銜，彼此之間既為爭奪地盤混戰，又因對抗胡族政權相互聯合。

祖逖是奉司馬睿之命出師北伐，統轄黃淮各地塢主的“統主”，具有黃淮各塢主無法比擬的正統性。如反對祖逖北伐，就是對抗晉室，就有可能部眾離散，這是祖逖北伐所經之地，用來說服流民帥塢主聽從自身號令，歸附東晉的政治利器。因此，祖逖北伐具有鮮明的民族戰爭性質。黃淮塢主看重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塢壁和部眾。祖逖北伐原本就含有為部眾占有土地的經濟目的，且北伐沒有后勤支持，不斷壯大的北伐武裝需要大量糧餉軍械。這使祖逖北伐所占一地就要“勸督農?！?，占有土地和籌措糧草物資。祖逖所率北伐武裝實際上是一支有上萬部眾依附民，需要不斷占有土地和吸納勞力的墾殖共同體。這無疑會侵犯該地塢主的經濟利益，這是一些塢主與祖逖反復為敵，乃至轉而投靠石勒，換取軍事支持的原因。由此，祖逖北伐又具有北來次等士族與黃淮塢主、后趙胡族政權，爭奪土地和人口的兼并戰爭性質。

民族戰爭和兼并戰爭的雙重性質，使祖逖不僅要堅持尊奉晉室、收復中原的政治口號，還需要用實際的經濟利益獲取黃淮塢主的支持。為此，祖逖雖拒絕與后趙通使，但默許部眾、眾塢主與后趙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考慮到塢主處于后趙軍事威脅之下的實際，祖逖允許塢主既聽命于自己，又可服從后趙。由此，祖逖所率的北伐武裝是當時南北能在政治和經濟上維護黃淮眾塢主利益的政治勢力。祖逖北伐也是以祖逖為行主、塢主的共同體與黃淮各類塢壁共同體威信凝聚力的競爭。祖逖能突破門第界限與地位低微的流民帥、土豪乃至依附民交往，“愛人下士，雖疏交賤隸，皆恩禮遇之”；在北伐武裝共同體的經濟社會活動中，祖逖“克己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祖逖所率的北伐武裝是能給黃淮百姓提供生活保障、和諧人際關系的共同體。從民族意識宣揚、經濟利益維護、利益共同體構建看，祖逖所率的北伐武裝是當時最能維護黃淮塢主民眾利益，深得黃淮人心的政治勢力。這是祖逖能獲得黃淮塢主群體大力支持，以弱勝強打敗后趙，控制黃淮的重要原因。由此，祖逖北伐是東晉時南渡次等士族在黃淮重新構建塢壁共同體組織的社會運動。

門閥體制是祖逖北伐武裝失敗、蛻變的重要原因

祖逖北伐屬于司馬睿授權祖逖領導的軍事行動，司馬睿雖沒給祖逖多少支持，但祖逖北伐仍要受東晉朝廷政令的管理和門閥體制的影響。從戰略上司馬睿需要北伐占領黃淮，以擴大戰略防御屏障；從財政上東晉朝廷能征發的賦役極為有限，官僚體系和高門士族群體消耗了大量財政，無力支持大規模的北伐戰爭；從權力分配上，北方高門士族把持的東晉朝政，不會允許次等士族借北伐之機坐大難治；掌握江南財力經濟的吳姓士族，則根本不支持給其帶來不了任何利益的北伐。由此，東晉門閥體制需要，并且能支持有限度的防御性北伐，無法支持、也無法容忍長期以收復中原舊土、客觀具有擴充北伐將領私人勢力的進攻性北伐。這是祖逖北伐即將北渡黃河之時，司馬睿派吳姓士族戴若思為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鎮合肥，節制祖逖北伐的原因。這意味著祖逖北伐的終止，祖逖用北伐建功立業、在東晉門閥體制占有一席之地的努力付之東流，成為導致他悲憤驟卒的主因。

祖逖統率的北伐軍是以祖氏家族、宗族成員為核心，以鄉里部曲為基本成員，不斷吸收依附民加以壯大，通過個人道德權威、血緣、鄉里、經濟關系結合而成的私人武裝共同體。在中古時期，這種私人軍隊具有世代依附性，祖逖病卒后，其部眾被其弟祖約掌握。祖約在統軍撫御上遠遜于祖逖，不為士卒、塢主所附，同鄉李產就因此帶領宗族北返任官后趙。長此以往，祖約統轄的上萬部眾可能就會離散。在東晉門閥體制中，次等士族流民帥幾乎無法通過任官、聯姻等正常途徑，提升家族地位。既然無法繼續北伐，祖約只能率領部眾介入到東晉門閥權力斗爭中，以期依靠武力軍功實現權位躍升。祖逖所建的北伐武裝共同體，由此蛻變為祖約提升家族地位的政治工具。

永昌元年（322），祖約所率的私家武裝在東晉朝廷平定荊州刺史門閥王敦發動的奪權叛亂中起了一定作用。在掌握朝政的高門士族看來，祖約及其家族武裝僅是一支用來打擊荊州等地叛亂勢力、抵御胡族南侵，可以隨時犧牲拋棄的流民武裝。受東晉高門士族掌軍專權的體制限制，祖約沒能憑借平叛之功進入東晉權力核心，“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祖約率軍南下平叛之時，后趙步步緊逼，東晉朝廷也沒有給以其支援，祖約“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既然依靠武力軍功也不能提升自身權位，還備受排斥。出于維護家族權益、私人武裝共同體的考慮，咸和二年（327），祖約只能與同受門閥排擠的流民帥蘇峻發動旨在奪取東晉最高執政權的叛亂，雖一度攻陷都城建康，但最終被荊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溫嶠所率的聯軍打敗。祖約在與蘇峻發動叛亂時，后趙石勒趁機占據了其根據地壽春（今安徽壽縣），祖約被迫率親屬宗族子弟數百人北投后趙。祖約投奔后趙后，為安置家族成員和鄉黨，大力招引賓客，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引起當地地主的普遍反對，后趙主石勒為穩固統治秩序，將祖約一族大部誅殺。

余論：祖逖北伐是東晉門閥政治體制性缺陷的突出反映

從祖逖北伐和祖逖家族的遷徙敗亡可知，東晉門閥體制幾乎沒有次等士族流民帥正常上升的空間和途徑。東晉門閥體制皇權不振，士族掌權專兵的權力分配結構，從根本上排斥次等士族。次等士族是打著尊奉晉室的旗號，南渡江淮、北伐中原、團聚部眾，這意味著他們無論是北伐，還是叛亂，都無法脫離支撐東晉司馬皇權的門閥體制。然而，門閥體制既不可能支持大規模的進攻性北伐，又無法給其北伐武裝以出路，這是祖逖北伐以及后來的庾亮、桓溫、劉裕北伐無一例外或是先勝后敗、或是中途而廢，北伐武裝轉變為同門閥爭權的武裝力量，不斷打擊門閥，削弱其勢力，最終導致出身次等士族的劉裕依靠北府兵，以及北伐的權威代晉建宋，開啟南朝由次等士族掌兵專權皇權政治的原因。

參考文獻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中華書局，1956年版。

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貴州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田余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